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渠怎麼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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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在中國，曹操是個婦孺皆知的人物。人們都知道他是有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一個開挖人工運河的能手。曹操一生對開鑿運河是鍥而不捨。他熱衷於建造運河，其初衷並不只在運輸和發展經濟，更多的是出於軍事目的。與春秋時期的吳王夫差和隋代隋煬帝不同，曹操修運河使仗打得都很順利。他征戰到哪裡，運河就開鑿到哪裡。運河的開鑿，成為曹操人生中的又一個“大手筆”。
曹操開鑿的運河幫助這位梟雄成就了霸業。從建安七年（202年）起，曹操陸續在華北平原上開鑿六條運河。首先從修浚睢陽渠開始，漕糧有濟，曹軍遂於官渡之戰中大敗袁紹。204年，開挖白溝，攻下鄴城，把其作為統一北方、兼併群雄的根據地。緊接著開鑿利漕渠，鞏固了曹操的權勢，也繁榮了城市的經濟。雍丘之粱、真定之梨、故安之慄、中山之酒、信都之酒皆透過運河聚集於鄴城的市場上。自此，曹操的運河情結一發而不可收拾。206年，北伐烏桓開鑿平虜渠與泉州渠。之後，又開新河。這為統一北方、發展經濟和溝通黃淮海河，併為後世通濟渠、永濟渠的開鑿奠定了基礎。
曹操疏浚睢陽渠 運兵運糧敗袁紹
睢陽有城曰睢陽城，睢陽有渠曰睢陽渠。曾經的睢陽渠穿透歷史的歲月，從古城南側流過，在時間的原野上延續著。這條渠從何處來，到何處去很少有人研究，只知這是一條經過睢陽的古渠水。其實，這條融入大自然的河流已在商丘流淌了數百年，它就是睢水。睢水的源頭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蒗蕩渠（鴻溝），是我國古代黃河與淮河兩大流域之間的重要交通幹線。蒗蕩渠水系的水源來自黃河，黃河水自古含沙量高，易於淤積，抬高河床，不利於漕運。自西漢平帝至東漢初年，黃河屢屢決堤，更加速了蒗蕩渠水系的淤積過程。睢水，作為蒗蕩渠的分支，其水源透過上游的蒗蕩渠同樣來自黃河。到東漢至三國初年，睢水河道由於淤積已經發生了變遷，發源處由西漢時的浚儀（今開封）附近，下移至梁郡鄢縣（今柘城遠襄）北面。《水經》記載：“睢水，出梁郡鄢縣。”說明此時，開封至商丘間的睢水已經很不通暢，妨礙了南北交通。為此，曹操治睢陽渠。“治”，即疏浚；睢陽渠即商丘附近的睢水。經過治理，恢復了戰國時代睢水故道，使鴻溝系統溝通黃河與淮、泗的要道睢水，又得以通暢。
曹操利用睢水的一段天然故道，透過開鑿疏浚成為人工運河睢陽渠。史志對此事多有記載，如《三國志·武帝紀》：“（曹操）遂至浚儀，治睢陽渠。”清康熙《商丘縣誌·山川》：“漢建安七年，曹操軍譙。遂至浚儀，治睢陽渠。胡氏雲：‘睢水於浚儀首受浪蕩水，東過睢陽，故曰睢陽渠。’”這裡說明了睢陽渠不僅僅是在睢陽的一段渠水，而是從睢水源頭的浚儀縣（今開封市）開始修浚的，經過陳留、杞縣、睢縣、寧陵，一直修到睢陽（今商丘市睢陽區）。透過開鑿疏浚，睢水故道又煥發了新的生機與活力，故北魏酈道元注《水經》時，睢水的源頭與流經之地均與戰國時無異。因此，《水經注》載“睢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言《水經》載睢水“出鄢，非矣”。但他未指出這是曹操治睢陽渠後的改變，可能因僅系對睢水故道的疏浚，而非新闢渠道，致為酈氏所忽視。
曹操疏浚睢陽渠的目的是什麼？運兵、運糧，“進軍官渡”。東漢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以兩萬左右的兵力擊破袁軍十萬，以少勝多、以弱勝強擊敗袁紹，贏得官渡之戰的勝利，寫下了他軍事生涯最輝煌的一頁。建安七年（202年），袁紹因兵敗憂鬱而死，曹操決定趁機徹底消滅袁氏軍事集團。於是準備從譙縣（今安徽亳州市）進軍官渡（今中牟縣東北）攻袁軍，派大軍與民工修浚了從睢陽縣至浚儀縣之間一段古睢水，作為運兵、運糧的渠道轉漕給軍，使大本營軍事物資運輸通達保證供給。因為當年正月，曹操為進攻河北袁尚，從故鄉譙縣率軍北上，“作輕舟，治水軍”，已對睢陽以上江淮河道加以疏浚治理。這樣，就將譙縣到睢陽、到浚儀、到官渡的水運通道徹底打通。曹操最終戰敗袁紹集團，控制了中原，為戰亂多時的北方統一奠定了基礎。
溝通黃淮潤良田 一世之雄成霸業
睢陽渠是曹操最早主持興修的一條運渠，用來征伐袁紹集團。曹操進軍的官渡即在中牟縣北，在官渡之戰後這裡成為曹操的大本營所在，為了便於糧運通達，從中牟到浚儀的這段蒗蕩渠當亦在疏浚之列。曹操疏浚河道自浚儀西至官渡，東下睢陽，官渡以上利用蒗蕩渠水源，浚儀以下疏拓睢水河床，唯官渡至浚儀段為新開渠。基於此，有學者認為，睢陽渠的起點應在中牟，這是不對的。浚儀以下疏拓睢水河床至睢陽，稱睢陽渠。官渡至浚儀這段新開渠，則稱官渡水。曹軍當從譙縣出發，透過睢水到達浚儀，透過新開的渠段官渡水進入黃河，渡之而北擊袁譚，這是當時的進軍路線。睢陽渠的開浚，恢復了西漢以來一度中斷的黃河與淮、泗間的交通，加強了曹魏對東方兗、青、徐、揚等州的軍事控制。
睢陽渠疏浚建成後，漕運開始代替陸運成為軍糧的主要運輸方式。曹魏
各個屯田區基本上分佈在水路沿線，為屯田糧的運輸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睢陽渠還使睢水流域兩岸農田灌溉極為便利，實灌面積千萬畝，受惠人口有千萬人。《河渠紀聞》評價，曹操大開蒗蕩渠“治濉（睢）入汴渠（蒗蕩渠）達江淮，致陳、蔡、汝、潁之粟，軍國之饒，始於屯田，成於轉運。得汴渠之利尤在不通黃流。濁水挾泥沙而入，益汴之利少，淤汴之害大，曹孟德深知而遠避之。避黃之害，興汴之利，旁通渠道，以廣其用，通海濟運，經營四方，而無齎糧之勞。所以為一世雄也”。睢水以後雖屢塞屢疏，但其成了隋代大運河南段通濟渠（汴水）的前身。
曹操去世後，魏國仍然秉持著修渠的方針。曹操的兒子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220年）定都洛陽以後，先後於蒗蕩渠以南、以西一帶的沙、洧、潁、汝之間築渠，開挖了廣漕渠、淮陽渠、百尺渠，使淮河以北睢水、渙水、汳水等各支流相連舟通，形成一個新的運河網，既便於灌溉屯田，又便於運兵運糧。正始四年（243年）九月，太尉司馬懿命鄧艾拓寬睢陽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北、淮南皆相連線”（《晉書·食貨志》）。曹操修睢陽渠時，並建設了汴口石門；到了鄧艾時，予以重修石門，並整修石門至浚儀段運道，引水濟漕並分流洪水，此後石門因處於河汴轉運要地，遂成為了軍事要地。總之，睢水在三國曹魏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
魏國引領新潮流 蜀吳跟風興水運
睢陽古城，睢陽渠（睢水）傍城而過，後來隋唐大運河在這裡走的也是睢水故道。這裡河網密佈，水汽充沛，瀰漫於天空、田野、平地和街區，人長得水靈，活得也滋潤，更有了北宋時期南京城（今商丘古城）的商業繁華。所以說，商丘是一座成長在水邊的城市，享受在運河懷抱裡的城市。這其中，睢陽渠（睢水）功不可沒。《晉書·食貨志》記載，曹魏之時及其以後進一步發揮睢陽渠的灌溉之利，“自壽春（今安徽壽縣）到京師（今洛陽市老城區），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水無害”。
清人康基田說，魏晉所謂“能臣”，都是“以通渠積穀為備武之道”；又說曹魏之所以能做到國富兵強，其原因就在於“始於屯田，成於轉運”。這說明從曹操開始的曹魏統治者把屯田、積穀和水路建設緊緊結合在一起，作為一項渾然一體的龐大計劃來實施，屯田糧的生產儲備了軍隊的軍糧，而運河的興修又保證了軍糧的運輸，從而極大滿足了前線部隊的軍糧需要。曹魏政府實行屯田以及進行水路建設使其日益強大，不僅統一了北方，而且抵抗吳蜀同盟的進攻，並最終打破了三個基本經濟區的平衡，破壞了三國之間的均勢，贏得了統一大江南北的優勢地位。
針對曹魏所在的地理環境，曹操拉起的修渠風引領著當時交通改善的新潮流。三國以軍事立國，為了滿足軍事鬥爭的需要，蜀、吳政權也都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如魏國一樣力興屯田。魏國的船隻透過水路交通網可以北至遼東，南至孫吳，而且可以西至魏蜀隴西邊界，統一和穩固北部中國與此密切相關。孫吳則主要透過長江一線以及江南眾多河流湖泊運輸軍糧。蜀漢由於其地處西南，往北進攻曹魏時，其軍糧的運輸主要依賴蜀道，但也儘可能地利用水路。透過興修運渠，加強管理，同時大力製造船隻，三國政府在各自的統治區域內力圖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水路運輸系統，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軍糧保障體系。三國中，曹魏的成就最大，孫吳次之，而蜀漢處末，這雖是各自的地理條件不同所致，但也是各自國力的反映與戰略思想的體現。
【來源：京九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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