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如何能夠強大
天下的強漢（54）
主筆：閒樂生朱暉
西漢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十二月初七，漢宣帝劉詢病逝於未央宮二十六日，皇太子劉奭（音是）即位，是為漢元帝。次年初元元年三月，元帝以太子妃王政君為皇后，並封其老父王禁為陽平候。
偉大的漢宣中興，落幕了。
漢宣帝是一位有著高超統治藝術的政治天才，劉向認為他“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我們發現，中國歷史上但凡厲害的皇帝，往往都是起於微末，因為他們來自社會底層，常出入市井民間，飽覽世間冷暖，瞭解百姓疾苦；宣帝在位期間，大力提倡節儉，捨棄了奢華的宮室和大規模的禮儀活動，節省皇室支出，又多次減賦稅，免徭役，並減少鑄錢，實施通貨緊縮的政策（注1）。當然，由於膨脹的官僚系統與豪強利益集團已經形成，漢宣帝再努力，老百姓的好日子也不可能超過“文景之治”了。
後來，宣帝也發現，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阻礙了國家惠民措施的效果，於是他又開始整頓吏治，反腐敗，舉賢明，任良吏，強呼叫法公平，政平訟理，以致宣帝朝之政治清明、百姓鄉化，實為西漢兩百年之最。在班固《漢書·循吏傳》裡的六位好官中，就有四位屬於宣帝一朝（另外兩位在景帝末和元帝時）。另外，宣帝還開創了地方官員“久任制”，即幹得好的地方官就不要挪位置，一直幹，這就有益於政策的延續性，也有利於官員在地方上深耕慢耘，有利於整個國力的快速恢復；至於官員無法升遷的損失，漢宣帝就以調整俸祿、賞賜爵位的方式進行補償，也即是說，漢宣帝對官員實行的是“動態年薪”加“股份分紅”制度，這就大大刺激了官員好好辦事的積極性。
當然，宣帝這種理順式的改革只能收暫時之效；事實上，在“昭宣中興”表面繁榮的背後，潛藏著巨大的隱患，一旦放鬆警惕，可怕的危機將會席捲而至（詳細情況，我們到漢成帝時再說）。更糟糕的是，他的繼承人漢元帝劉奭實在差強人意。
其實劉奭並不笨，他多才多藝，琴棋書畫樣樣皆通，尤其在書法、音樂方面頗有天賦，不僅能吹奏幾乎所有樂器，而且還是個出色的作曲家，放到現在也完全可以去做個超女評審；更難得的是他精通儒家經義，頗具大師風範，是個學者型的領導幹部，如果以普通貴族標準衡量，劉奭可稱出類拔萃。但問題是他生在皇家，要做皇帝，而且是個善良仁弱、優柔寡斷、迂腐好儒的皇帝。
悲劇啊……
但這能怪誰呢？還得怪漢宣帝對劉奭的教育出了問題。劉奭是有漢以來第一個接受了完備的儒家教育的帝王，漢宣帝給劉奭挑的兩位老師，太子太傅蕭望之與太子少傅周堪，全都是齊學大儒，也就是儒學中最講究天人感應，祥瑞災異的那一派（注2）；這就在頂層給了儒學進一步國教化發展的良機；而漢宣帝自己，也因出身不好而政治自信不足（注3），於是沉迷祥瑞災異之中（注4），並常以儒生自居，還多次召集天下大儒，主持儒家學術會議。
但實際上，漢宣帝很清楚，無論儒家法家，都是一種統治的工具，不可偏廢。特別是漢武帝以來漢政府壟斷了鹽鐵均輸之後，國進民退，官僚作為中間階層掌握了大量資源，朝廷必須大力整頓吏治，防止官商勾結。所以漢宣帝一方面提倡儒教，加強教化，以提高官員的德行；另一方面也重用刑名之士，對貪腐官員以嚴刑峻法大力打擊，不吝誅殺。然而太子劉奭卻看不慣父親執法嚴明，有一次還勸說：“陛下執刑太深，宜用儒生。”
漢宣帝聽後臉色一變，不由怒斥：“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看看，漢宣帝心裡其實跟明鏡一樣——儒術這玩意兒，其實就是個大忽悠！這叫好像如今很多專家老師們喜歡用一些看起來很高大上的術語、概念、口號、理論，將簡單的事情複雜化、漿糊化，讓人更分不清楚它們與實際的差別，無所適從，只能聽他們的忽悠，這樣他們就掌握了話語權，成為所謂“意見領袖”——這就是宣帝說的“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那既然如此，統治者為何還要用他們呢？這是因為老百姓需要被忽悠才會乖乖聽話，而官員們呢也需要披上一層仁德的外衣。但皇帝作為統治者，自己可不能被忽悠了，他必須站在更高的層面上對官員百姓進行監督，一手抓刑罰（此乃專制集權之基礎），一手抓教化（此乃皇權合法性之基礎），這就是所謂“霸王道雜之”，但宣帝為何平時不提它呢？這是因為其乃“國之利器”，“統治秘術”，不可示人（注5），必須用儒術在意識形態上進行一番偽裝。
總之，宣帝可是真急了，乃至於竟道出了漢家的“統治秘術”。可惜劉奭已經被儒家的雞湯灌暈了，聽了老爹的至理箴言後居然還是一頭霧水不知所云。漢宣帝看著兒子傻傻的樣子，不由一聲長嘆：“亂我家者，太子也！”只是念及與其母許皇后舊劍情深，所以最終沒有改換太子，也就最終沒有改換帝國的國運。
果然，劉奭即位後，放棄了漢宣帝以實際行政能力與政績考核官員的標準，而提倡以經治國，以經取士，甚至規定“能通一經者皆復”，所謂“復”，免除徭役也，如此優厚的待遇，這就導致大量知識分子放棄了其他學問，只願苦讀儒家六經。所謂“經”，最初是指穿過一個領域，並且規範它的某種事物，引申為“指導原則”或“永恆標準”之意。而漢儒認為儒家的六部先秦原典《詩》、《書》、《禮》、《易》、《樂》、《春秋》就具有普遍的持久的價值，它們能向世界提供秩序和結構，故而尊其為六經。特別是孔子的《春秋》經，漢儒認為這不僅僅是魯國編年史，更包含了“素王”（謂具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帝王之位者）孔子為後世所建立的一種理想政治理念與理想制度典範。
於是，漢朝的儒家經學便不僅成為一種政治哲學，更開始深刻介入到漢朝的行政、法律與日常事務之中。正如清末經學家皮錫瑞《經學歷史》所言：“（漢代經學）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即《詩經》）當諫書。”（《禹貢》《洪範》皆《尚書》中篇章）漢元帝時丞相匡衡更表示：“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就連漢成帝也說：“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經學儼然成了漢代政治生活的最高指導性綱領。在元帝以後諸帝的詔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儒家經典語錄的引用，彷彿一個政策若不引經，則權威性蕩然無存了。
在這種情況下，漢廷各派經師逐漸“內卷”，開始對經學註疏日益繁瑣化。比如你用十句話解釋經典一句話，我就用一百句，以示我理解的透徹；而我的學生又用一千句話，來解釋我的一百句話，來展現老師的辨析精微；結果一代代增殖下去，最後竟出現了“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漢書·儒林傳》）的恐怖現象。最誇張的有一位研究《尚書》的經師秦延君，解釋《尚書·堯典》，光“堯典”這個題目，就解了十萬字，首句“曰若稽古”又用了三萬字。這種做學問的方法，當時就有人譏之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漢書·夏侯勝傳》），後來班固也毫不客氣的抨擊這種情況說：“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東漢王充《論衡》還記載，說後來連王莽也受不了這些繁瑣的章句了，讓博士們將每經章句修訂刪減到二十萬字以內，博士弟子郭路為求表現，日夜用心思索該刪掉哪些，結果卻因工作量太大，不幸累死在了燈下，壯烈殉職。最終，歷王莽一代，刪改工作都未能完成，直到東漢光武帝劉秀時，以“五經章句繁多，意欲減省”，讓桓榮、桓鬱、鍾興等今文大儒刪減章句，並教授太子，兩漢的經學學風才漸漸正常起來。
總之，西漢末年的儒家經學，文化創造性已然泯滅，思想與學術已然僵化凝結，這種讀書法即便沒把人讀傻，又會有何等現實之能力呢？
但沒辦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就喜歡鑽研章句的老學究。比如鄒魯大儒韋賢、韋玄成父子，毫無行政能力，卻先後擔任丞相；韋賢之孫韋賞亦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其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令人豔羨。故時有諺語言“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就連當年的中興名臣霍光都因經學水平一般，而被史家嘲笑“不學亡術”（《漢書·霍光傳》），尚書博士夏侯勝說的更是直接：“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漢書·夏侯勝傳》）於是大家都拼了命的研究經學章句。而作為儒經教育中心的太學也大為擴張，漢宣帝時太學不過兩百人，漢元帝時一口氣就增至千人，漢成帝時更增至三千人。這些國家儲備幹部皓首窮經，只為鑽營權位，哪裡還有心思鍛鍊行政能力，更別說政治氣節了！故王夫之評價漢元帝重用儒生，就說：“自是以後，漢無剛正之士，遂舉社稷以奉人。”東漢崔寔也說：“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這一切，恐怕是武帝當年萬萬沒有想到的，他本來只是想利用儒家，最後卻被儒家給利用了。
注1：由於通貨緊縮與糧食豐收，宣帝時期，物價極低，關東平原的糧價降至“谷石五錢”，每畝土地不足三十錢（然而穀賤傷農，此種情況卻導致了漢末土地兼併的惡果），鹽價一斤不足一錢（陳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
注2：災異就是天災地異，原始社會以來的古人恐懼於災異，認為這些現象不純粹是自然現象，也是對人類世界未來事情的一種預示，這種原始心性一直持續到漢代，不僅沒有因為人文的發展而消失，反而讓董仲舒等齊派漢儒給發揚光大了。他們認為一切天變（自然變化），都代表人事，而一切天災，都表明統治者德行有失。這種思考方式讓中國的儒學知識分子將一切自然的問題都看成政治與社會的問題，從而導致自然科學永遠無法在儒學的土壤中誕生。從這方面來說，董仲舒實乃侷限了中國文化發展之罪人。
注3：後來王莽篡漢時，就專門下文指責漢宣帝的法統，說他“貳父”，即不應共同尊奉宗法父親（漢昭帝劉弗陵）與親生父親（史皇孫劉進）。
注4：這就使得皇權對輿論的主導權漸漸喪失，易代思潮在儒生之間興起，遂為西漢滅亡埋下伏筆。
注5：所以後來漢宣帝的第四個兒子東平王劉宇來長安向他侄子漢成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也就是想看宮中秘藏的諸子百家與《史記》，漢成帝本想答應，他舅舅大司馬王鳳卻認為這裡面涉及“縱橫詭譎之謀”與“漢興之初謀臣奇策”，不能賜給諸侯王。可見統治者都明白，真正的統治秘密不可告人，只有漢成帝渾渾噩噩傻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