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巴西宕渠在哪裡
先秦文獻中的巴
《尚書
牧誓》記武王伐紂時有庸等八國，但無巴，註疏所說“髳、微在巴蜀”是從後人的角度來說的，武王伐紂時是事有巴國。在分析巴人史之前，我們先看看《山海經》中有關巴人的記載：夏後啟之臣曰孟塗，是司神於巴。巴人訟於孟塗之所……。巴蛇食象……。旄馬……在巴蛇西北。在《竹書紀年》捲上中更明確記載曰：“啟八年，帝使孟塗如巴，蒞訟。”孟塗是塗山氏一員，為東夷古族，持巴源於東夷者多采此記。《山海經海內經》又記載：西南有巴國。皞生鹹鳥，鹹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為巴人。
以上兩條，《海內南經》所記巴人較為可信，單篇《海內經》多認為是後人補入的，且其記事方位比較模糊。按《海內南經》的記事順序，巴人似在正南方，但注意到其位序在狌狌之後，則巴人無疑是在西南方了，與巴蛇即使不在同一地也在相近之地。在夏商周三代，《山海經》成書最有可能的是周晚期，周初的地望偏西，立國後即開始東移，故總體上將巴人敘述在西南方是比較符合其時認知方位的。同時，巴人、巴蛇的對解亦可見其地望相近。《說文解字》雲
“巴”謂：蟲也。或曰食象蛇。象形。凡巴之屬皆從巴。
《說文解字》沒有將巴作為國名或族名，而是將巴作為蟲類之一，這並不奇怪，因為在古代邊疆地區的稱謂中，大多族名與動物有關，南方的
“蠻”本身就是“從蟲”的，“蜀”也如此。蜀的“葵中蠶也”使蜀與蜀人祖先蠶叢氏直接關聯起來了，巴也同樣如此，所謂巴人食象表明巴地蛇比較多。另外，所謂巴蛇食象的說法，也可能指明巴地生物體型比較龐大，《爾雅釋畜》有犘牛，注曰“出巴中，重千斤”。
《春秋左傳
桓七年，盡十八年》記魯恆公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為好。此記注本均以為韓服為巴使，巴國為姬姓，在巴郡。在此鄧未接受巴的提議，其間的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
（
楚國使者
）
及巴行人”，故而有巴師、楚師集於圍攻鄾從之事，鄧人救之，雙方互有勝敗。此期雖然可以看作巴人不足以與四周諸國相抗，但考慮到《春秋左傳莊十一年，盡二十二年》記魯莊公十八年所記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春秋左傳文十六年，盡十八年》所記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則可以斷定巴人此期一直在進行征伐。
至《春秋左傳
昭九年，盡十二年》所記之魯昭王九年周使所謂之“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說明此期的巴人國力相當強大了。此後，巴人應當得到了相當的發展。《春秋左傳哀十六年，盡二十七年》記有魯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鄾”，但為楚國所敗。以上《春秋左傳》所記之事，差不多約三百年，當是巴國強盛的時期。戰國時期的巴似乎已不太強盛，《戰國策》記有關巴國者，多與秦國有關，後為秦所統。
漢晉文獻中的巴
漢晉史籍所記巴人、巴國甚詳，此後諸類書所見巴的史料，多源於此期。此節述《後漢書》《華陽國志》所記巴人之事，兼採《晉書》的內容。至於《史記》《漢書》的內容，言及巴人歷史者多與秦有關。傳世文獻記巴人詳細者，以廩君之事最早，見於《世本
世
（
帝
）
系》
、
《後漢書
南蠻西南夷列傳巴郡南蠻郡》
、
《晉書
載記》諸篇，有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是《後漢書
南蠻西南夷列傳巴郡南蠻郡》的廩君部分。《世本》所見與《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巴郡南蠻郡》的廩君部分同，一般以為《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巴郡南蠻郡》中的巴氏是源於《世本》的。另一個版本見於《晉書載記李特》：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其後種類遂繁。秦並天下，以為黔中郡……。及漢高祖為漢王，……更名其地為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
以上兩個廩君的版本，《晉書》版似更可信，原因如下：其一，關於廩君，《後漢書》只說約以為君，君名不詳，巴氏務相勝出後才說為
“廩君”；而《晉書》則說得很詳細，相約時即有“廩君”之名。另外，“廩”者，字形採用的是“廣、禾、回、示”之意的組合，謂五穀所收入倉，是否豐收要看天象
（
“示”，觀天象而示之
）
。也就是說，“廩君”之名包括兩層意思：一者，五氏認可像五穀入倉一樣需要一個領導；二者，領導的產生需要看天象。也就是說，“廩君”乃是上天授予領導五氏的人，故有《晉書》版的“爭為神”的說法。這反映出，廩君一代的巴人五姓應當為五個較大的部落，至廩君時這些部落有形成部落聯盟的趨勢，後以巴氏為名立國，《世本》王謨輯本說，“巴子國。子孫以國為氏”。
其二，巴人祖先遷徙的工具，《後漢書》只說
“土船”，自然可以解釋為用“土”做的船，但也可以理解為“當地人”的意思。《淮南子墜形訓》的堅土人、弱土人、壚土人、沙土人等，已有“當地人”的涵義，《尚書》所稱的西土之君、西土之人亦如此。《後漢書禮儀中》中的“立土人舞憧”，《後漢書循吏列傳第六十六》中的“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後漢書虞傅蓋臧列傳第四十八》中的“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等，亦明確表示的就是“當地人”的意思。從這點來看，《後漢書》中的“土船”，完全可以理解為“當地的船”。《晉書》的“土船”，表達很清晰，“以土為船”，表達的是陶船之類的涵義。
其三，廩君率領五氏至鹽陽時，《後漢書》並沒有說清廩君射殺鹽神後與夷城之間的關係，而《晉書》則說得很明白：
“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關於這種差距，《後漢書》的夷城可以說可能距鹽城並不太遠，但《晉書》則明確說明鹽城與夷城是有一定距離的。
不過，《晉書》版似出自崔鴻《十六國春秋
·蜀錄一》，但有所篡改，現列所見明本《十六國春秋》所不同者如下：李特……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巖渠寶氏，即廩君之苗裔，昔巴郡南部蠻，本行五姓……秦並巴以為黔中郡……巴人呼賦為寶，故謂之寶民焉。……漢高祖……更名其地為巴郡……。
《十六國春秋
·蜀錄一》與《晉書》關於廩君的最大差異，在於“巴郡南部蠻”之處。《十六國春秋·蜀錄一》的“巴郡南部蠻”，應當理解為廩君遷夷城後所立之地，在巴郡南部，其餘當無太大差異。《華陽國志巴志》將巴、漢中、庸、蜀視為古梁州之國，並與唐堯關聯起來，只是說明了巴人與華夏諸族聯絡很早；引《洛書》之處至會稽之會，武王伐紂，武王“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等，皆此功能。
巴地的經濟狀況，《華陽國志》所載不詳。一方面，《華陽國志》
“土植五穀，牲具六畜。桑、蠶、麻、魚、鹽、銅
……
皆納貢之
……
”的記載未言明這種情形的具體時間，但巴國的經濟在秦統一前當有相當的發展，故有秦取蜀地之後的“儀貪巴、苴
（
原蜀侯屬地，即漢中
）
之富，因取巴”之事；另一方面，《華陽國志》記周之仲世時巴伐鄧，後又與楚伐申，後又伐楚，及巴與秦、楚伐庸等事，說明巴國是具有一定財力和物力的。又《華陽國志巴志》記其族群“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蠻”。其中，奴、獽、夷蜑見於巴東郡；巴東郡南浦縣主要管理武陵蠻夷；涪陵郡，為“巴人之南鄙”，原秦黔中郡地，“獽、蜑之民”及蟾夷，但這些族群分佈在該郡涪陵縣、丹興縣、漢平縣、萬寧縣、漢髪縣之北。
除此之外，《華陽國志
巴志》記有很多大姓，這些大姓應當由兩部分組成：其一，秦漢時突然遷入的外族，這些外族具有相當的聚居性；其二，原巴族的大姓，這些巴人受華夏族
（
此期亦可直接稱為漢族了
）
的影響，已脫離了“蠻夷”的身份，故為大姓。以上大姓，與其時的蠻夷在分佈上是有差異的，大姓主要分佈在涪陵郡北部，巴東郡、巴西郡、宕渠郡、巴郡。
一般以為《華陽國志》對廩君之事隻字未提，或許事實並非如此。
《魏書
列傳第八十四》記“賨李雄，字仲俊，蓋廩君之苗裔也。其先居於巴西宕渠。”“賨”即前所引之“以賦為寶”，當是秦的事，故“賨”是氏族姓。秦時，“賨”氏有一支姓慕，其五子輔、特、庠、流、驤，特即李特，前已述及。李特是位領導者，晉時其地遇荒，故李特帶族人就食漢中，“遂入巴蜀”的“巴蜀”當指其時的巴郡和蜀郡。李雄為李特的少子。《華陽國志巴志》有一句話，謂“李雄，宕渠之廝伍、略陽之黔首耳，起自浪隸。”這裡說李雄“起自浪隸”指的就是李雄的父親李特帶族人“就食漢中”之事，因李特之族“就食漢中”時益州刺史趙廞反叛，李特一族起而誅之，方才得以封為鄉侯，後又有發展。
所謂
“宕渠之廝伍”，指的是李雄的族人並不是名門望族，而是地位低下的群體，這應當是遷徙後初步定居的情形。既然李特與廩君有直接的關係，那麼李雄自然如此；也就是說，常璩應當是知道廩君之事的，但他不點明，其原因學界至今未得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