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如此坎坷的一生

在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之際，回首前塵往事是非功過，進行自我總結品評，或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或三七開，或四六開，原本司空見慣。而用走過的貶徙之地以詩的語言自我嘲諷總結其人生仕途的，卻極為罕見。宋代大文豪政壇失意客蘇軾便使用這一方式，而令後人一讀三嘆無法忘懷。北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五月，遇赦北返的蘇軾抵達真州遊金山龍游寺時，面對當年自己的畫像，撫今追昔，感慨萬千，寫下了《自題金山畫像》一詩：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這位行將告別人世的老人饋贈給後人的這首詩作，調侃而凝重，自嘲而曠達，為後人認識他坎坷多舛的人生軌跡和積極豁達的人生態度，勾勒出了一條明晰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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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字子瞻，又字和仲，號鐵冠道人、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四川眉州眉山人，祖籍河北欒城。初唐宰相蘇味道“蘇摸稜”是其遠祖。蘇味道在武則天當政時曾被貶黜到四川為官，有一個兒子遂留在了四川。到了北宋時期，其後人中誕生了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兄弟三人並列唐宋八大家。仁宗景祐三年（1037 年）十二月十九日，蘇軾出生在一個衣食無憂 的小康之家。蘇軾的父親蘇洵是位大器晚成的學者，被《三字經》作為讀書不分早晚的正面典型：“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蘇軾是史家不惜筆墨大書特寫的人物，史稱：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範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

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宋史·蘇軾列傳》）

嘉祐元年（1056年）五月，蘇氏父子三人聯袂起程赴京趕考，是年秋三人皆順利透過禮部初試。嘉祐二年（1057年）四月八日，蘇軾在388名考生參加的殿試中脫穎而出，幾乎名列榜首，受到主考官歐陽修高度讚賞，歐陽修情不自禁地對同僚梅聖俞說道：“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

歐陽修的稱讚大大提升了年方20歲的青年才俊蘇軾的知名度，而其弟弟蘇轍也經由這次殿試進入了仁宗的視野。仁宗皇帝曾興奮地對皇后說道：“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這句當初只說給皇后的溢美之詞，到後來蘇軾身陷牢獄命懸一線之時，又經由仁宗皇后（其時已是皇太后）之口講了出來，對於保全蘇軾性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其後，蘇軾兄弟因母喪丁憂守孝回鄉三年。嘉祐五年，蘇軾調任福昌主簿。

嘉祐八年（1063年）仁宗逝世後，繼位的英宗早聞蘇軾的才名，打算破格提拔為翰林，負責為皇帝草詔等事，因宰相韓琦反對，改在史館任職。治平二年（1065年），前來史館任職的蘇軾聽說宰相韓琦的主張後，由衷地表示感激，對韓琦說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是年夏五月，蘇軾年輕的妻子病逝，年方26歲。喪妻之痛在蘇軾心中一直揮之不去，十年之後，他寫下了那首著名的詞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抒發哀思：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喪妻之痛方熾，喪父之痛又接踵而至。治平三年（1066年）父親蘇洵去世後，蘇軾、蘇轍兄弟運送父親的靈柩回鄉守孝。待神宗熙寧二年（1069）蘇軾兄弟由家鄉返回京城時，英宗業已逝世，在新皇帝神宗的全力支援下，大宋王朝已然進入了王安石變法的時代。蘇軾此前頗為順遂的仕途之路，也因為王安石變法而陡然改變，步步驚心，充滿了風險變數。

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從來不隱瞞自己觀點主張的蘇軾，對王安石諸多變法舉措極為不滿，遂毅然投入到保守派的陣營中，與王安石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唇槍舌戰。由於蘇軾名氣大極具影響力號召力，由他出面措辭反對新法，經常令王安石頭疼不已，故而王安石只能對蘇軾施以辣手，將其貶黜外放。

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

“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強而復之，則難為力。

“慶曆固嘗立學矣，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遊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

“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

蘇軾的奏章引起了神宗的警覺，當即部分採納了他的建議。其時王安石正在全力創行新法，蘇軾又公然站出來表示反對，上書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

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故臣以為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

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為此哉！

……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雲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為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

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徵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為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同上書）

蘇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問。此舉徹底激怒了王安石，王安石當即唆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性格剛強的蘇軾並未因被貶黜外放通判杭州而稍微改變自己反對新法的政治立場，等待他的便只能是一連串的貶徙，由通判杭州而徙知密州，而徙知徐州，而徙知湖州。

因為深深捲入了朝廷之中的黨派之爭、政治之爭，鬱郁不得志的大文豪蘇軾的諸多文字包括詩書信奏表等，便被政敵們拿去雞蛋裡挑骨頭，企圖從中找到蘇軾詆譭朝廷的佐證，進而從肉體上消滅蘇軾其人。於是，便促成了震驚天下的

烏臺詩案

。

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朝廷調任蘇軾為湖州知州，蘇軾到任後上表謝恩。言官根據這篇名為《湖州謝表》的表章彈劾蘇軾，引發了震驚天下、影響深遠的“烏臺詩案”，令蘇軾蒙受了一場牢獄之災。

引發烏臺詩案（所謂烏臺，即御史臺，因官署內遍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亦稱柏臺）的《湖州謝表》，雖系官樣文章，一經大文豪之手，非但頗具文采，而且稜角分明：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跡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藉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能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在常人讀來，謝表遣詞用句並無可挑剔。謝表所言“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數語，充其量不過是牢騷之言而已。但御史臺的言官們卻不作如是觀。

是年六月，監察御史裡行何正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彈劾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何正臣這一說辭有其獨特背景：王安石變法期間，保守派和變法派的領袖分別是司馬光和王安石，因司馬光給王安石的長信中有“生事”二字，於是“生事”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新進”一詞則是蘇軾對王安石引薦的改革派新人的貶稱。

事有湊巧，當時恰好出版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監察御史裡行舒亶從中找出幾首蘇軾的詩作，上奏彈劾說：

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接著，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歷數蘇軾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李定羅列了四項理由說明為什麼應處蘇軾極刑：首先說“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接著說蘇軾急於獲得高位，在心中不滿之下，乃譏訕權要；隨後說皇帝對蘇軾寬容已久，冀其改過自新，但是他拒不從命；最後說雖然蘇詩荒謬淺薄，但影響甚大。“臣叨預執法，職在糾察，罪有不容，豈敢苟止？伏望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非特沮乖慝之氣，抑亦奮忠良之心，好惡既明，風俗自革。”

四份彈劾奏章接連丟擲，朝堂上頓時發出一片倒蘇之聲。於是，蘇軾在劫難逃了。七月二十八日，蘇軾在湖州被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多達數十人。

是年八月十八日，蘇軾被關進御史臺監獄。二十日被正式提訊，審訊長達40多天。

烏臺詩案實際上是一場文字獄。

文人蘇軾和朋友之間的書信詩作，被御史們深文周納，作為作者誹謗朝廷的憑證。由於蘇軾確實在詩文書信中抒發胸中塊壘，時有譏諷新法之處，故而，蘇軾對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認在詩中批評新政。

政敵們為了將蘇軾置於萬劫不復之地，對於蘇軾的指控不僅挖空心思，甚至牽強附會到了可笑的程度。對蘇軾《詠檜詩》所做的指控即是一例。該詩云：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主審官將之曲解為蘇軾惡毒攻擊皇帝且有不臣之心，並讓副宰相王珪到神宗面前陳說。王珪對神宗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聽後冷靜地回答道：“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好友劉恕罷官出京時，蘇軾寫了兩首詩相贈。其中一首曰：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

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向方知冀北空，

獨鶴不須驚夜旦，群烏未可辨雌雄。

前一首最後一句取自《詩經》“俱曰予聖，誰識烏之雌雄”，等於說朝廷上只有一群烏鴉，好壞難辨。後一首表達自己對小人的爭權爭位不屑一顧。這些詩句，無疑激怒了腰紫衣金的朝廷大員。

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蘇軾想到了死。在等待最後判決的日子裡，其子蘇邁每天給他送飯。因父子不能見面，所以早在暗中約好：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決的壞訊息，就改送魚，以便心裡早做準備。一日，蘇邁因銀錢用盡，須出京去借，便將為蘇軾送飯一事委託遠親代勞，卻忘了告訴遠親暗中約定之事。偏巧那個遠親那天送飯時，給蘇軾送去了一條燻魚。蘇軾以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極度悲傷之心，給弟弟蘇轍寫下訣別詩兩首，其一曰：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絕望之中的蘇軾或許不知道，神宗皇帝本人對他懷有同情憐憫之心，並不想結果他的性命。烏臺詩案震驚朝野，引來許多高官要員社會名流紛紛出面為蘇軾求情。罷相退居金陵的昔日政敵王安石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身患重病的皇太后也出面援引先皇帝仁宗趙禎的話進行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連蘇軾口中的“新進”章惇，也為營救蘇軾而不惜與副宰相王珪翻了臉。

這麼多具有極大影響力的人物出面求情，以及宋太祖趙匡胤當年立有“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秘密誓約，加之神宗自己對蘇軾心存憐憫，於是，命懸一線的蘇軾終於逢凶化吉。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貶往黃州充任團練副使，不準擅離該地區，並無權簽署公文。

甫一走出牢獄，蘇軾滿臉愁雲為之一掃，立刻揮筆寫了兩首詩表述多雲轉晴之心情：

百日歸期恰及春，餘年樂事最關身。

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鵲啅人。

卻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

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

寒上縱歸他日馬，城中不鬥少年雞。

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

堪笑睢陽老從事，為餘投檄向江西。

寫完之後，蘇軾擲筆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藥！”文人心性於此可見。

烏臺詩案對於蘇軾來說是一次巨大的殘酷打擊，僥倖死裡逃生促使他開始反思人生的意義。

既是蘇軾宦海生涯的轉折點，又是蘇軾詩詞風格的轉折點，也是蘇軾關注佛道文化接受宗教薰陶的轉折點。

貶徙黃州只表示朝廷從輕發落，性質近似於流放。並不意味著蘇軾是無辜的。團練副使官職低微，又無實權，心灰意冷的蘇軾拖家帶口來到黃州後，心情之鬱悶可想而知。因烏臺詩案連累的人太多，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鐵律如今無情地拋在蘇軾身上，“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這對天真誠摯，喜好賓朋的蘇軾來說，實在是太失落、太寒心，太寂寞了。

更為糟糕的是，一向衣食無憂的蘇軾現如今連餬口也成為一個緊迫而又無法迴避的大問題了。他在《初到黃州》一詩中這樣寫狀自己的窘況：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接，詩人例作水曹郎。

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生性樂觀幽默的蘇軾用如此詼諧的詩句寫狀自己處境之艱難，令人讀來無法不為之動容。

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初一，蘇軾到達距離漢口六十里地的長江邊上的窮苦小鎮黃州。無所事事的他為求生計，遂幹起了農夫的營生，在黃州東門外自己開荒種地，將此地稱之為“東坡”，自號“東坡居士”。蘇軾在《東坡八首》序中陳述自己開荒的心境雲：“餘至黃州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餘乏食，為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為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而其中一首讀來則充滿詩情畫意：

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

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

在給好友孔平仲的一首詩裡，蘇軾這樣說道：

去年東坡搶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

今年刈草蓋學堂，日炙風吹面如墨。

農夫蘇軾在黃州真正走進了市井社會，和各色人等交上了朋友，他的友人鄰居中有酒監、藥師、農夫、道士、和尚等。和這些社會底層的人們交往，使蘇軾認識了人世間的真誠淳樸，既是治療他仕途傷痛的良藥，也有助於他反思自己的過失。

元豐六年（1083年），蘇軾的小妾朝雲為他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遁兒。新生嬰兒三日洗禮時，詩人蘇軾百感於懷，寫下了有名的《洗兒詩》：

人皆有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病到公卿。

不難想見，蘇軾此時懷有怎樣糾結的心情！

難以撫平胸中巨大傷痕的蘇軾無法不借酒澆愁，尋求大醉之後的短暫麻醉。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這首作於元豐五年（1082年）的《臨江仙》，本來是抒發作者借酒澆愁的複雜心情，沒想到唱詞問世的第二天，即傳出謠言說：蘇軾曾到過江邊，寫下這首告別詞後順流而下逃走了。太守聞訊大驚，因為他負有監管蘇軾不得越出黃州境界的職責。於是，太守當即趕往蘇軾的住處，發現蘇軾尚且高臥在床，鼾聲如雷，好夢正酣。這個謠言還傳到了京城，甚至傳到了神宗耳中。透過這件事，不僅可以知悉蘇軾受監管的程度之高，同時也能曉得人們對他的關注度之高。

按照林語堂先生的看法，最能體現蘇軾流放黃州時之心態的，是他的另一闋詞《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為了尋求精神上的慰藉，蘇軾開始鑽研佛道，與和尚道士的交往日漸增多，他的作品遂漸漸地染上了佛道思想的色彩。在一個時期裡，蘇軾潛心研究印度的瑜伽術、道家的煉丹術，且頗有心得。他曾經和弟弟蘇轍在書信中交流修煉瑜伽術的體會，並向好友張方平推薦他修煉瑜伽術的方法。他還親自嘗試煉丹，並寫了兩篇札記：《陽丹》和《陰丹》。不待說，這種興趣追求的轉變，自然和他在仕途上失意且遭受重創息息相關。

然而，所有這些都不妨礙他的文學創作。在黃州期間，他先後寫下了《前赤壁賦》《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名作。

唐宋詩詞

劉成榮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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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被貶出為黃州團練副使以後，神宗心裡並沒有忘記他。或許是上天註定要讓蘇軾繼續經歷磨難，即使是皇帝本人的意志，付諸實行也難。

三年，神宗數有意複用，輒為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宋史·蘇軾列傳》）

汝州離京師較近，條件也比黃州好許多。元豐七年（1084年）三月，蘇軾離開黃州前往汝州，途中愛妾朝雲所生的幼兒不幸夭折。距離汝州尚遠而路費已盡，再加喪子之痛，接二連三的打擊令蘇軾心神交疲，已然厭倦了京城的政治紛爭，更無心仕途進步，而有意選擇常州作為終老之地，遂上書朝廷，獲得允准。蘇軾獲得這個訊息後欣喜莫名：“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從這一發自肺腑的詩句中可以體味出，正當盛年的蘇軾在匪夷所思的命運打擊下，已經把做個田舍翁安度餘年作為最大的人生追求了。

蘇軾途經南京時，拜見了居住在此地的前宰相王安石，兩位政見不同的文壇巨匠進行了一場饒有意趣的談話：

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同上書）

元豐八年（1085年）蘇軾到達常州後，神宗駕崩，因新君哲宗年幼，由宣仁皇太后主持朝政。朝政的重大人事變化，馬上影響到了只想著在太湖邊上安度餘生的蘇軾的仕途生涯。蘇軾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神宗死後，宣仁皇太后立即改弦更張，任命司馬光為宰相，全面否定新法，保守派開始揚眉吐氣。蘇軾作為反對王安石的重要人物，也隨之時來運轉：

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同上書）

“運去黃金失色，時來鐵也生輝”，元祐初年蘇軾奉召入京時，深受烏臺詩案之苦的他還是一介七品官員，短短几年內，就被提升為三品大員，做了翰林學士知制誥，幾乎為日後問鼎宰相鋪平了道路。對於其中的奧秘，才華橫溢的蘇軾並不知曉，還是宣仁皇太后當面告訴了他。

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後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後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同上書）

從這段對話中，後人既明白了神宗生前對蘇軾是何等的賞識，而靠品行本事吃飯的蘇軾躋身官場又是何等的坦蕩磊落！“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一語擲地有聲，千載之下，猶令官場上那些蠅營狗苟的無恥之徒為之汗顏。

蘇軾曾抨擊說官場是“奸小之境”，廁身其間的他自然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麻煩。“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才高人共妒，過潔世同嫌。”元祐初，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捲土重來執掌大權，但在司馬光死後很快又出現權力爭鬥，分成了所謂的朔黨、洛黨、蜀黨。蘇軾被宣仁皇太后賞識，在仕途上青雲直上，前景看好，宰相大位唾手可得，於是便被政客們看成是蜀黨領袖，視為潛在威脅，既為新黨所不容，也為舊黨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兩年之內，蘇軾四遭誹謗彈劾，由他舉薦之人，也遭到無故的汙衊。儘管宣仁皇太后將這些彈劾奏章壓起來不予理睬，蘇軾還是萌生退意，不想與這些宵小政客繼續糾纏下去。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政敵們向他發動第一輪攻擊時，他便主動提出辭職。元祐二年、三年，政敵們接二連三地對他彈劾，蘇軾也不斷請求外放。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十一日，朝廷允其所請，“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在杭州任上，蘇軾興利除弊，多有建樹，其最有名的政績，就是治理西湖，修築蘇公堤。《宋史·蘇軾列傳》對此記述頗祥，於此不再贅述。

六年，召為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七年，徙揚州。……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同上書）

總的來看，蘇軾在元祐年間仕途上比較順利有所作為，雖然由於他自己在盛名之下總也擺不脫政敵的糾纏彈劾，但因為有宣仁皇太后的強力支援，政敵們也只能徒喚奈何。然而風水輪流轉，待到宣仁皇太后撒手歸天之後，蘇軾的命運便再度發生了驚心動魄的逆轉。

元祐八年（1093年），宣仁皇太后駕崩，哲宗親政，國事為之一變。與宣仁皇太后掌權時重用舊黨人物相反，哲宗親政後力圖恢復新法，迅速起用新黨人物，元祐黨人紛紛受到迫害和貶謫。但此時朝中的新法舊法之爭，已經變成了黨派間的政治惡鬥。許多有操守、有氣節的大臣審時度勢，毅然選擇請求外放，宰相範純仁就是其中之一，蘇軾也是如此：“八年，宣仁後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

詭異的是，做了八年哲宗老師、任兵部尚書兼侍讀的蘇軾離京請辭時，哲宗竟然沒有接見他，這無疑是一個危險的訊號。儘管如此，蘇軾還是以赤子之誠上書，披肝瀝膽地規勸哲宗廣開言路，虛心傾聽：

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同上書）

蘇軾的上書猶如石沉大海，吝於和他見一面的哲宗趙煦更不會採納他的逆耳之言。蘇軾所能等來的，只是一道道貶徙流放的詔令。

紹聖元年（1094年）四月，章惇拜相後掀起了對儒臣的空前迫害。相對於王安石變法時放逐政敵，章惇的手法要厲害得多殘酷得多。已經長眠於地下的宰相司馬光和呂公著，仍遭兩度降級並剝奪爵位和榮銜。至於健在的元祐儒臣，竟有三十多人遭到貶徙流放，而蘇軾則是貶謫到五嶺以南的第一人。先是以本官調充英州太守，接著又官降一級，左降英州。緊接著，蘇軾在途中又被貶黜為寧遠軍節度副使；未到貶所，又被改為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

途經贛州十八灘最為險惡的黃公灘時，蘇軾因誤將黃公灘聽成了“惶恐灘”，而感慨賦詩曰：

七千裡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

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

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浮舟減石鱗。

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

吟讀是詩，蘇軾當時悽苦莫名的心境可想而知。

經過長途顛簸，蘇軾終於在紹聖元年（1094年）十月二日來到了他自嘲為其平生功業的第二個落腳點惠州。對於自己遭受的無端磨難，蘇軾並不耿耿於懷，而是以平靜的心態看待官場上的波瀾起伏：

臥看落月橫千丈，起喚清風得半帆。

且並水村攲側過，人間何處不巉巖。

（《慈湖夾阻風五首之一》）

蘇軾來到惠州後，很快便適應了此地的風土人情。他在給老友陳糙的信中不無幽默地寫道：“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

在寫給乃弟蘇轍的信中，蘇軾苦中求樂的豁達令人動容：“惠州市肆寥落，然日殺一羊。不敢與在官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煮熟熱酒漉，隨意用酒薄點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摘剔牙綮，如蟹螯逸味。率三五日以。吾子由三年堂庖，所飽芻豢滅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

蘇軾把流放惠州作為自己生平的第二功業，其實是自嘲在惠州的歲月是自己一生最無奈的時期之一。目睹元祐儒臣皆被貶徙流放，蘇軾不僅在給友人孫勰的信中自謂惠人，且預作打算，將惠州作為自己一生最後的棲息之地，並在河東一座四十尺高的小山頂上蓋了房子。令人傷感的是，新房尚未蓋好，他的愛妾朝雲卻於紹聖二年（1095）七月初五因病不治，撒手歸天。朝雲是蘇軾的紅顏知己，蘇軾經常稱她為佛教中的“天女維摩”。多年來和自己患難與共的愛妾撒手而去，對蘇軾的打擊之大可想而知。朝雲死後，蘇軾哀傷不已，寫了有名的悼亡詩《悼朝雲》：

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

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

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

歸臥竹根無遠近，夜燈勤禮塔中仙。

朝雲死後，蘇軾一直鰥居未娶。

仕途多舛，萬里投荒，骨肉分離，愛妾夭亡，即便境遇如此，蘇軾依舊超然曠達。隨緣認命的他善於從惠州民眾的熱情好客中轉移憂愁，解脫心中的苦悶。《食荔枝二首》的其中一首生動地說明了蘇軾的豪爽豁達：

羅浮山下四時春，蘆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做嶺南人。

莊子雲：“善騎者墜於馬，善水者溺於水，善飲者醉於酒，善戰者歿於殺。”蘇軾以詩文獨步天下，詩文也讓他招惹了大麻煩。在惠州，無所事事的蘇軾偶然乘興，寫了《縱筆》一詩：

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

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詩作不脛而走，傳到了京城。心態良好的人交相欣賞詩作之美，病態的權相章惇聞聽之下卻“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於是，蘇軾的人生軌跡隨之再一次發生了逆轉。紹聖四年（1097年），在惠州居住了三年，剛蓋好新居的蘇軾“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於是，年已61歲的蘇軾順水漂流，貶徙到了儋州。

章惇處心積慮地想要從重懲治元祐儒臣，以一首詩作為名出手，不過是他向蘇軾開刀的一個藉口，但在世人看來，蘇軾由惠州再度流放海南，原因無他，又是詩歌惹的禍！

據陸游《老學庵筆記》記載，將蘇軾貶徙到儋州，是章惇玩弄文字遊戲的惡作劇：“紹聖中貶元祐黨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新州，皆戲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忮如此。”不論是處心積慮，還是惡作劇，抑或兩者兼而有之，蘇軾被流放到海南島卻是不爭的事實。

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最輕一等的處罰。蘇軾被放逐到儋州時，雖然掛名“瓊州別駕”，當政卻給他下了三條禁令：“不得食官糧，不得住官舍，不得籤公事。”故而，素來看淡生死的蘇軾在接到流放海南儋州的聖旨以後，頓時心灰意冷，以為自己必將葬身蠻荒之地海南，了無生還之望。在與朋友王敏仲的書信中，蘇軾毫不掩飾地寫下了自己真實的心境：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

蘇軾出生在相對富饒的天府之國，對於孤懸海外的海南島心存莫名的恐懼感，宋代又將放黜海南作為對犯罪官員最嚴厲的懲罰。而今自己年過六旬而被流放該地，於是他只能做好最壞的準備。人們的徹底絕望，往往是在遭遇躲不了又解不開的大困惑之際產生出來的。蘇軾此時的絕望心境即是典型一例。

初到儋州，蘇軾對海南的印象真的很差，他曾經這樣評論說：“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

不過，習慣了隨遇而安適應性很強的蘇軾安定下來以後，不久便和當地官民融作一體，把自己當成了海南人。他把儋州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善於與當地居民相處，更善於苦中作樂，醉酒之後在路上鬧出笑話也習以為常：“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因為他的平易近人，七旬老婦、總角兒童都樂意與他開玩笑。因此之故，蘇軾曾不無得意地對人說過：“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在我眼中天下沒有一個不是好人。”他在蠻荒之地傳播文明文化，在這裡辦學堂，介學風，以致許多人不遠千里，追至儋州，從蘇軾學。在宋代一百多年裡，海南從沒有人進士及第。但蘇軾北歸不久，這裡的姜唐佐就舉鄉貢。為此蘇軾題詩：“滄海何曾斷地脈，珠崖從此破天荒。”

元符元年（1098年）十二月十二日，蘇軾在日記中記下了流放海南期間其世界觀人生觀之巨大變化：

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也？”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譬如注水於地，小草浮其上，一蟻抱草葉求活。已而水乾，遇他蟻而泣曰：“不意尚能相見爾！”小蟻豈知瞬間竟得全哉？思及此事甚妙。

蘇軾所擁有的這種樂觀豁達的哲人心態，既是他在惡劣環境中生存下來的精神支撐，也令他的政敵們為之徒喚奈何。

在海南的三年歲月中，蘇軾創造了他的文學藝術上的奇蹟。謫居儋州期間，他寫了127首詩、4首詞、5篇賦、4篇銘文、16篇論、76篇札記、38篇信札等。所有這一切足以說明，蘇軾謫居儋州的晚年歲月，豐富而充實，並沒有因為政治上的蹉跎失意而鬆懈虛度。如果評論蘇軾在儋州的功業的話，上述種種無疑是不容忽略的。

蘇軾在海南居住了三年，為海南的淳樸民風所深深感染，以至於在他被獲准離開海南時，又動情地寫下了《別海南黎民表》一詩：

我本海南民，寄身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

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

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

就在蘇軾適應了海南並把自己當成一個海南人生存的時候，北宋朝廷又發生了一次帝王更替。元符三年（1100年）春正月，哲宗去世，徽宗繼位，皇太后攝政。是年四月，朝廷頒佈赦令，所有元祐老臣一律赦罪。得沾新皇帝大赦天下的光，蘇軾踏上了其人生的最後一段路程：

微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同上書）

元人脫脫評論蘇軾的文字耐人尋味：

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範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宋史·蘇軾列傳》）

脫脫對蘇軾才華、識見、志向、抱負、品格的品評至為公允，將蘇軾未能拜相一展懷抱委之於命運，而將蘇軾的人生坎坷歸之於自身原因，對於世人仰視認識這位曠世文豪，仰視認識這位“路漫漫其修遠兮”的天涯淪落人，都具有至為重要的參考價值。

蘇軾在官場上的沉浮，得意失意，和他生活於其間的北宋政局（神宗、哲宗時期）動盪顛簸息息相關，在某種意義上說，蘇軾的宦海生涯即是神宗、哲宗時期政局動盪變幻的一張晴雨表。在王安石推行變法時期，作為保守派的一員，因政見不合，蘇軾屢屢與王安石爭論不休，故而受到排擠外放，並被政敵小題大做，深文周納，雞蛋裡挑骨頭，製造烏臺詩案，將之鋃鐺入獄，命懸一線，隨後貶徙為黃州團練副使；保守派佔據朝堂之後，蘇軾也在宣仁皇太后的大力提攜下重返朝廷，數月內接連擢升，飛黃騰達，由七品閒職而成為三品大員，翰林侍讀，進入權力核心圈；宣仁皇太后撒手西歸後哲宗親政，重用王安石派系人馬，貶黜保守派，蘇軾也被視為元祐黨人遭貶徙外放，由定州知州而改知英州，而貶徙惠州，而貶徙儋州；哲宗去世後，徽宗繼位，實際掌握朝綱的皇太后為了收拾人心，大赦元祐黨人，蘇軾才得以離開海島，回到內地。

相形於一般士大夫，蘇軾擁有他人所不具備的深受幾位皇帝皇太后器重獨特優勢。如脫脫所述，仁宗、神宗皆對蘇軾的傑出才華非常賞識：如前所述，宣仁皇太后在年幼的哲宗繼位後實際掌控朝政期間，蘇軾更是備受恩寵；哲宗去世後，皇太后（即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利用短暫的攝政時期，赦免了眾多貶徙流放的元祐黨人，蘇軾因此得沾雨露，結束了在儋州的流放生涯。蘇軾死後，南宋孝宗更是對蘇軾讚賞有加：“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如此備受賞識的蘇軾，為什麼仕途居然如此坎坷多舛？簡單地歸咎於命運的捉弄，顯然是一種缺乏理性思考的託詞。

不得不承認，批評者所言有其一定道理：“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西哲有言：“實體是自身原因。”具體分析蘇軾的多舛人生坎坷仕途，就會發現這麼一位大文豪投身政治以後，儘管始終沒有忘記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始終奉行善惡分明、愛憎分明、不計利害、不計禍福、見義勇為、奮不顧身的做人原則，卻不懂得或者說是忽略了官場上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所謂明哲保身的潛規則。對於這一秘而不宣的官場潛規則，人們的理解深淺各異，用蘇軾的遠祖蘇味道的話來說是：“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遭咎譴，但摸掕以持兩端可矣。”胸懷達則兼濟天下之宏大理想的蘇軾顯然不會理睬什麼“摸掕兩可”的為官哲學，而堅持以“忠言讜論”為立朝大節，這便於無形之中犯了做官之大忌，而受到來自不同陣營的攻訐。

如果認為蘇軾所遭遇的一切皆因為他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使然，則大謬不然。蘇軾被保守派誣陷彈劾，除開他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見解，在朝堂上、奏牘中和書信詩文裡，都公開宣傳自己的觀點，譏諷抨擊新法，從而授人以柄外，更重要的是由於他名望太高影響太大遷升宰相的勢頭看好，“太高人共妒，過潔世同嫌”，於是引發了心理陰暗的政客們不遺餘力的嫉妒暗算。烏臺詩案發生後，蘇轍講過一句為乃兄辯護的名言：“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從這個視角看問題，也許更容易把準政敵們不將其置之死地不罷休的心理脈搏。因為蘇軾擋了他們晉升的道，他們便只能把蘇軾作為攻訐誣陷彈劾打擊的對手。儘管蘇軾本人對於宰相的位置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更不會透過投機鑽營謀求升官晉級，但這並不能讓政敵們鬆弛下那顆緊懸著的小人之心來，只有將蘇軾徹底排擠出局，他們才會長長地鬆一口氣。官場的險惡無情，就在於斯。蘇軾多年的朋友章惇在好友身陷烏臺詩案之際，曾經不惜和宰臣王珪撕破臉而營救蘇軾，但等到他做了宰相以後，卻對蘇軾下手最狠最毒辣，先是貶徙惠州，繼而流放儋州，都出自他的主意。只有從掃除潛在政敵的角度，才能理解章惇的變態，也才能理解蘇軾的不幸：“君子非罪，懷璧其罪。”

心胸博大的蘇軾自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在他眼中“天下沒有一個不是好人”。儘管他從來不記私仇不銜舊恨，即便是對於章惇這樣的居心無比險惡的小人，他同樣懷有一顆仁愛之心，但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蘇軾還是無法避免承受接踵而至的劫難苦難，坎坷困頓。雖然命運註定他必須承載數不清的冤屈和苦難，但由於他看得開，拿得起，放得下，不和讓他蒙冤受屈的政敵們一般見識，而以豁達的心胸適應各種惡劣的環境，從中尋找生輝的樂趣，並轉而以極大的精力從事文學藝術創作，進而在別人以為沒有路的地方蹚出一條大路來。“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或許正是由於苦海無邊坎坷無盡，才培育了蘇軾博大的胸襟氣度，成就了他曠世大文豪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倘若如同有些人想象的那樣，蘇軾精於明哲保身之術，成功地避開政治漩渦而平步青雲，做了宰相且有所作為，那麼，“一心不可二用”，蘇軾勢必將主要甚至全部精力用到從政上，而無暇創作，從而便不會成為人們所熟知所仰慕的大文豪。對於這個世界來說，這顯然是不划算的。況且，蘇軾那個時代並不乏政治精英，王安石、司馬光、範純仁個個皆是天之驕子，他們曾經意氣風發地力挽狂瀾，意圖有所建樹，但結果都黯然神傷，抱憾終天。蘇軾如果和他們比肩而立，同樣會身陷無休止的黨爭之中，是不會做出什麼大的功業來的。

人生不能重來，不能假設。僅此一次的人生旅途雖然充滿艱辛，卻成就了蘇軾其人的偉岸，定格了他在世人心中不可撼動的地位。蘇軾之為蘇軾，永遠不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