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為何要刻寫石經
房山石經是佛教石經中規模最大、歷史最久的文化珍品，存於北京房山縣雲居寺石經山。石經山高約500米，分上下二層開鑿九洞。下層二洞，自南而北為第一、二洞；上層七洞，以雷音洞為中心，右面為第三、四洞，雷音洞為第五洞，左面順次為第六、七、八、九洞。九洞之中以雷音洞開鑿最早，其餘八洞在儲滿石經後即以石塞戶熔鐵錮封。至遼金時，又于山下雲居寺西南隅開闢地穴二處，埋藏石經後合而為一，其上建壓經塔鎮之。
房山石經之謎
僧人們為什麼想到要把佛經刻在石頭上呢？這要從北魏太武帝年間（440~451）和北周武帝年間（572~578）兩次大規模的滅佛運動說起。這兩場空前的活動，使大量的佛寺被摧毀、僧徒被誅除、經卷被焚燬，堪稱佛教界的“法難”。法難過後，北齊南嶽天台宗高僧慧思為保立法不毀，想出了把佛經刻在石頭上的辦法。但是，慧思在世時未能將想法付諸實施，他的遺願被門徒幽州智泉寺隋靜琬繼承開來。據唐高宗永徽年間（650~655）的《冥報記》中記載：隋代大業年間（605），靜琬來到范陽縣的白帶山下（今房山區內）磨石刻經，從此綿延千載的房山石經刊刻事業開始了。
639年（唐貞觀十三年），靜琬刻完《涅槃經》後圓寂。據考證，靜琬除《涅槃經》外，還有貞觀八年所刻《華嚴經》，以及《維摩經》、《勝鬣經》等經石146塊。此後，其弟子導公、儀公、暹公和法公等四人繼承了刻經事業。唐開元年間，靜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得到了帝室的支援，在雷音洞下闢新堂兩口（即今第一、二洞），鐫刻石經。中晚唐時期，在當地官吏的支援和佛徒的施助下，又先後刻有石經100餘部，經石4000多塊，分藏於9個石洞。唐末五代戰亂時期，石經的刻造曾一度停頓，至遼代才繼續鐫刻。據1058年（清寧四年）趙遵仁《續鐫成四大部經成就碑記》載，自太平七年（1027）至清寧三年，有續鐫造《般若經》80卷，計碑240塊；刻《大寶積經》1部120卷，計碑360塊。這些統計資料只是針對般若、寶積兩大部經而言，實際上依石經拓片題記看，僅道宗自清寧二年至大安九年（1093）的30餘年間所刻石經，就有161部，656卷，經石（缺佚除外）約1084塊。
此後，僧通理繼續刻有佛經44帙，小碑4080片。天慶八年（1118），其門人善銳、善定在雲居寺西南角穿地為穴，將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經埋藏其中，並造壓經塔以鎮之。其後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續刻。天會十四年有燕京圓福寺僧見嵩續刻《大都王經》10卷（1帙）；天眷元年至皇統九年（1138~1149）間，有奉聖州（今河北涿鹿）保寧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慶、劉慶餘等續刻密宗經典39帙；皇統九年至明昌初年（1149~1190）續刻阿含等20帙。此外，《金剛摧碎陀羅尼經》、《大藏教諸佛菩薩名號集》、《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等為不知名者所刻。
到了金代，所刻石經除《大教王經》藏於東峰第三洞外，其餘都埋在壓經塔下的地穴內。至明萬曆、天啟、崇禎年間，吳興沙門真誠勸募在京當官的居士葛一龍、董其昌等續刻石經。原計劃有《四十華嚴》、《法寶壇經》、《寶雲經》、《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梵網經》、《阿彌陀經》等十餘種，但由於原有石洞均已藏滿封閉，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開一小洞，將所刻經碑藏入，俗稱“寶藏洞”，即第六洞。至此，雲居寺的石經刻造宣告結束，共刻佛經1122部3572卷於14278塊石板之上。這些石經，世稱“房山雲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經”，簡稱“房山石經”。
房山石經所刻佛經為歷代善本佛經，包含了佛經的經典要著，可以校正存世佛經的錯訛。房山石經還儲存了一批久已遺失的佛教典籍，如中國唐代的密宗經籍已遺失無存，而金皇統七年（1147）刻成的唐密宗佛經《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就為唐代密宗傳世保留了貴重文獻。這部經文不僅集密藏陀羅尼之大成，而且是研究唐代中印度音韻學的寶貴資料。
另外，房山石經大多附有題記，成為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政治、經濟、文化乃至一些風俗習慣的寶貴資料。不僅如此，在研究歷代書法、雕刻、文化演變等方面，房山石經也為世人提供了可靠的實物根據。明清以來，房山石經就已經引起學者注意。明代周忱、清代查禮、石景芬、葉昌熾等的遊記和著述中，都曾介紹它的價值。這些經碑，對校勘木刻經本的錯訛，是可貴的實物依據，同時也是研究古代金石、書法藝術發展的重要資料。
1956年，適逢紀念釋迦牟尼佛涅槃2500週年，中國佛教協會以發掘拓印房山石經作為紀念的獻禮，房山石經的整理工作由此展開。“文化大革命”時期，一切工作陷於停頓，1975年以後重新開始，並於1985年成立了“房山石經編輯委員會小組”從事編輯影印出版。
其中，雷音洞是工作組清理的第一個物件，這是9個洞穴中唯一為開放式的，一度作為法事活動的場所。經歷一千多年的風雨，洞內殘破不堪，原本鑲嵌在四壁的石經板有18塊已經碎裂，散落在地上；迎面洞壁的一塊經板上胡亂的刻著“到此一遊”四個字；洞口處竟然用經板的碎片壘起來一個臨時的土坑，破壞現象非常嚴重。面對這樣的情況，工作組非常痛心，他們請來了最好的工匠，把18塊殘經一一拼接好重新鑲嵌在洞壁上。佛教協會會長黃炳章還傳達了一個命令：凡是在山上發現的殘碑殘石，無論大小，只要上面刻有文字的一律編號、拓印，一件都不能少。後來，憑著這些拼接起來的殘片內容，學者們找到了探索整個房山石經的線索。並且得知，《涅槃經》才是房山石經的首部；糾正了過去一直認為《華嚴經》是靜琬所刻的第一部經的記載。
其餘8個藏經洞儘管也經歷了山泉和風沙的侵襲，但石經板依然儲存完好。經過清洗，這些打磨過的石料光可鑑人。對山上石刻經的清理、拓印工作整整進行了兩年，考慮到保護石經山文物的原始面貌，工作人員將山上的石刻經按照原來的位置重新放回洞中，重新封好石門。
石經地穴的挖掘是在1957年夏天進行的，工作人員在山下雲居寺內已被炸燬的南塔塔基找到了地穴的所在，地穴南北長109米，東西寬10米，深5米，四邊築有圍牆，穴內分大小不等的兩室，擺滿了一摞摞一層層遼金時期的經板。地穴石經的拓印工作用了一年的時間才完成，文物局還撥款建了庫房以及出土的10082塊石經。
這一萬餘塊石刻經包含著豐富的歷史資訊，每篇經末的題記都注有佈施人、佈施錢財的數量、要求刻經的篇目和刻經的目的，佈施人中有皇帝、大臣，也有商業行會和平民百姓，這對了解當時的風土人情和社會風貌都要重要作用。另據史料記載，石經山上還應有一座名為“孔雀洞”的藏經洞，但目前還未發現。專家推測，那些與文獻資料不符、在已出土的石刻經中找不到的石經板很可能就藏身於孔雀洞。
總之，房山石經的價值是多方面的，在金石書法、政治歷史、社會經濟、文化藝術各個方面都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歷史資料。
《國寶傳奇之謎》趙敏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