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船仿照什麼做的
改革開放之初有句順口溜——“對外開放看深圳，對內搞活看漢正街”。“漢正街模式”是當時我國三大制度創新之一，另外兩個是“首鋼模式”“小崗村模式”。
“漢口漢正街”是武漢的文化大IP，不只是這四十年。在紀念《人民日報》社論《漢正街小商品市場的經驗值得重視》發表40週年之際，武漢市社會科學院、漢正街道辦事處邀請了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朱英，深入解讀“近代漢口的商業與商人”。
朱英教授。
在正位於漢正街的武漢跨境電商服務資源中心內講“漢正街的近代歷史”，朱英教授認為“非常契合”。
商業浪潮讓漢口後來者居上
武漢是由三鎮組成的，如果追溯歷史，會發現三鎮中發展最早的是漢陽。諸多悠久歷史文化遺蹟在漢陽也可見端倪。武昌是重要的軍事重鎮，因此發展也很早。
三鎮中，漢口的發展反而較晚，但是卻後來者居上。因為漢口“不走尋常路”，它的發展並不是沿襲傳統的模式。朱英介紹，與國外很多城市的發展模式不同，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上都是“以農立國”，“重農抑商”既是政策也是社會潮流，經濟並非一座城市發展的重要途徑，反而和政治軍事更有關係。但是到了近代，情況發生很大變化，中國和世界市場建立了密切聯絡，開始出現有因“商”而興的城市。漢口地位急劇提升，成為三鎮最重要、最繁華的區域。
當時全國最著名、最重要的兩個城市就是上海和漢口。“這兩個城市很相似，上海今天是直轄市，長三角中心城市，但在很長的時間裡，上海的政治地位一點都不高，只是‘上海縣’，隸屬於江蘇。清朝時期，兩江總督在南京，巡撫在蘇州。蘇州、杭州都非常發達，出了很多官宦和狀元，上海只被稱為‘小蘇州’。無論從什麼方面來說，上海都不算什麼。”
漢口的發展較之上海稍晚一些。如果說，上海是近代中國進出口貿易的中心，那麼漢口就是全國轉口貿易的中心。無論是進口商品轉向全國各地，還是全國商品轉出去，漢口都是必經之路。
那時候，運貨主要走水路，這就讓上海、漢口顯得越發重要。最初長江航運到宜昌為止，因為宜昌再往上走是三峽“天險”。外國來的是輪船，可不是小船，從來沒有輪船能抵達重慶的。外國商人為了推銷商品，不斷冒險，最後還真就有輪船到達了重慶。
這樣一來，整個長江貫通了。而武漢的漢水把西邊幾個重要省份也連線起來了。於是，漢口乃至武漢擁有了中國獨一無二的區位條件。
當時，國外最著名的銀行在漢口設有分行，各國在漢口設領事館，漢口聚集了很多外國人。國外對漢口有各種溢美之詞，比較著名的是美國人稱漢口是“東方芝加哥”。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長江流域是最早直面西方商業文明挑戰的區域，長江沿岸的上海和漢口推動著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最終形成了一條商業線路，更是一條文化線路。
辛亥革命能成功應記“漢口商人”一功
中國近代“商會”誕生之前，明清時期形成了十大“商幫”，比如晉商、徽商、潮商勢力很大、影響很深遠，但商幫到了近代慢慢衰落，這是因為近代有新式的金融機構，而票號跟銀行相比落後許多。
清王朝在最後的十年進行改革，史學界稱為“清末新政”。清政府推行各項新政措施，實施獎勵工商、振興實業的新政策，各省商會得以正式誕生。中國傳統社會地位排序為“士農工商”，“商”是“四民之末”。可這一次，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重商”，商人一下子從“四民之末”躍為“四民之首”。
最早成立的商會在上海——上海商務總會。1907年，漢口商務總會成立；1916年，又升級為湖北省漢口總商會。各地商會誕生之後，商界有識之士又意識到應該使“會與會聯合而成大會”。1907年和1909年上海商會兩次發起召開的商會討論會，都曾商議此事，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未能實現。民國建立後，上海、漢口商會繼續推動華商聯合會的成立，並於1912年在全國臨時工商會議舉行期間接連召集商會代表商討相關事宜，通過了全國商會聯合會章程，呈請工商部批准立案，終於讓全國性商會組織得以正式成立。
這個過程中，上海總商會的王一亭和漢口商務總會的宋煒臣、盛炳記擔負了發起、倡導、聯絡、籌劃等作用。商會最早的領導人就是漢口人、上海人，後來是由漢口、北京、天津等清末民初幾個最主要商會領導人輪流當，可見漢口地位有多重要。
“漢口商人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成績就是辛亥革命。”朱英介紹，武昌起義之前，全國商人沒有公開支援革命的，因為公開支援意味著要被殺頭。但武昌起義一爆發，武漢三鎮商人尤其是實力雄厚的漢口商人，卻旗幟鮮明地支援革命黨。
當時革命政府為了獲得民眾支援，成立之初宣佈免除苛捐雜稅，受到商人們的歡迎。但這樣一來，革命政府沒錢了，難以為繼。商會於是發出號召，讓各行各業商人給予支援。這個說法有統計資料支援，當時湖北軍政府財政最大的支援來源是商會。
武昌起義勝利後，清王朝派出清軍南下鎮壓起義的革命軍，湖北革命黨人誓死保衛武漢，這場“武漢保衛戰”持續40余天。漢口商人負擔起了革命軍的後勤，還組織了“商團”這樣的軍事武裝，直接上前線去打仗。
“辛亥革命當中，漢口商人貢獻很大。”朱英說，漢口商人遭受的損失也是極其沉重的。因為兩軍交戰，從實力來說，革命軍的兵力、裝備等各方面都比清軍要弱。本來最初戰鬥不在漢口市區，但戰況不利，革命黨人中最善作戰的統帥黃興堅持了一段時間還是不行，革命軍不得不退守市區滿春茶園。清軍開始放火燒城，漢口最繁華的地區變成一片火海，漢口繁華的商業街市損失慘重，漢口商人遭受重創，元氣大傷。所以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後兩次來到武漢，在很多演講中對漢口高度評價。
走向全國的漢口商人，不在少數
武漢因商而興，武漢的商業地位全國公認。“武漢最著名的商品行業是什麼、最著名的商人是誰，大家似乎說不上來。在漢口商人中，有一些在本地非常著名，但沒到海內外都知曉的地步。”據朱英觀察，比較集中的說法是，走出去的漢口商人比較少。
朱英教授說起了自己的經歷。最早去臺灣時，他發現很多老兵寫信回來時提到漢口都會寫“漢口市”而不是“武漢市”，因為他們的記憶還停留在“漢口市”，習慣了。這也側面說明了漢口的地位。
“漢口之所以給人如此深刻的印象，就是因為商業。”朱英說，說起“漢口商人”，如果追溯他們的祖籍，會發現他們很多不是本地人。“商業發展起來的都市，基本上都是移民。”這就像上海一樣，因商而興，來自廣東、福建、山東的人去往上海做生意，而到漢口做生意的多為周圍省市的人口。
他們紮根下來，世世代代生活在這裡了；再後來，就是以武漢為家鄉。所以在朱英看來，批評“漢口商人不走出漢口、不走向全國”完全站不住腳。“在這些商人看來，我們來到漢口，就已經‘走出來’了。他們走出了自己的家鄉，來到了漢口。漢口也很好發展，他的目的地就是這裡。所以說漢口商人沒有開拓精神，沒有走向全國、走向世界，是脫離歷史情境的一種苛求，不要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當時的商人。”
“勸業會”也是“敢為人先”的體現
武漢商人有一個顯著優點，那就是“包容，透過正當競爭發展”，要知道，這也是“敢為人先”的體現，因為“競爭”是與傳統守舊觀念迥然相異的新思想。
朱英介紹，會館也好，行會也好，傳統的工商組織都不是支援競爭的。而在近代，武漢舉辦了“勸業會”，類似於“展銷會”“博覽會”，是清末湖北地區規模最大的地方性商品賽會，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武漢，大家基本都知道“勸業場”這個地點，它有著沉甸甸的歷史。說到這裡，朱英專門提到了作出卓越貢獻的張之洞，“對這樣一位歷史人物應該高度重視”。
對於武漢的工商業者來說，舉辦勸業獎進會的主要目的，是想改良國貨。因為他們認識到歐美強國幾乎“無國無會，無年無會，而賽會遂為實業競爭上之一重要機關”，要是中國沒有競爭之策，等於是自我放棄。舉辦賽會，就是提供一個競爭的舞臺。
武漢勸業獎進會雖然是地方性質的，但陳列的賽品來自全國各地。朱英從蘇州市檔案館中曾查到了一份公函，是湖北勸業會寫給江蘇農工商務局的，內容介紹了武漢勸業獎進會，請該局如果有優美品物，就運到獎進會陳賽。
陳列展品有多豐富？湖北兵工廠的軍械、陸軍工廠的洋式皮靴、武昌製革廠的洋式皮箱等等，一位來自日本歸國者參觀之後，誇勸業獎進會“五光十色，爭炫吾目，回想十年以前之景象，其相去若天淵”。
勸業獎進會讓武漢商人愛上了競爭。章程規定，凡出品中有新發明物品，仿照外國物品，改良土貨物品，以及獨出意匠物品，那麼經過審查，分別賞一等賞牌、二等賞牌、三等賞牌及獎賞執照，以示鼓勵。
打破墨守陳規的陋習，鼓勵創新與競爭，取代固步自封和限制競爭的種種行規，這一變化，根本說來是傳統經濟價值觀被顛覆了。經過這種轉變，武漢商人不再主要依靠行規壟斷市場和技術來保全自己的利益，而是用自由競爭、不斷創新追趕世界潮流。
（長江日報記者秦孟婷）
【編輯：張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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