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就是資本主義嗎
古典經濟學家主張為經濟自由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如社會保障制度、義務教育、反壟斷法規等，以消解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的負面影響。很顯然，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消解經濟自由帶來的兩極分化問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但是在馬克思看來，與經濟自由相匹配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是束縛人實現經濟解放的工具。馬克思指出，私有財產的感性運動就是生產和消費，就是
“人的實現或人的現實”；而國家、法律、宗教等上層建築，“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並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
這一論述指明瞭私有制在政治上層建築中的表現，國家和法律等政治形式歸根結底受到私有制的支配，它們本身不過是私有制發展的結果。在馬克思看來，私有財產是人類外化勞動的表現，它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經濟權利關係，屬於經濟基礎的範疇。從產生的時間順序看，私有財產依靠某種觀念或意識維持，它並不是由法律創造的，而是先於法律出現的；當私有財產獲得法律的認可與保護時，它便獲得了法權形式，這時它屬於上層建築的範疇。
經濟上的財產權利關係上升為法權關係需要有一個過程，在制定關於私有財產的法律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內，生產和交換的條件一般是約定俗成的，人們只是透過習慣來規定生產、分配和交換等經濟行為應該遵循的共同準則，這個規則
“後來便成了法律”。法權是得到法律承認與保護的權利，一定的財產權利關係是法權產生的基礎。因此，“政治權力只不過是經濟權力的產物”。
馬克思指出，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而採取的一種必要的組織形式。政治自由主義者一開始就沒有想到過要消除私有制導致的市民社會內部的緊張關係，也沒有想過消除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之間的對立關係，政治自由主義所追求的自由一開始就只限定在維護和應用私有財產這一人權上，這就決定了它所追求的自由僅僅滿足於保障和實現資產階級的經濟自由，因而具有狹隘的、封閉的性質。
因此，政治自由主義所推崇的政治革命把市民社會，即私人利益和私人權利等領域看作自己存在的自然基礎和無須進一步證明的前提。維護私人資本的利益是資產階級發動政治革命的動因，也是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和資產階級組織政治國家的前提，
“公民身份、政治共同體甚至都被那些謀求政治解放的人貶低為維護這些所謂人權的一種手段”。政治自由主義對市民社會利己人權的承認和保護，為維護資產階級的經濟自由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援。
此外，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分裂雖然是人的本質異化的表徵，卻是對財產自由的證成，也是財產自由的一種體現。自由主義把壓迫和對抗性問題嚴格限定在政治領域，其主要關注點僅限於反抗專制國家對個人自由的威脅與壓制，而經濟領域中的剝削與壓迫問題，即資本主義私有制帶來的壓迫與統治問題一向不在它的考慮範圍之內。
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私有財產的保護者，只要資產階級仍然統治著政治國家
，
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政治民主。政治國家看似維護了公共利益，實際上只是保障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因而具有虛偽性。“正是由於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的這種矛盾，共同利益才採取國家這種與實際的單個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脫離的獨立形式，同時採取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人類歷史上存在著種種“虛幻的共同體”，國家就是其中的一種表現形式。在國家中，只有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才享有個人自由。
馬克思激烈地批判了黑格爾所謂的
“理性的國家”，他認為資產階級國家並不是像黑格爾所說的“倫理觀念的現實”和代表著普遍的利益，它不能使人民獲得真正的自由與平等，因而它實際上是一種與人相異化的力量。國家的原動力就是資產階級私利的最大化，它打著體現人民普遍利益的旗號，實現了一種少數人對多數人進行宰制、奴役和支配的特殊利益，它必將為實現全人類解放的真正的共同體所取代。
馬克思指出，正像天國對塵世的關係一樣，國家對市民社會的關係也是
“唯靈論”的，現代國家雖然獨立於市民社會之外並與後者相對立，但這種政治組織形式最終“不得不重新承認市民社會，恢復市民社會，服從市民社會的統治。”其實質不外是保障資產者的財產和利益。現代國家不是市民社會的本質。
相反，
“家庭的天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為基礎”是政治國家的必要條件，國家是市民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因此，市民社會決定國家。要想改變經濟生活中的不平等，不能僅僅訴諸於強調政治權利的實現，而要透過物質生產方式的變革來實現。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對國家做出這樣的指認：資產階級將國家從神聖的宗教中解放出來以後，所建立的還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國家”，而是一個被市民社會蹂躪和奴役的國家。現代國家所保護的，僅僅是追逐市民社會特殊性的有限的自由。
在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也必然是在政治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
“政治權力只不過是經濟權力的產物”。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生產資料日益集中到少數人手裡，由此產生的必然結果就是政治的集中。馬克思指出，現代國家和資本的發展過程密切相關，這兩者結合在一起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財產關係雖然已經擺脫了古代的和中世紀的共同體，但是“對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態出現”。
首先，民族國家的統一是資本擴張的必要條件。馬克思明確指出，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是為了維護市民社會的物質利益，市民社會就是指工業社會和商業社會。其次，民族國家是市民社會擴張的重要載體。資本家對利潤的無限追逐，使其超越了國家和民族現有資源和市場的限制，在實現全球擴張的過程中，資本以民族國家的身份獲得了對外的最高獨立權。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資本與國家之間的共謀關係多有論述。
馬克思指出，資本利用國家政權改變工作日的長度，利用國家暴力手段鎮壓勞動者的維權鬥爭，利用國家權力推行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稅收制度等等，都是資本與國家關係的例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邏輯同政治邏輯、看不見的手同看得見的手具有密切的聯絡，資本總是同強權和暴力結合在一起，藉助政治力量實現自我增殖的目的，這就是資本邏輯突破其限度的表現。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雖然系統地闡發了資本在經濟領域中的功能，卻未曾提及資本的限度及其僭越。
馬克思站在整個人類社會的高度，對資本主義政治意識形態對物質利益領域的控制進行了徹底地批判。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批判必然上升到國家批判，在馬克思的構想中，國家、階級、民族等社會存在，均將揚棄在共產主義的現實運動之中。馬克思指出，國家是一個凌駕於社會之上的贅瘤和由社會供養的多餘的廢物，是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後必須去除的禍害。恩格斯也明確指出，現代國家在本質上是
“理想的總資本家”和“資本家的國家”，它越是向政治領域僭越，就越是成為剝削更多公民的“真正的總資本家”。
在現代國家的統治下，資本和僱傭勞動之間的對立關係
“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當國家佔有社會的全部生產力之後，並沒有真正解決資本和僱傭勞動之間的對立問題。馬克思從資本批判的視域出發，揭示了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經濟領域的內在關聯，進而揭露了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實質與資產階級政治解放的侷限性。
馬克思找到了無產階級這個最終解決階級矛盾和克服資本侷限性的力量，並將無產階級與全人類的解放聯絡起來。
K
·洛維特指出：“《資本論》不是一種簡單的對政治經濟的批判，而是用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範疇來對資產階級社會的人進行批判。”馬克思經濟自由批判思想的旨趣就是從資本批判上升到人的解放。
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對經濟自由的批判，既是對資本的歷史批判，又是
“現實的人”尋求解放的歷史訴求。在馬克思看來，人的解放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從自然界對人的控制下獲得解放，二是從“社會關係的盲目控制”下獲得解放。馬克思也意識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已經從自然界的控制下獲得瞭解放，同時，人又成為了社會關係的奴僕，重新陷入了“異化”的境地。為恢復人的尊嚴，就要為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而進行鬥爭，實現人的解放和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