敝車羸馬是什麼動物
蘇東坡從第一次離開家鄉眉山開始，就踏上了一條北上之路。總結他的一生，我們會發現：只要北上就是幸運，就是美好的旅程。因為京都在北方，那兒意味著權力和榮耀。比起南方，那裡更高也更清爽。南方有溼瘴，而且趨近蠻夷，北方似乎更靠近文明。然而北方之北卻是另一番景象了，那裡意味著更強悍和更粗獷。以北宋京城汴梁為座標，蘇東坡一生為仕，除了定州算是任職邊塞，幾乎所有北上的經歷都是美好和欣悅的。相比之下，所有南下的經歷都充滿了不祥，是一次次災難。
在當時的朝廷眼中，南部是疏離的，多用於不端之臣的流放，只有東南方的蘇杭是一個例外，它們離繁華的都城不遠，地理位置十分優越。杭州曾經是蘇東坡用心經營和鍾愛的地方，這裡在當年算是富裕和開放的代表，北宋仁宗皇帝曾經有一句詩：“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賜梅摯知杭州》）。蘇東坡對杭州的喜愛無以言表，曾在詩中說，自己好像前生已經到過這個地方似的，到處都像舊地重遊一樣。他在這裡感到了空前的喜悅。此地飲食與風光俱佳，也留下了蘇東坡一生最值得誇耀的政績，成為他最留戀的歲月。好像杭州是為數不多的美地，甚至讓他覺得超過了故鄉眉山。他把這裡比喻為“山水窟”，即自然風光的聖地。
說到對北方的嚮往，不僅僅因為權力，也還有自然氣候之益。在當年，北方氣候與今天稍有不同，洛陽與黃河中下游的城市都溫暖可人，有繁茂的綠色。比如元好問曾經讚揚濟南富有江南氣象：“日日扁舟藕花裡，有心長作濟南人”（《濟南雜詩十首·十》）。當時的黃河中下游城市雖無蘇杭一帶的溼潤和繁華，但也絕非苦寒之地。蘇東坡自從走出眉山的一刻就心向北方，直到走進那個夢想的都城。這對於南方人尤其是蜀地人來說，尤其如此。眾星環拱的北極星下有一處最為神奇威嚴、華美隆盛之所，這種想象激勵了天下多少莘莘學子。
北方是儒學發源地，是源遠流長的正統文化的誕生地，也是威權的象徵。沒有嚴謹肅穆的北方，就沒有正大的中華思想；沒有乾爽嚴肅的北方，就沒有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沒有權力的籠罩，大地就會渙散以至於傾斜。華夏似乎因為北方而變得更有希望、有條理。蘇東坡最痛苦的幾個人生階段都是向南的流放，向南再向南，苦難也就隨之層層遞進。從京城汴梁到黃州、到惠州、到雷州，最後到瓊州、儋州，也就達到了苦難的頂點。蘇東坡一生很少發出哀嘆，但到了海南之後也不得不說：此地無藥，無吃物，無朋友，更無文友。沒有可以傾心交談的人，真是痛苦寂寞到極點。在這個遙遠而枯寂的孤島，四顧途窮，登高遠望，水天無際，似乎沒有生還的可能。他悽然傷懷：何時得出此島？
他渴望北上，直等到生命的最後歲月才踏上了北歸的道路。
地理與心理有一種奇怪的聯絡，心理空間與地理空間的關係也頗費思忖。東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分別代表著不同的氣質，連線著不同的幻覺。它們的不同究竟由什麼造成，作為一個概念又有著怎樣的內涵，形成的過程是怎樣的，一切都值得細細尋索。從古到今，“北方”的內涵和外延多有變化，但有一部分至今未變，即北方的力量與權威仍然在想象和認知中得到確立。當年蘇東坡在父親的帶領下與弟弟一起跨向北方的時候，可能並沒有想到，等待他們的是一生僅有兩次的返鄉機會，這在我們今天看來真是不可思議。離開故土難得回返，該是人生的多大遺憾。但是在當年交通工具極不發達，還有繁忙的政務及其他阻礙，難返也就變成平常之事。回家之路遙遠又遙遠，北上之路坎坷又坎坷，父子三人當年所能夠想象的那種壯志得酬、一展宏圖的境況，實際上只有一小部分得到了實現，更多的還是一場空想。
當年好像所有的機遇都在北方，那是一個發展之地、實現之地，是邁向人生巔峰的一個方向。這儘管與今天的想象稍有不同，但大抵還是沒有多少變化的：北上仍然是一個強烈的吸引。
從東坡的旅途記錄中我們發現，當年最舒適的交通工具是舟楫，陸地行走往往是艱苦的。在少水的北方，他只能騎馬或乘坐馬車赴任，道路崎嶇，敝裘羸馬，風刀雪劍，旅程將變得格外漫長。蘇東坡晚年貶放嶺南，一路南下困苦倍增，部分原因就是陸路顛簸，無奈之下不得不向哲宗皇帝乞求舟行。他的一生似乎都是水陸輾轉、停泊或休整，從他的詩作中，可以看到好幾次除夕之夜奔波在離任赴任、南下和北上的旅途上。北上、南下，再北上、再南下，從最北走到最南，從榮耀走向淪落。在北宋最南端的“夷獠”之地，蘇東坡度過了風雨飄搖的三年，也走向了人生的末路。他的最後日月讓人惋嘆：再一次北上。
在矛盾重重、坎坷叢生的旅程中，他作為一個大智者何嘗沒有悔悟、沒有痛心疾首的反抗與追問。這一再重複的北上之路似乎昭示了希望，卻更多地埋下了絕望。真正的悲劇其實是從離開故鄉眉山開始的，北上之路不過是一條傷絕之路。他在一道道詔宣之下不得不重蹈覆轍，戰戰兢兢地踏上彼岸，踽動，挪移，像最初離開眉山一樣，向著一個方向。
等待他的是最後的時刻。詩人的榮耀始於北上，詩人的生命止於北上。（張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