縱筆其一是什麼意思
在封建時代，而讀書人從小學習的經典，主要是儒家經典，其思想自然也以儒家思想居中。儒家思想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讀書人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渴望求取功名，然後建功立業，實現人生抱負。為此，他們或透過舉薦，或透過科舉等途徑走上官場，開始他們的仕途生涯，但在同樣的選擇下，他們的仕途生涯卻千差萬別，有的人飛黃騰達，然後步步高昇，雖然偶爾人生偶爾有波動，但總體來說一生順利，達到了實現理想與個人榮耀的雙贏。而有的人卻宦海沉浮，命運坎坷。
所以，“學而優則仕”，對文人們來說，或許是幸運，或許是不幸。那麼，透過文人幸運與不幸的仕途人生，我們能剖析出怎樣的原因，又提煉出怎樣的精神價值呢？
一、“學而優則仕”，文人人生幸運的大舞臺
“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唐代孟郊膾炙人口的《登科後》，可以說充分描繪了古代文人考取進士，有了做官的臺階後無比欣喜的心情。如果走向官場後既能實現人生抱負，又能實現人生輝煌，對文人來說，就是最好的結局。唐代的張九齡，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張九齡是唐中宗景龍初年的進士，唐玄宗開元時歷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他是唐代有名的賢相，是仕途功名和文學創作上共同取得非凡成就的傑出代表，更是儒家思想在文人士大夫身上得到成功實踐的典型人物。
張九齡幼時聰明敏捷，擅長寫文章。9歲知屬文，13歲能寫出好文章後來在詩文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完全可以讓他躋身開元時一流文人的行列。
張九齡的詩《感遇》12首中的其一和其二，名列《唐詩三百首》第一首，和陳子昂的《感遇》38首相提並論。由此可見其在詩歌方面取得的傑出成就。
比如《感遇其一》：
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
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
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從這首代表作中，我們可以看到張九齡善用比興，託物寓意，感情真摯樸素而清雅脫俗的詩風。
再如張九齡的五言律詩如《望月懷遠》：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
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張九齡《望月懷遠》
這也是張九齡的代表作之一，第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高華渾融，意境雄壯豁達，為千古名句。整首詩語言鏗鏘，意境清新，寄興深遠，在平淡清麗中有濃厚的情感底蘊和藝術功力，細細品味，甚是動人。
張九齡不僅是出色的詩人學者，也是有理想，有美德的正人君子。
在“學而優則仕”思想的引導下，他於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年），登進士第，從此開始了多次擔任地方官，又三度入京，最後任宰相的仕途生涯。在他病逝後，玄宗感念其昔日的忠貞，贈封為司徒，足見對其賞識。玄宗之所以對張九齡無比信賴和讚賞，主要是張九齡做官時為人極其正派，他忠耿盡職，秉公守則，直言敢諫，選賢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趨炎附勢，敢與惡勢力作鬥爭。
比如姚崇為宰相時，為政有“緣親是舉”之弊，雖然姚崇德高望重，執掌軍國大權，但任左拾遺的張九齡不懼其威望，仍然誠懇勸諫姚崇要“遠餡躁，進純厚”。姚崇採納了他的建議，開始重新整頓吏治。
張九齡在主理朝政時，敢於直言向皇帝進諫，多次規勸玄宗居安思危，整頓朝綱。大權在手的張九齡，絲毫不改其忠貞剛毅、正直無私，一心為國的本色。范陽節度使張守璉因為副將安祿山討伐奚、契丹失敗，捉拿護送他到京城，請求按照朝廷典章執行死刑。張九齡雖知道玄宗喜歡安祿山，但仍然堅決要求玄宗對安祿山處死刑，玄宗不聽，放了安祿山，後來安祿山果然造反，玄宗後悔不已，此時張九齡人已逝去，玄宗於是更加懷念張九齡。
所以張九齡罷相後，玄宗每次遇到向他舉薦人才的人，就會說“其人風度得如九齡否？”足見玄宗對張九齡的賞識。
張九齡不僅理想遠大，人品貴重，而且有出色的從政能力，這是許多“有報國志卻無報國才”的文人不能比的。
張九齡才識過人，為政務實幹練，是“開元盛世”著名的“三傑宰相”之一。
張九齡與宰相姚崇產生矛盾後曾回到家鄉嶺南一段時間，在這期間，他在請示朝廷同意後主持開鑿了長約十幾公里，寬約17米的“梅關古道”，使得交通大為改觀。後人譽之為“古代的京廣線”，不僅為唐代南北交通作出巨大貢獻，而且造福子孫後代。宋代大量移民南下，大庾嶺路對他們來說是最快捷的通衢大道。
張九齡任擢秘書少監，兼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時，他奉旨代撰敕文，當著皇帝的面，不用打草稿，待皇帝說完意思後立馬寫就，為此深為玄宗倚重。在他的文集中，代皇帝起草的敕文多達114篇。
張九齡知人善任，對當時朝廷的人才儲備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一方面選取京城賢能之士到地方任職，跟進培養他們的行政能力，；另一方面及時選拔地方官到中央任職，這樣的舉措，促進和人才的流動和迴圈，為人才的新陳代謝和國家政局的穩定起了積極的作用。正是基於張九齡的胸懷寬廣和賢明有為，杜甫、王維、孟浩然等許多當時名人，以及後世的文人士大夫，都對張九齡稱讚不已。
全面分析張九齡各方面的表現，我們可以看出，張九齡能在進入仕途後，實現文人無比嚮往的封侯拜相的人生幸運，又不因做官而消磨文學創作的激情和能力，其中一個原因，是他有理想、有品德、有才幹，各方面都非常優秀，達到了文品、人品、才幹的有力統一，所以在盛唐人才濟濟的朝廷裡，站得住腳，行穩致遠。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開元前期的唐明皇，還是比較賢明的，因此能有力支援張九齡，一路扶持他登上宰相之位，而且，當時的朝廷風氣總體還是好的，姚崇等賢相留下的良好作風，還繼續影響著朝廷的風氣，所以張九齡能憑藉自己出色的表現，達成人生抱負和個人幸運的雙贏。
張九齡一生為官雖有波折，但卻沒有遭遇過於致命的打擊，總體上來說是比較順利，善始善終的，是令無數文人嚮往的成功典型。
除了張九齡之外，唐代的賀知章，後來的晏殊、歐陽修、王安石等人，也是“學而優則仕”後人生幸運的代表。他們用自己的生平所學，在造福社稷黎民的仕途中，成為在文學、品德、能力等方面令後來文人無比敬仰的精神領袖。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文人都有這樣的好運，他們能憑藉自己的才學而名滿天下，或者一舉高中走上仕途。然而縱然他們如張九齡一樣德才兼備，各方面都優秀，也不一定有張九齡一樣的幸運。在他們宦海沉浮的生涯中，後人讚歎他們卓越的人品和才學，卻也悲憫他們不幸的遭遇。比如蘇軾：
二、“學而優則仕”，文人人生不幸的煉獄場
客觀來說，北宋是一個對文人高度厚待的朝代，尤其是蘇軾生活的時代，但是，名滿天下的蘇軾，卻算得北宋時遭遇最不幸的文人之一。
嘉佑元年（1057）年，四十八歲的蘇洵帶著其子蘇軾、蘇轍進京參加科舉考試。次年科考，蘇軾、蘇轍同榜應試及第，名動京師。蘇軾前半生的輝煌，也從此正式開啟。主考官歐陽修、梅堯臣非常喜歡蘇軾的應試文章《刑賞忠厚之至論》，不禁讚歎到：“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在歐陽修等人的引薦下，宋仁宗見到了蘇軾和弟弟蘇轍，深感欣慰，高興地說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從此，蘇軾的詩文在京城流傳甚廣，幾乎到了家喻戶曉的地步。
嘉佑四年十月，在經歷母喪，守喪三年期滿後，蘇軾與嘉佑六年應制科考試，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
蘇軾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年輕時就關注國家現實，立志在為國辦實事中實現人生抱負。
這同樣從他的文章《教戰守策》中能看出來。名動京城的蘇軾不願在舞文弄墨中做一個皇帝的“御用文人”，或者在朝廷的黨爭中耗費光陰，所以他多次自請到地方歷練。按照蘇軾的志向和才學，或許，他應該像張九齡一樣在“學而優則仕”中走向人生的輝煌，但張九齡除了人生有幾次小的波折，總的來說一輩子順風順水，而他卻在仕途中，一次次走入不幸。
蘇軾在評價自己的人生時寫道：“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是的，讓蘇軾真正走向達觀的，正是這一次次的貶謫，但是，我們在看到貶謫成就蘇軾非凡人生的同時，卻不能因為這份達觀，而美化貶謫，認為文人只有在貶謫中才能成就偉大，進而把我們的審美愜意，建立在這些可愛文人遭受不幸的基礎上。事實上，誰也不希望貶謫，蘇軾和歷代文人那些貶謫後的達觀，還有貶謫後寫下的不朽之作，從某種意義來說，是蘸著血淚的傾訴，是帶著鐐銬的悽美之舞。
我們先從“烏臺詩案” 說起吧。在烏臺詩案中，連日的拷打、審問，難以下嚥的飯食，無情的人格和精神摧殘，讓蘇軾甚至想到了死，於是他便寫詩給弟弟蘇轍交代後事：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
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影視劇《蘇東坡》中的蘇軾
他希望如果自己死了，就讓蘇轍把他埋在西湖邊。但他又覺得會連累家人，所以又不得不痛苦地活著。
到了黃州後，敵人們不想讓他過得舒服，便處處監視，打擊他，所以蘇軾雖然有了自由，但日子過得很悽苦，這在他寫給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是的，一代文豪不得不混跡於樵夫漁民間不被人認識，還時時提心吊膽，害怕人監視他，更怕這封信會落到政敵的手中，給自己和朋友帶來連累。在家人接來之前，他大多是白天睡覺，晚上一個人出去溜達，見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絕不喝多，怕醉後失言。工資被停發了，為了解決衣食，只能在黃州城東建東坡農場，親自耕種解決溫飽，從此他便自名為“東坡居士”。
到了惠州時政敵們還不放過蘇東坡，他只有靠著自食其力，以及仰慕他的人接濟才，度過無數難關。
蘇軾前後遭貶謫路線圖
到六十歲時，他又被貶謫到蠻荒的海南島。在海南島上，朝廷不讓他住官舍，自己又一貧如洗，只能仍然靠人接濟度日。想寫詩文又沒有筆墨，只能自己動手製作。
到了宋徽宗繼位後大赦天下，風燭殘年的蘇軾才得以踏上返京的道路，到了靖江時，一代文豪再也禁不止這無盡的折騰而與世長辭。
縱觀蘇軾的一生，因為學而優入仕，更因為入仕而不幸。或許蘇軾把一切看透得太遲，所以在無數次的貶謫中備嘗艱辛，帶著無奈在艱辛中走向達觀。
品味蘇軾入仕後的不幸，可以得出以下原因：
1、恰遇改革，朝政多不寧
就像蘇軾在應考文章《教戰守策》中分析的，仁宗時候的北宋，看似百年無事，實際上危機四伏。一方面：內部冗官冗兵造成國家官僚體系和軍隊數量越來越龐大，朝廷和百姓負擔越來越重，但行政效率和作戰能力卻反而呈下滑趨勢。土地兼併，地主豪強的巧取豪奪造成階級對立矛盾不斷激化，只不過由於北宋高度的經濟和文化繁榮，這種矛盾被暫時隱藏而已。另一方面，北方的遼國和西北的西夏不斷壯大，時常騷擾邊境，掠奪財富，並有向北宋內部侵入的趨勢，而北宋朝廷耽於“澶淵之盟”後帶來的安寧，仍然用不斷向地方花錢買和平的方式，沒有加強國防和反擊強敵的長遠打算。文恬武嬉，國民普遍的不思進取，造成從朝廷到百姓，都對各種危機沒有清醒的認識，更談不上對策。
在此環境下，仁宗時的志士范仲淹推行慶曆新政，但因為沒有得到皇帝的堅定支援和朝政反對派的無情攻擊草草收場，剛剛露出苗頭的革新之風，就這樣被無情的扼殺，北宋又回到以前的局面。
而在地方任職的蘇軾，自己苦心經營的改革努力，也因為朝廷和地方的掣肘而多以失敗告終。
影視劇《蘇東坡》中的蘇軾
到宋神宗即位後，年輕的皇帝決心改變這一切，便極力支援全面變法的王安石上臺。所以，蘇軾那些平緩的改革建議，也被王安石所吸納，自然成了王安石重點栽培的物件，因此被人定位為“熙豐黨人”。但蘇軾看到了王安石變法的一些弊端後、又不因王安石賞識他而放棄直言規勸。“拗相公”王安石不但不採納，反而認為蘇軾是絆腳石，對蘇軾進行無情打壓。後來王安石變法失敗，司馬光代表的元祐“守舊派”上臺後，新法幾乎被廢黜殆盡。司馬光愛惜蘇軾的才學，拉攏蘇軾為自己陣營的人，於是蘇軾又被定位為“元祐黨人”。但蘇軾卻又認為，新法雖有過失，然而其好處亦不容忽視，不能一概廢止。這又招了司馬光的忌，被當做“熙豐黨人”再次貶黜。到後來以章惇為代表的“熙寧”黨人上臺後，蘇軾又被當成舊黨再次打壓，此時朝廷正直計程車大夫已經所剩無幾，而蔡京等小人卻個個飛黃騰達，他們更見不得才高又反對他們把持朝政的蘇軾，因此蘇軾再次被無情打擊。
所以，蘇軾生活在恰逢改革時時代，朝廷的皇權更迭，各種勢力的此消彼長，在北宋重文輕武的寬容環境裡，形成一股股無比強大的政治力量。各種力量圍繞改革前後相互攻擊，造成朝政的紊亂和政策的前後不一，在這種情況下，蘇軾做事只憑對得起國家、對得起良心的個性，自然使他不會因為政治鬥爭完全倒向任何一派，因此不論哪一派上臺，蘇軾都成了被打壓的物件，這是造成蘇軾仕途坎坷的主要原因。
2、無雙國士，盛名遭人妒
陸游在《釵頭鳳》中寫梅花時寫道：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這句詩用來形容蘇軾的遭遇，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人才濟濟的仁宗到哲宗朝，蘇軾不是因為水平低下遭人排擠的，反而是因為各方面太優秀，所以遭來眾人的妒忌。這種優秀，讓周圍同樣有名，或者無名的人，感到非常不舒服。是的，同樣是人，憑什麼你就名滿天下，受到皇帝的恩寵，眾人的追捧？羨慕嫉妒恨，這是一個經常在一起的連鎖反應。
所以，就像餘秋雨說的：
能把四周的筆墨比得十分寒傖，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點狼狽，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後你一拳我一腳地糟踐，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當這種嫉恨不斷醞釀時，就會讓嫉恨他的人逐漸有 “志同道合”的抱團效應。“烏臺詩案”，就是這種效應的爆發點。
影視劇《蘇東坡》中經歷“烏臺詩案”的
究其根本原因，就在於蘇軾名氣太盛，招致呂惠卿、舒亶、王珪、李定、沈括等一群人嫉恨。他們以蘇軾在湖州任上的一首詩為依據，不斷炒作和發酵，最終把蘇軾送進御史臺監獄。好在極力推廣新法的宋神宗並不昏聵，所以在朝中一些正直之士和親朋好友的幫助下，蘇軾得以保全性命，被髮配到黃州任團練副使。
烏臺詩案發生的時代，正是中華文化大繁榮的宋代——文人地位高度提升的宋代，但蘇軾的遭遇，讓我們再次看到了一個可怕的現象，那就是無論文明如何發展，人性的卑劣和醜惡，在制度的侷限下，只能被文明所包裝和壓制，卻難以徹底消亡，並隨時爆發出可怕的能量。
3、 秉性難移，真純世難容
從黃州開始，蘇軾的人生，基本上就在反覆貶謫和外放中結束。而這其中的原因，除了因為改革前後的朝政不寧，蘇軾過於名顯遭人妒忌之外，還與蘇軾真純難改的本色有關。
蘇軾是一個心中有國家、有百姓的真君子，所以是一個閒不住的人，被貶到地方後，仍然一心一意為百姓做事，而不在乎他的這份熱情會給自己帶來什麼，這在他初入仕途的鳳翔府籤判任職上就表現得很具體。
在鳳翔時，他把他給朝廷的《進策》中提出的政治主張，在這裡一心一意地落實著。三年的鳳翔任職，他改革衙前之役、查決囚犯、賑濟災害、修築東湖，都是蘇軾為鳳翔人民做的實事好事。可以說，鳳翔是蘇軾政治生涯的起點，讓胸懷“致君堯舜”理想的書生完成了從紙上談兵到實戰演練的蛻變，仕途的歷練讓蘇軾的政治主張開始走向成熟。
但蘇軾做這一切時，絲毫沒有考慮朝廷的權貴們怎麼看，會觸動那些人的利益，所以當他把親眼所見的現象和改革的對策向朝廷獻上時，自然會遭到權貴們的打壓。
影視劇《蘇東坡》中的蘇軾
後來在徐州、在密州、在杭州、甚至貶謫黃州、惠州、儋州時，蘇軾都一門心思投身為百姓辦實事中，他不僅愛幹事，更會幹事，是一個出色的幹才，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流芳後世是對蘇軾最好的評價。
如徐州治水、密州賑災除盜、杭州疏浚西湖，黃州救助棄嬰、惠州造橋，建公立醫院，引水、儋州教化生民等，都是蘇軾做出的傑出貢獻。但蘇軾入仕本不為做官，所以並不懂為官之道，不會韜光養晦，更不會左右逢源，因此他給百姓做得好事越多，敵人對他的嫉恨就越嚴重，打擊就越厲害，而他或許不知道這一切，或者知道了也毫不在乎。
而且，蘇軾從不會虛偽，更不懂和不屑厚黑之術。比如貶謫惠州時，他因為高興，寫下《縱筆》一詩：
白頭消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
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朝廷的權貴們本來想著讓蘇軾從此徹底消沉，最好自己走向毀滅，但他達觀的個性，卻讓他不論走到哪裡，都能找到人生的活路。小人們見不得美好，蘇軾活著，就是一面鏡子，映照著他們的醜陋，所以他們便不遺餘力地一再打擊蘇軾。
他們見蘇軾在惠州還過得如此愜意，那就再貶，他又被貶到了海南島，從此再無緣京城。
蘇軾的可愛和可敬，正在於此，不管環境如何變化，但不改其率真本色。這也是蘇軾雖不容於當時，卻流芳後世的真正原因。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蘇軾能在一次次遭貶謫活下來，的確要感謝宋代對文人寬容的政策環境。但其它朝代的許多遭貶謫的文人，恐怕就沒那麼幸運了。
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文人因為“學而優則仕”後，像張九齡一樣走向成功，實現文學創作和功名榮耀雙贏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是像蘇軾、陳子昂、韓愈、柳宗元、秦觀、辛棄疾等一樣的不幸者。他們在不幸中，把高貴的精神、真純的性情，不朽的貢獻永遠寫在歷史中，成為文人士大夫汲取不盡的精神養料。這種不幸，既是後人對他們的讚歌，也是對那些造成他們不幸的封建制度、文化糟粕、人性醜惡等無情的嘲諷。
有志難舒的辛棄疾
所以，我們將文人“學而優則仕”後，以張九齡為代表的人生幸運者，蘇軾為代表的人生失意者進行對比，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文人們在儒家思想的召喚下，普遍具有建功立業的強烈願望，而他們在學養、人品等方面具有的美好精神底色，使得他們在皇權政治下，並不諳熟，或者不屑於察言觀色、左右逢源，又不能像真正的政治家，用極度的堅韌來積蓄力量，厚積薄發。所以，縱然他們才學出眾，能力過人，入仕後人生是否幸運，能否在更高的舞臺實現更大的人生抱負，不僅取決於他們個人能力和素養，更取決於皇帝的態度和朝廷氣氛的好壞。說白了，他們到底還是文人，哪怕有從政的品行和能力，但終究不是政治家，進入仕途後或幸或不幸，完全由當時的政治環境決定。
所以，像呂惠卿、趙孟、錢謙益這樣的文人，雖然也名滿天下，入仕後也曾有人生得意的輝煌，但要麼熱衷於政治，撕掉可貴的美德面紗；要麼卑躬屈膝，甘做統治者的奴才，早已失去了中國文人的底色，算不得真正的文人。而比之於他們，選擇用歸隱保持人生率真和自由的陶淵明，乾脆不入仕的王冕、金聖嘆等，卻倒有很多可愛和可敬。
但是,無論“學而優則仕”後幸運，還是不幸，永遠讓我們感動和敬佩的一點就是，傳統文人們用他們執著的選擇，體現了他們的人生風範之美好。這是一種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它讓後人在品味文人的仕途人生時，會不自覺地被這份信仰的可貴，這份追求的執著，這份率真的可愛所感染，在商品化的時代，仍然相信有一種高貴，不僅存在於先賢的故事裡，也傳承在我們的文化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