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在什麼位置
藏書傳統的差異，寧波私家藏書事業自宋朝開始勃興，這離不開“慶曆五先生”或教授鄉里或社壇講學的活躍的學術活動。正是在他們的陶成潤澤下，四明的讀書向學才漸成風氣，藏書事業也得以快速發展。而北宋明州的私家藏書差不多為“楊杜五子”及其門生、後學所壟斷，其中鄞縣的樓鬱、陳謐、豐稽等，聲名頗著，實開寧波藏書風氣之先。也正是在北宋時期就已基本奠定了四明地區“鄞向多藏書”的分佈格局。
歷經宋元明三代文化的積澱與藏書傳統的繼承，尤其是明代豐氏萬卷樓、範氏天一閣等著名藏書樓的建立將鄞縣藏書的風氣推向高潮。時至清朝，鄞縣的私人藏書事業終於發展至鼎盛，較寧波其他幾地有著非常明顯的差距。慈溪自南宋黃震時開始漸行藏書之風，至明清時藏家眾多，風氣亦盛。鎮海、象山、奉化等地藏書源起時間較晚，後期發育也較乏力。此外，藏書活動作為一個地區文化底蘊的體現，往往與書香世家相伴。如若僅僅只是偶爾出現個別頗有聲望的讀書人的家庭，是很難接續艱難的藏書事業的。而鄞縣自北宋時開始便多有對區域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名門望族。
鄞縣望族大都由移民的後裔所創造，業儒仕進是他們家族崛起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途徑。因而他們大都非常重視藏書的積累與家學的傳承。從兩宋時期的甬上望族西湖樓氏、鄞縣史氏到明清時期的鄞縣萬氏、城西範氏、桓溪全氏、砌街李氏等無一例外全都是藏書世家，他們對於鄞縣乃至整個寧波府的藏書事業的發展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鄞縣是名門望族、書香世家的聚集地，其所帶來的社會效應和文化效應是寧波其他幾地所無法企及的。清代寧波私人藏書家的身份其中“好之”是藏書家之所以藏書的原因，而“有力”則是藏書活動進行的基本前提和物質基礎。
因而真正的藏書家是既愛書惜書又有足夠的經濟能力的人。清代寧波擁有“藏書家”身份的人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一、入仕為官，有穩定的經濟來源的愛書者；二、有德才卻未能入仕或隱居不願做官，專致於學術的文人學者；三、有良好的文化素養和較高收入的從業者。清代寧波入仕為官的藏書家，在清代寧波私人藏書家群體中，入仕為官或有過為官經歷的人非常多，在可官職身份的65人中，佔了36人，佔了總人數的一半還多。然而這種資料其實並不奇怪，在清朝那個“學而優則仕”的朝代，想透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場的學子比比皆是。而真正透過層層選拔進入官場的人大都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
和穩定的經濟來源，這又為聚書、抄書和購書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首先，清初沿襲明制，實行低薪制。但雍正二年耗羨歸公正式實施，這意味著“養廉銀製度”的開始。養廉銀的發放數額達到了正俸的幾十倍至幾百倍不等。因此較其他社會階層人員的收入來說，清朝官員的俸祿收入是較為豐厚且穩定的。除開日常必要的開支外，還能有大量結餘為藏書活動的開展提供強有力的後盾。其次，經過科舉考試入仕的官員大都深諳其道，知曉書籍對於自己乃至後代進入仕途的重要性。因而官員的藏書意識普遍比未參加科考的人更強。加之在長期讀書備考的過程中，很多人已經形成了聚書、讀書的習慣。
這種習慣一直保持到為官之後甚至棄官去後。在清朝的各級官僚機構中，讀書人最夢寐以求的就是能夠進入翰林院。翰林官雖然和地方知縣的官品一樣，但實際上無論是皇帝的重視程度還是社會的名望地位都比知縣要高得多。翰林官主要負責草擬詔令、掌“朝考”事以及編纂史書等工作，而能在翰林院內編纂史書對私人藏書家來說無疑是人生之幸事。翰林院於翰林官來說無異於最大的私人圖書館，其書籍數量之多是私人藏書家所無法企及的。在其中工作有機會見到大批先前所未見過的宮中秘藏書籍，將其抄錄以補私藏可謂是翰林官收聚圖書最為方便也是最有優勢的途徑。
庶吉士全祖望在翰林時“與李紱共借永樂大典讀之，每日各盡二十卷。後四庫館開，朱筠奏將永樂大典擇取繕寫各自為書，祖望啟之也，於裡中掌故考索尤勤，故所藏典籍亦以是類為補。”後雖因“時張廷玉當國，與李紱不相能，並惡祖望。祖望又不往見。二年，散館，置之最下等，歸班以知縣用，遂不復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