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澇災害和洪澇災害一樣嗎
洪澇災害自古以來就是人類最常面對的自然災害。因此，人類歷史也是一部與洪澇災害鬥爭的歷史。那麼，我國古代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是如何應對洪澇災害呢？
防洪抗洪有法可依
自古以來，我國人民有著豐富的應對防禦洪澇災害的經驗和做法，同時逐步形成了內容豐富的法律法規和各項制度，並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完善。較早記載應對洪澇做法的是《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堤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三國時期
最早的防洪法規應該是章武三年（223年）蜀國的護堤命令：“丞相諸葛令，按九里堤捍護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築竣，告爾居民，勿許侵佔損壞，有犯，治以嚴法，令即遵行”。
九里堤在成都西北，當地地勢低窪，修建這條堤用以保護成都的防洪安全，所以作為蜀漢丞相的諸葛亮格外重視這個防洪堤的保護。
唐代
到了唐代，在唐高宗永徽年間頒佈的一部極為重要的法典《唐律疏議》中，對水利防汛有專門的條款規定：“近河及大水有堤防之處，刺史、縣令以時檢校。若須修理，每秋收訖，量功多少，差人夫修理。若暴雨汛溢損壞堤防交為人患者，先即修營，不拘時限”。唐代還專門頒佈了水利管理法規《水部式》，其中也對防汛抗洪做出了具體規定，使這方面的工作有章可循。
金代
而金代泰和二年（1202年），金章宗頒佈實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應該是我國現存較完善的一部防洪法規。這部《河防令》的主要內容有：
第一，明確劃定了黃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
第二，規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員督促沿河的州、府、縣落實防汛規劃措施，維修加固堤防；
第三，規定河防緊急時，沿河州府和都水監、都巡河官等應共同商定搶險事宜；
第四，獎功罰罪，沿河州、府、縣官員防汛無論有功還是有罪，都要上報，由國家據情處理。
明代
金以後各朝代的防洪法規，多由《河防令》引申而來。明萬曆《湖廣總志》載有《護守堤防總考略》和《修築堤防總考略》。《修築堤防總考略》共十條：審水勢，察土宜，挽月堤，塞穴隙，堅杵築，捲土埽，植楊柳，培草鱗，用石甃，立排樁等。《護守堤防總考略》針對堤防潰決提出了四種管理措施：立堤甲，免重役，置鋪舍和嚴禁令等。
清代
到清代的防洪法規又得到了進一步完善。在荊江堤防修守制度上體現的最為明顯，乾隆五十三年（1747年）荊江堤防潰決，損失慘重，恢復重建後訂立了12款修守章程，規定比較明細。清代對緊急防汛搶險事務也制訂了專門法規。道光年間林則徐任湖廣總督期間，訂立了《防汛事宜》共十條；嘉道年間著名水利專家、玉環同知王鳳生編著了《詳定江漢堤工防守大汛章程》十一條等，均為應對洪澇災害提供了技術和法律依據。
監測預警設施完善
在應對洪澇災害上，我國古代十分注重水文的觀測和預警。我國有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等七大水系，因為河流泛溢影響著水運、灌溉和生活用水，關係著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所以，歷代都很重視防汛抗洪和汛情通報工作。
史料載，從大禹時代起我國就開始重視對水文狀況的觀測和分析。隨著社會的發展，歷代更是注重在各河流要處建站監測水文。有著“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稱的“白鶴梁”，就是我國古水文站的一處罕見遺蹟。白鶴梁是重慶涪陵城北長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樑。由於白鶴梁的梁脊僅比長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3米，幾乎常年沒於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較低時才部分露出水面，古人會根據白鶴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來確定長江的枯水水位。
在宋代，水文監測更加規範完善，技術手段更加先進。那時，在今江蘇蘇州吳江上立了兩座水則碑，史料記載，建於1120年。水則碑分為“左水則碑”和“右水則碑”，左水則碑記錄歷年最高水位，右水則碑則記錄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
古代如何奏報汛情？
汛情，是汛期洪水自始漲到回落期間的情況統計，向上級反映汛情，古人稱為“汛情奏報”，也稱“報汛”，至遲在先秦時，已形成了“報汛制度”。
1975年從湖北雲夢縣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簡中發現的《秦律十八種·田律》中，記載有秦國的規定：在莊稼生長期下雨，要及時報告降雨量，即所謂“稼已生後而雨，亦輒言雨少多”。此後，歷朝歷代都有相應的報汛制度。有的朝代要求地方政府從立春便開始報汛，如東漢，《後漢書·禮儀志·請雨》記載，“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
北宋是中國歷史上水患多發時期之一，朝廷規定，在整個汛期，地方主政官員、主管官員必須堅守崗位，隨時報汛。黃河、汴河等河流兩岸的府州長官，須兼任本地的“河堤使”，責任到人，對水位漲落隨時上報。
金元時期，北方水災多發，北京及其周邊河北、天津等地的防洪壓力增大，金朝廷則從制度上給抗洪救災提供保證。金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金章宗完顏璟主持修訂的《泰和律令》頒行，其中的《河防令》規定，每年陰曆六月一日至八月終，為大江大河“漲水月”，沿河各州縣官員必須輪流守防，參加並指揮汛期河務事宜，隨時奏報水情、險情。
明清時，報汛制度已十分完備。據明萬恭《治水筌蹄》，“凡患害急緩，堤防善敗，聲息消長，總督者（主管官員）必先知之。”
古代官府還設定有報汛驛站，報汛又叫“水報”，與戰時的“兵報”一樣重要。根據汛情的發展情況，古人會採取“羊報”、“馬報”、“狗報”、“步報”等多種報警手段。所謂“羊報”，最初是黃河遇險時報汛之法，報警差役帶著水籤，乘充氣羊皮筏，從上游而下，將觀測到的水位刻在標籤上，陸續投擲報汛；“馬報”則是乘快馬報汛，明清時稱為“六百里飛馬”；“狗報”是由訓練有素的狗來代替人傳遞汛情；“步報”則是人工步行傳遞汛情。
出現汛情，除了奏報上級和朝廷，還要及時告知災區民眾，在沒有現代通訊設施的古代，有哪些可行的手段？明朝著名治河專家潘季馴總結出的一套方法是：如果出現險情，要立即懸旗、掛燈、敲鑼，發出緊急搶救訊號，提醒搶修，安排群眾轉移。
古人認為，水患災害是“水不潤下”現象。《漢書·五行志上》稱：“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為什麼會發生“水不潤下”這類水患災害？古人也有一番解釋：“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這種觀點顯然包含有嚴重的封建迷信成分，但古代君王多信以為真，如唐文宗李昂在《賑救諸道水災德音》中便稱：“仁未及物，誠不動天，陰陽失和，水潦為敗……”。
古代如何應對洪災害？
在應對洪災害上，古代也是方法多多。尤其是加強城市防洪，是未雨綢繆。歷代都把修築堤壩、連通河道、疏浚塘湖作為頭等大事。
到了汛期，古代往往採取疏浚與封堵的辦法，對城市的內河溝渠，透過護城河將城市內積水及時排出或利用湖泊、池塘短暫蓄水；為避免江河暴漲形成倒灌，在進城處設定水門，既有效管控船隻的往來，又對江河與城市進行有效分割。在大江大河通往內河處架設橋樑，既方便道路上車馬與行人的透過，大汛到來時插上木棍、壘起沙袋堵住涵洞，又形成了有效的屏障。在排水溝渠處設定單向水窗，當城區水位高時在水壓作用下自動開啟，當江水過高時在頂託作用下自行阻斷。很多分割槽設定巧妙利用城防天然結構，平時管護極為簡單。
古代重要城市如長安、開封、洛陽、杭州、北京等對供水河道管理很嚴，歷代訂有專門制度。
明代西安原有龍首渠供水，但只夠東城使用，成化元年（1465年）興建廣濟渠，引交河、皂河入西城，工成後建《新開通濟渠記》碑。碑陰刻有水規十一條，其中規定：皂河上源至西城壕的七十里間，每裡設夫二名，負責修理河道堤防和植樹。
清代北京地下排水系統發達，由於是都城，管理制度嚴格。乾隆十七年（1752年）規定京城內外所有河道溝渠事務每年派一名“直年大臣”總管，當時內城共有排水大溝（大街兩旁排水溝）30533丈，小溝（巷溝）98100多丈，大小溝相互灌注，並與護城河和有關排水河道高程用水準儀統一抄平；每年二月開凍後至三月底止統一進行疏浚和維修。保證了汛期排水通暢，避免出現汛情。
對於河防古代也是高度重視。北宋對汴河管理同樣不敢懈怠：為了滿足航深要求，“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過載為準”；由於黃河主溜有時遷徙，因此每到春天就徵調大批民工重開汴口；而當黃河主溜頂衝時，汴河進水過多，又需透過運河上的洩水閘壩洩洪；當河水位增至七尺五寸時，即派禁兵三千上堤防洪。為使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即使在汛期也能保證航運的安全。
明代還興建了大型的水閘，以控制水位，保證汛期調節水位和航運安全。浙江紹興的三江閘是建於明代嘉靖十六年（1537年）的大型排水閘。紹興近海，潮汐鹹水湧入，沿江居民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沒有保證。建閘以後，潮水盛漲時下閘擋潮和蓄積內河淡水，潮退時則開閘排澇，因此閘門的運用對於所保護的蕭山紹興平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古代如何懲治瞞報災情官員？
《宋史》記載：“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
為了充分、全面地掌握災情，朝廷還設定有專門的“水官”，“司空”、“都水監”、“水部郎中”、“河道總督”等，都是古代專職防洪官員。朝廷在強調及時上報汛情的同時，還要求專職水官和地方官員及時奏報災情，並形成一套相應的災情奏報制度。
戰國時，秦國的《田律》在要求及時報告汛情的同時，還規定：“旱及暴風雨、水潦、螽、群它物傷稼者，亦輒言其頃數。”秦國對上報路徑和時間也立有規矩：距離近的縣，由走得快的人專送報告，距離遠的縣由驛站傳送，在八月底以前送達，即所謂，“近縣令輕足行其書，遠縣令郵行之，盡八月□□之。”
現在史書上記載的許多珍貴的水災資料，都是當年官員奏報留下的。《漢書·五行志上》中，便記載有多次大水災：公元前185年漢中、南郡發大水，淹了4000多家；公元前184年秋，河南大水，伊水、洛水淹沒了1600餘家，同年汝水氾濫，淹了800多家。最嚴重的是呂雉主政的最後一年，即公元前180年夏季，漢中、南郡再發大水，淹沒6000多家，同年南陽沔水鬧洪災，淹了10000多家……
災情奏報，歷朝都有嚴格要求。如宋《農田水利約束》、金《河防令》中，都有奏報辦法。但由於災情影響考核，往往與地方官員的政績和作為掛鉤，謊報災情、瞞報死亡人數、虛報受災範圍的情況在古代不時會發生，有的時期甚至非常嚴重，以至於影響救災進度和效果。
那麼，如果違反奏報制度，當報不報，不及時報、瞞報、謊報等，結果會如何？洪水無情，人命關天，朝廷一般會選擇從重處罰。如北宋開寶四年（公元971年），黃河在澶淵段決口，淹沒數個州縣，主政官沒有及時上報。宋太祖趙匡胤接到舉報後，將分管官員斬首棄市，負有領導責任的一把手撤職查辦。此事見於《宋史·河渠志一》：“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
可以說，在歷朝抗洪救災工作中，都有官員因為不作為，或擅自動用抗洪物資而丟官丟命的。中國抗洪史上治水英雄大禹的父親鯀，便因擅自動用抗洪物資“息壤”而被處死。《山海經·海內經》記載：“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殺鯀於羽郊。”
《山海經》所記的“息壤”，是一種可以自我生長的所謂神土，能堵塞洪水，其實就是今天的沙袋一類物資，但因為沒有帝王下令，便動用息壤去堵塞洪水，結果丟了命。這在今天看來屬於情有可原，但在當時就是死罪，可見古人對抗洪工作的重視。
朱元璋
古代大水患後如何救助？
《明史·河渠志》記載：朱元璋曾詔令“遣官塞河，蠲被災租稅”
由上述可見，古代官府對抗洪救災工作也是十分重視的，不容許不作為、亂作為。除了積極防災外，在災後，官府還要積極安撫災民、做好善後工作。具體做法一般來說是，開倉賑災，減免租稅，幫助災民重建家園。據《明史·河渠志一》，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黃河開封段東月堤決口，大面積受災，明太祖朱元璋便“遣官塞河，蠲被災租稅”。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今安徽南部多地發生水災，明英宗朱祁鎮要求：“將預備倉糧量給賑濟，加意撫綏，毋令失所。”
但在事實上，古代的抗洪救災工作很多時候並不到位。明謝肇淛《五雜俎·地部二》中，有一則水災記錄，記錄了萬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建安（今福建省建甌市）山洪暴發的慘狀。當時，建溪水位漲了一丈多高，雖然關起城門，但洪水很快漫過城牆，淹死了數萬人。
後來，福州也被淹了。當時是“白浪連天，建溪浮屍體，蔽江而下”，可見災情之重之慘。但令謝肇淛氣憤的是，不僅官府沒能積極救災，當地的富人還借水災發財，“拾浮木無數以蓋別業。”
清諸畮香《明齋小識》中也記錄了這麼一則水災故事：有一年，大雨將農田都淹了，災民遂一起來到縣衙，希望縣令能把災情上報，爭取賑濟。結果縣令不作為，竟對災民說：“雨今開霽，未見有水，何必乃爾？”
災民聽了非常氣憤，要求縣令去實地查驗，大家用轎子將縣令抬到城東門外，四周全是洪水，望不到邊。接著，災民又將縣令抬到數里外，然後將轎子丟下，全都走了。一直到傍晚，縣衙差役撐著竹排來，縣令才得救。這則故事，諸畮香是當笑話來寫的，但反映出了古代災民對地方官員不作為的失望和強烈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