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書小平光背什麼意思
“錢如蜜，一滴也甜”
宋徽宗在《大觀茶論》中有一段名言：“本朝之興，歲修建溪之貢，龍團鳳餅名冠天下……較筐篋之精，爭鑑裁之別，雖下士於此時，不以蓄茶為羞，可謂盛世之情尚也。”想必不少讀者會因宋茶之高雅精妙而神往、傾倒。電視觀眾從《清平樂》《夢華錄》《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等劇中也能領略宋代茶道的神韻。
歷史中宋茶真有那麼神乎其神、妙入雲端嗎？恐怕是真的。蔡襄創制的小龍團，水平之高令宋仁宗愛不釋手，連宰相都不太願意賞賜。蘇軾在《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一詩中興沖沖地寫道：“獨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可見擁有一餅小龍團是何等榮耀！歐陽修談到此茶“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得到的人“不敢碾試，宰相家藏以為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玩爾”。他在二十年後得到了一餅，當然也只是珍藏。
北宋宋徽宗趙佶《文會圖》
宋神宗時，福建轉運使賈青製成“密雲龍”進貢皇室。茶餅雲紋細密，工藝精美絕倫，可能超過小龍團。宣仁太后手中並不多，“戚里貴近，丐賜尤繁”，親貴早晚討要，令宣仁太后煩不勝煩，有一天太后慨嘆道：“令建州今後不得造‘密雲龍’，受他人煎炒不得也！”
上述例子可見，詩書反覆吟詠的好茶是有的，只是數量極少。宋朝民間日常飲用的“公茶”與貢茶相比有霄壤之別。
宋代榷茶制度與唐代相比更加繁密，目的是壟斷茶利。“民之種茶者，領本錢於官而盡納其茶，官自賣之。敢藏匿及私賣者有罪，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並計其數”。因為茶鹽之利是宋代財政的重要來源，“國家養兵之費全籍茶鹽之利”。因此，政府想盡辦法獲取最大茶利。《水滸傳》所說的“八十萬禁軍”來自於趙匡胤所謂“強幹弱枝”的國策，但這百萬軍隊的耗費是非常驚人的。
榷茶制度頻繁更改，與民爭利則從未動搖。“鬻之在官，一也；通之商賈，二也；賦之茶戶，三也”。前期政策是官員收茶，賣給商人。商人與茶農不能見面。弊端非常多。崇寧四年，蔡京改革茶法，允許商人與園戶直接交易，但實際上“榷法愈密”，“榷之又榷”。稅上加稅，民生多艱。
榷茶制度雖然聽上去高明，實施起來卻很難。茶行業“工甚大，造甚精”，茶葉採製的季節“女廢蠶織，男廢耕農，夜不能息，晝不能停”。如此費心費力，茶農得到的收入卻難以讓人滿意。茶商盈利鉅萬，也不滿足。宋朝是一個從未有過的新時代，電視劇沒有講錯，那時人人渴望致富。蘇東坡有一詞人好友仲殊，曾留下一句名言形容宋朝人心：“錢如蜜，一滴也甜。”當茶農、茶商、官員與朝廷之間因為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只會出現兩個現象：一、市面無好茶銷售；二、茶農茶商造反。
宋金斗茶賽
首先，當朝廷與官員將園戶壓榨殆盡，“造甚精”是不可能實現的。採摘時，茶農為求自保，只能以次充好。“多采粗黃色晚葉，仍雜木葉蒸造，用填額數”。（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對此，朝廷除了嚴懲別無他法。“重園戶採造黃花秋葉茶之禁，犯者沒官”。（脫脫《宋史·食貨》）對待次品茶，官府絕不姑息：發現之後立刻燒燬。但是，此類舉措收效甚微。茶農對官方具文置若罔聞，變本加厲往茶葉里加其他植物：皂莢芽、槐芽、柳芽加進去效果都不錯。“惟茅蘆、竹箬之類不可入，自餘山中草木芽葉，皆可和合。椿、柿尤奇”。（蘇頌《本草圖經》）
林洪在《山家清供》書中介紹茶客常患病的原因在於茶農“多取他葉，雜以末”。為了應付熟悉業務的官員，茶農摻假工藝不斷提高，“銙（精製團塊茶）列入柿葉，常品入桴檻葉”。造假技術登堂入室，鑑賞水平自然水漲船高。茶人黃儒披露過辨別茶葉中是否“入雜”的秘傳心法：“試時無粟紋甘香，盞面浮散，隱如微毛，或星星如纖絮者，入雜之病也。善茶品者，側盞視之，所入之多寡，從可知矣。”（黃儒《品茶要錄·入雜》）稱得上細緻入微、明察秋毫。
製茶時也可摻入低等級茶和其他植物，而名茶造假利潤更高。陸游經過研究，發現建茶摻假工藝由來已久：“舊雜以米粉，復更以薯蕷。兩年來，又更以楮芽，與茶味頗相入，且多乳，惟過梅則無復氣味矣。”（陸游《入蜀記》）可以說技法推陳出新、漸入佳境了。不僅滋味不差，還有了“多乳”（可能是指“乳花”）的優點，何樂而不為？鼎州茶照此辦理：“京師及河北、京西等處磨為末，亦冒臘茶名者是也。”皇家渴求的貢茶品質，在造假者看來並非難事。茶農能用藥催茶發芽，還能用冬茶摻陳茶冒充新茶。更有頗具匠人精神的“老匠”傳授登峰造極的技術：“但如數買小銙，入湯煮研二萬權，以龍腦水灑之，亦可就。遂依此製造。既成，頗如歲進者。是年南郊大禮，多分賜宗室近臣，然稍減常價，猶足為精品也。”皇室成員根本喝不出來區別。從最嚴格的意義上說，“公茶”，就是茶葉加上其他樹葉與新增劑。貢茶中，新增其他植物的可能性不大，但新增劑不會少，品種也很豐富。元祐七年（1092年），熙州園戶趙世亨“造假名山茶二千餘斤”。產量如此巨大，難怪青史留名了。
紹興十二年（1142年），宋高宗派遣曹勳為“報謝副使”前往金國，與完顏宗弼（金兀朮）商談接回宋徽宗靈柩事宜。正式會面之餘，曹勳拿出自己的茶請金國外交官品飲。對方說：“你這是中檔茶。我們這裡與高麗接壤處也有茶市。差不多三萬串錢可以買一銙茶，都是上品。”曹勳用洪亮的聲音宣告自己的茶是“御前絕品”。隨後，經過真刀真槍的鬥茶，曹勳發現自己輸了。他寫下沉痛的詩句，陳說“年來建茗甚紛紜，官焙私園總混真”。曹勳自詡為絕品的茶，質量竟次於金國的普通茶。他哀嘆道：“世乏君謨與桑薴，翻令衡鑑入殊鄰。”“殊鄰”即金國。君謨即蔡襄，桑薴即陸羽。沒有茶聖來品鑑真假，外交官在鬥茶過程中受到羞辱只能是新常態了。最讓人難以接受的是，茶的品鑑藝術已經轉移到金國了。
徒勞的“釣魚執法”
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一書中總結宋朝茶稅：“稅收既無限制，行政效率又專恃政治壓力，則整個違反了金融經濟的原則。”更何況，朝廷出臺的政策陸續加大力度，“禁民賣假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棄市”，“凡結徒持杖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監察御史劉蟠親自釣魚執法，“乘羸馬偽稱商人，抵民家求市茶。民家不疑，出與之。即擒置於法”。這類做法不可能解決問題，只會讓問題更加惡化。王安石早就明白，“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撲流徙之罪未嘗少馳，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也”。區別只是在於，私茶不敢公開叫賣罷了。
於是，茶葉史上最混亂的場面出現了。一方面朝廷四處追緝私茶，據高覿所說：“諸州軍捕得私茶，每歲不下三二萬斤。”另一方面“私販茶鹽者……平時賤買貴賣於鄉村，往往家至戶到，不容其不受。”范仲淹注意到了繁榮與強制交織出的荒唐結局：“歲有千萬人罹此刑禍。”
太宗淳化四年，四川青城縣“販茶失職者”王小波、李順起義。此後暴動此起彼伏，蔓延至湖北、江浙、湖南、福建、江西、安徽。如1175年，湖北茶販賴文政叛亂，侵入湖南、江西、廣東。著名詞人辛棄疾用計誘殺了賴文政。茶人羅大經對辛棄疾此舉頗為不滿，在《鶴林玉露》一書中譏諷辛棄疾殺的只是假賴文政。
黃寬重先生的《南宋地方武力》（2022年3月版）表明，南宋改變了“強幹弱枝”的國策，採取多種手段利用民間武裝抵禦外敵，其中就有著名的“茶商軍”。可見茶商武裝販茶一直存在，“招安”已成朝廷的不二之選。
受到層層盤剝的茶農費心費力地生產好茶，然後低價賣給朝廷。這種情況不可延續。真實情況是，茶農千方百計留下的好茶，錙銖必較地私下賣給了商人。所以《宋史》記載：“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惡不時。”
市面上公開銷售的茶（如《夢華錄》中的茶），當然只能是“粗惡不時”的公茶。李覲說：“世之所貴，家之所蓄，則非有公茶者何？公茶濫惡，不味於口故也。”王安石說：“官場所出，皆粗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歐陽修說：“今民自買茶，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他的建議是：“今若許放榷山，任民貿易，則國中永無棄貨，天下鹹吃新茶，惠潤公私，實為要道。”這恐怕是與虎謀皮。
宋太宗的罪己詔中說得明白：“朕委任不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榷之吏，唯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但此後因茶而起的叛亂並未停止，可見知易行難。宋人李綱早就說明：“祖宗之時茶鹽之利在州縣則州縣豐饒。”“崇、觀以來，茶鹽之利在朝廷，則朝廷富實。”政策既已制定，其他人也無從置喙。但政策本身執行中缺乏有效調控才是致命問題。提出“孤秦陋宋”之說的王夫之說： “亂天下者，非亂法亂之，亂人亂之也”。
《哈佛中國史》第四卷作者迪特·庫恩說：“如果說宋朝從繁榮的市民社會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那麼它也為其軍費的短缺而付出了代價。”此說觸及了宋朝財稅制度的病灶。
假茶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理。“茶多有偽造摻假，宋代稱為‘盜葉’，其品有柿葉、桴檻葉。明代的假茶有苦燈樹、楊柳葉，稱為‘托葉’。城鄉小民所飲，多為托葉，而有些人則只飲米湯，終身不知茶味。”（《明代風俗》）估計要到明末，福建紅茶進入國際貿易，市場規律開始發揮作用，更因為“出口轉內銷”，老百姓才能買到質量穩定合規的茶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