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事變前唐朝有多少官員
公元835年（唐太和九年），年輕的唐文宗皇帝與寵臣李訓、鄭注密謀除掉宦官，奪回權力，結果因為計劃不周，被宦官集團反撲，參與謀事的李訓、鄭注、王涯、賈餗、舒元輿、王璠、郭行餘、羅立言、李孝本、韓約皆被宦官滅門，受牽連的官員多達一千餘人，這便是晚唐歷史上極為血腥的“甘露之變”。
大唐
皇帝聯合大臣殺太監，反倒被太監反噬，不能不說晚唐政治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朵奇葩，那麼文宗皇帝為什麼出此下策，“甘露事變”又為什麼會失敗，一切還要從唐朝宦官制度說起！
宦官專權，歷來為君王所忌諱，唐朝開國以後，宦官權力被嚴重約束，其所供職的內侍省，只負責內庫出納和皇帝的飲食起居，《舊唐書。宦官傳》序文記載：少貞觀中，太宗定製，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是長官，階四品。
玄宗後期，形勢發生了變化。
作為一代聖主，玄宗早年勵精圖治，創造了“開元盛世”的偉業，但到了後期，唐玄宗開始沉迷酒色，“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許多政事交由宦官辦理，尤其是高力士，榮寵至極，“每四方進奏文表， 必先呈力士，然後進御，小事便決之”，他嘗說：“力士當上，我寢乃安”。不僅如此，玄宗皇帝還大力提拔高力士，開元初年授其右監門衛將軍，至天寶初年，再授冠軍大將軍兼右監門衛大將軍， 賜爵渤海郡公。 天寶七年， 又増授他為驃騎大將軍，發展到後來，王子們見到高力士都客客氣氣的喊“阿翁”，駙馬輩的喊“爺”，王公大臣們就更不用說了，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更是透過高力士獲得宰相之位。
高力士脫靴
但此時的高力士，雖然呼風喚雨，卻並未形成一股力量，充其量是個“鶴立雞群”的太監，李白讓他脫鞋，他就的老老實實脫鞋，用周星馳的話說：“乞丐中的霸主，還是乞丐”。
安史之亂中，唐朝上層的權力機構亂成一鍋粥，北上稱帝的肅宗皇帝，生性懦弱，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唯一能幫他拿主意的就只有醜八怪李輔國，李輔國也因此大權獨攬，拜為元帥府行軍司馬，開始掌控兵權，肅宗、玄宗歸政長安後，李輔國與張皇后勾結，飛揚跋扈，排除異己，甚至想著做宦官宰相，雖然遭到宰相蕭華的反對未能得逞，但並不妨礙他繼續擅權，代宗皇帝繼位後，他自恃擁立有功，恬不知恥的說道：大家但內裡坐，外事聽老奴處置。
代宗皇帝在《新唐書》中評價不高，但在《舊唐書》可是“古之賢君，未能及此”的聖主，如何評價代宗皇帝這裡不做展開，但他對李輔國深惡痛絕，繼位不久，就在宦官程元振的幫助下，免掉了李輔國的職位，後又將其秘密殺死，除掉了最大隱患。
但代宗皇帝並未根除宦官專權，李輔國被處死後，又坐大了程元振，不僅取代了李輔國的元帥行軍司馬職務，還專制禁兵，後又加封至鎮東大將軍，驃騎大將軍，邠國公，其權力超過了李輔國。
安史之亂
等到程元振倒臺，又來了個更加貪婪的魚朝恩，不僅坐上了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的位置，還統率京師神策軍，成為名副其實的權臣。
但此時的宦官，雖然影響力大大增強，卻也沒有到影響朝政的地步，尤其是魚朝恩，表面上看，風光無限，但皇上動動嘴，宰相元載就帶著兩個策反的太監將他幹掉，比起“甘露之變”的興師動眾，簡直就是殺牛用雞刀。這也說明一個問題，此時的宦官，看似勢大，依舊是皇權的附庸。
真正的轉折來自德宗皇帝，他繼位後，出於對宦官專權的警惕和不滿，一度把禁軍的統帥大權交到司農卿白志貞手裡，白志貞早年侍奉節度使李光弼，口碑不錯，代宗皇帝本以為是個可以倚靠的大臣，但這位老兄掌控神策軍後，立馬腐化墮落，不做實事不說，還搞了一堆豪門子弟吃空餉。涇原兵變中，倉皇失措的德宗皇帝逃出長安，堂堂神策軍竟然無人護駕，反倒是竇文場、霍仙鳴兩個宦官不離不棄，陪侍左右。心灰意冷的德宗皇帝大徹大悟，再也不信任那些假大空的文武官員，“德宗還京，頗忌宿將，凡握兵多者，悉罷之。禁旅文場、仙鳴分統焉。”自此以後，宦官典軍成為定製，一直到大唐朝終結。
大唐與吐蕃戰亂
可以說，宦官能夠掌控朝局與前文所述的一系列事變有密切關係，正是因為有了這些經歷，皇帝對士大夫階層的信任程度降到最低，而宦官因為特殊的身份，開始崛起，並最終掌控兵權。
然而過猶不及，權力是一劑無法抗拒的春藥，任何一個群體，一旦掌控權力，隨之而來的就是權力的失控，縱然是生理有缺陷的宦官群體，也不例外。
順宗時期，以王叔文、王伾為首計程車大夫集團，希望收回軍權來限制宦官權力，史稱“永貞革新”，這一做法得到了皇帝的暗中支援，但此時的宦官集團，早已今非昔比，不僅熟練掌握各種宮鬥技巧，還利用監軍的機會與各地節度使結成利益共同體，“永貞革新”僅僅維持了一百四十六天，就壽終正寢，革新失敗後，順宗被迫遜位太子李純，王叔文被貶殺，王伾死於貶所，韋執誼、劉禹錫、柳宗元等八人被貶為邊州司馬，這便是赫赫有名的 “二王八司馬事件”。柳宗元便是在貶官後寫下名垂青史的《捕蛇者說》。
憲宗時期，宦官又更進一步，掌控了樞密院，形成“權閹四貴”的宦官權力體系，不僅掌控了京城防務大權，還深入文官體系，侵蝕相權，徹底形成了宦官治國的局面。說到這裡，還有個笑話，憲宗時期，監察御史元稹（曾經滄海那位）出差，和宦官仇士良一同入駐驛站賓館，因為只有一間上房，雙方爭執不下，最後打了起來，憲宗聽說後，不僅不公平處理，還拉偏架，斥責元稹“少年後輩， 務作威福”，更是將他貶官為江陵府士曹，自此以後，再沒有人敢和宦官搶東西了。
唐朝後期，宦官逐漸掌控權力
好在憲宗皇帝英明神武，縱然重用宦官，卻沒有形成宦官為禍的極端場面，不僅如此，他還於任上大力削藩，造就了“元和中興”這個不大不小的偉業，如果繼續下去，中興大唐亦未可知，但“初心易得，始終難守”，憲宗後期，沉迷丹藥，變得喜怒無常，動輒殺掉身邊的宦官洩憤，心有慼慼的太監們，擔心哪天不走運，遭到憲宗殺害，於是聯合郭皇后，先下手為強，除掉了年僅四十二歲的李純，政變成功。此後便是酷愛嗑藥的敬宗皇帝和沉迷打獵的穆宗皇帝，一個死於丹藥，一個被宦官殺死，憲宗多年的改革，毀於一旦。
到了這時候，宦官與皇權的矛盾已經變得不可調和，表面上看，宦官依舊是皇帝的家奴，即便大權獨攬，由於生理原因，他們無法篡權奪位，比起安祿山、史思明、朱泚等武人來的安全，但憲宗和穆宗的死，讓雙方的信任和依賴蕩然無存，而涇原兵變後，唐朝又進入到相對穩定的時期，宦官對皇權的支撐作用降低，憲宗削藩，更是降低了外患風險，收拾內鬼，就成了新君亟待解決的問題。
文宗皇帝繼位後，吸取祖父憲宗，哥哥敬宗的教訓，重用清廉的宋申錫，希望能借他之手除掉宦官集團，哪知宋申錫是個政治菜鳥，行動尚未開始，訊息就洩露出去，被宦官集團反咬一口，先行誣告謀反，就連文宗都信以為真，如果不是文官集團集體出面說情，宋申錫的腦袋就保不住了。
宋申錫貶官，事情卻沒有結束，唐文宗利用宦官內部的傾軋，將神策軍交到仇士良手裡，最終處死了大權獨攬的王守澄。
初戰告捷，文宗有些激動，希望再接再厲，徹底終結宦官干政的局面，於是一個月後，“甘露之變”爆發。
甘露之變
“甘露之變”的總導演是唐文宗，但實際執行者卻是李訓、鄭注。
李訓出身隴西李氏，是前宰相李逢吉的從子，史書記載他：形貌魁梧，善於辯論，但為人陰險，自以為是。不是個可以託付大事的主，而另一位共謀者鄭注，原本是個跑江湖的遊醫，後來投奔到了王守澄的旗下，成了宦官一黨，誣陷宋申錫就是他的主意，但這傢伙見風使舵，在為文宗皇帝醫治風疾的過程中，背叛了主子王守澄，成為“甘露事變”的主謀。
把軍國大事交到兩個才能不足，卻心懷鬼胎的傢伙手裡，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失敗。
按照李訓的計劃，利用給王守澄舉辦喪事的機會，將宦官集團騙去送葬，再由鄭注帶領親兵將他們一網打盡。
這個計劃聽起來不錯，王守澄雖然被處死，但他在宦官中依然存有巨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皇帝發話，宦官們自然要去參加葬禮，藉機斬殺一了百了。但計劃制定後，李訓擔心鄭注把功勞一個人領去，臨時修改計劃，改為調動韓約統領的金吾兵和御史臺、京兆府官吏和士卒，先於鄭注一步，在京城誅除宦官。
理論上來說，這樣做也可以，太監數量有限，其所掌管的神策軍又駐紮在城外，在通訊靠吼的年代，只要雷霆萬鈞，將領頭的幾個太監一擊必殺，其他善後工作都好收拾。
但這個計劃卻有一個大大的破綻，那便是參與執行的幾個人，都是水貨。
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百官上朝，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沒有按照往常的套路報平安，而是臨時加戲，奏稱左金吾衙門後院的石榴樹上，昨天夜裡出現甘露，這是天降祥瑞，想請萬歲爺去看看。
天降祥瑞這事，在封建社會經常出現，尤其是漢宣帝時期，隔三差五就出祥瑞，就和現在觀測到UFO差不多，真假不重要，皇帝高興就好。
唐文宗順勢擺駕含元殿，讓百官先去看看虛實，過了很久，李訓彙報：看起來不像是甘露，拿不準的情況下，先不要公佈。
接二連三的變故搞的唐文宗摸不著頭腦，於是派出宦官仇士良、魚弘志再去核實一下。
李訓等的就是這個機會，仇士良、魚朝恩剛走，他就向皇帝請旨，誅殺宦官。唐文宗這時候才知道，李訓修改了作戰計劃，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其實都這時候了，哪還需要什麼聖旨，先斬後奏才是王道，磨磨唧唧只會浪費時間。更搞笑的是，駐紮在丹鳳門外的郭行餘、王璠嚇的兩腿發抖，王璠乾脆就不來了，他所帶的寧兵也沒有參加行動。
這邊拖拖拉拉，那邊引蛇出洞的大將軍韓約也出了問題，堂堂大將軍，面對幾個太監，大冬天的竟然嚇出一身冷汗，被仇士良看出端倪，加上士兵隱藏不到位，露出馬腳，十分警惕仇士良和魚弘志一看事態不妙，撒丫子就跑，不僅自己跑，還拉著文宗皇帝一起躲進皇宮。
皇帝和太監一起進了皇宮，李訓的計劃就算失敗了，因為事先他根本沒有準備預案，計劃好如果第一步行動失敗怎麼辦？如果他能孤注一擲，追入皇宮斬草除根，縱然失敗也算是盡心竭力，但誇誇其談的他，根本沒有置之死地的膽量！
仇士良和魚弘志逃脫後，立馬調動神策軍平叛，本就是烏合之眾的李訓一黨，死的死亡的亡，李訓自己跑到了終南山，打算學習後世的武松，偽裝成和尚逃命，哪知出家人也怕世俗的妖怪，不敢收留他，無可奈何的李訓只好喬裝打扮，前去投靠已經被他拋棄的鄭注，路上被周至鎮遏使宋楚抓獲，最終一命嗚呼。
“甘露之變”徹底失敗！
日慕點評：
歷史學家白壽彝曾經指出 “一般來說，在皇帝勤於政事，積極有為的時候，宦官是難於插手政治的。反之，在政治腐敗，皇帝不理政事或難於理政的時候，宦官則往往乘隙而入，染指於政，甚至左右政局”。
唐朝開國之初，無論是高祖李淵、太祖李世民、還是高宗李治，都是勵精圖治的有為之君，玄宗以後，皇帝的素質和能力開始下降，接亂不斷的內亂也給了宦官展示忠心和才能的機會，導致宦官權力的直線上升，皇權與宦官之間的矛盾開始尖銳起來。
“甘露之變”是唐朝後期君權與宦官矛盾極度激化的產物，年輕的文宗皇帝希望透過武力鬥爭的形式，剷除擅權的宦官，奪回兵權，但他缺乏足夠的政治智慧，低估了對手的強大，在沒有準備充分的情況下就匆忙發起行動，不僅如此，他在選人用人方面也經驗不足，被李訓和鄭注兩個別有用心的投機者利用，最終導致計劃失敗。
“甘露之變”是唐朝宦官專權的又一個轉折點，惱羞成怒的宦官們，對皇帝和群臣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他們軟禁了文宗皇帝，大權獨攬，“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
天覆三年（903年），朱溫挾昭宗回長安，殺第五可範等宦官七百多人，唐朝自中期一來宦官專權的局面徹底消亡，但隨之而來的是，大唐朝也完了！
參考：《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