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水之陽的陽是什麼意思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可以與孔孟相媲美的人物，恐怕只有屈原了。同樣是離我們幾千年遠的人，依舊對我們的生活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如果說孔孟為中國歷史樹立了長幼尊卑的秩序，那麼屈原高唱的則是極富個性化的浪漫情懷。
他生於浪漫的國度楚國，又以一種悲壯的浪漫方式主動結束生命，可以說，他用生命的熱愛闡釋了理想主義者的完美之境。那麼他的浪漫基因是天生的呢？還是後天培養起來的？這其中皆有淵源。
浪漫之地——楚文化
屈原生活在戰國後期的楚國，而楚國是一個原始宗教巫風瀰漫的世界，可以說，巫風是楚文化的首要內容。
對此，史料也有大量的記載，如《呂氏春秋·》說：“宋之衰也，作為千鍾……楚之衰也，作為巫音”，“荊人畏鬼，而越人信”，在《漢書·地理志下》也說“楚……信巫鬼，重淫祀”。
楚地濃郁的原始宗教氣氛，不僅是為大量瑰奇神話提供了肥田沃土，而且為各地神話的廣泛傳播提供了絕佳的氣候，因此楚地成了神話，包括本地神話和外來神話聚集的場所。巫風與神話的融合，使楚人沉浸於對現實生活以外的無限聯想和嚮往，這就決定了楚文化的藝術傳統必然是浪漫主義的，而不可能是現實主義的。
生在這片浪漫主義之地，吸取浪漫的養分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但是屈原的浪漫美學又融合了北方儒家理性主義的內涵，但又不像儒家學說那樣，以人倫的理性對人性的想象和情感加以限制和防範，從而把人束縛在一個狹隘之地。屈原的浪漫美學是在現實的基礎之上，敢於超越現實、勇於突破傳統的探索之美，也是南楚文化的真實寫照。
浪漫文學的祖師爺
屈原是文人，也是政客，對於當今的普通中國人來說，屈原的形象價值遠遠大於他的詩人價值，但是他的浪漫主義情懷在他的詩人身份中體現尤為深刻，因而有“中華詩祖”之稱。
王國維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中雲：
“南人想象力之偉大豐富，勝於北人遠甚。彼等巧於比類，而善於滑稽，故言大則有若北溟之魚，語小則有若蝸角之國，語久則大椿冥靈，語短則蟪蛄朝菌。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汾水之陽，四子獨往，此種想象，決不能於北方文學中發見之。”
北方中原文化體系與南方的文化體系不同，北方的中原文化主要繼承了西周以來重人事、務實際的現實精神，這在諸子散文中可以體現，以理性的表現現實生活和人間事物的現實主義為主。而南方的文化體系則受殷楚文化傳統的影響，在創作中表現出強烈的浪漫主義精神。
《離騷》、《九歌》、《天問》等詩篇，開創了楚辭新體，奠定了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浪漫主義傳統。
《離騷》是最賦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拿《離騷》來說，可以明顯地看出屈原對於楚地文化的瞭解與借鑑。《離騷》的整體結構可以分為三部分，現實
遭境
、荒野漫遊，仙人導引和天界神遊。
在現實遭境這部分中，屈原將自己的一生娓娓道來。
他有顯赫的家族，高貴的身份，出生在良辰吉時，有著美好正直的名號。他的地位決定了他順理成章地成為輔助國君的良臣，但君王身邊魚龍混雜，導致他的美政不能實現，報國無門，深感鬱悶。他本希望自己培養的學生，能像他一樣清廉正直，不料成才後紛紛倒戈，使他更加孤立無援，走向絕境。既然現實容不下自己的理想與人格，他便選擇了遺世獨立，自我放逐。這部分正是屈原在現實生活中個人遭遇的寫照，也可以說成是他的自傳，也是比較接近他實際生活經歷的。
到了荒野漫遊，仙人導引這部分，則是他被放逐後的際遇，此時處於天人交接之際，既流連於人類社會的邊緣，又徘徊於天上仙境的入口。
當他進入荒野之後，發現叢林縱生，水汽迷離，“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餘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在這片人跡罕至的地方，詩人似乎迷失了方向。同時，他也發現這裡天高皇帝遠，有利於他重拾初心，迴歸本性。
首先，他的服飾發生了變化，戴高冠佩長劍，“高餘冠之岌岌兮，長餘佩之陸離”。一般來說，在《禮記》中記載，君子須佩玉，以玉比德，是中國儒家文化的傳統，但屈原佩的是劍，這正是楚地巫文化的風尚。
巫師佩劍有辟邪的作用，屈原更換衣冠，遠離士大夫的標準，向巫師靠近，標誌著他身份的轉換，從擁有政治理想、從政志向的儒家士大夫，向精通鬼神之道的神巫轉變。這樣的身份轉變也帶來了視域的轉變，從人間轉向天國，從現實之境轉向亦真亦幻的精神之境。
楚地的巫師並不類似於我們所說的封建迷信，在上古 社會中，巫師是由地位很高，知識淵博、品格出眾的人擔任的。屈原作三閭大夫的時候，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為宗廟祭祀，因此，他深諳祭祀禮儀，熟悉巫儀傳統。這些楚地風俗在他的詩歌中出現也就不足為怪了。
在精神之境變成巫師之後的屈原，在荒野中呼風喚雨，抒發著自己內在情感。自此，屈原告別世俗社會，進入到鬼神混雜的大荒之中。在古人的理解中，四荒之地是遠離政治，混沌未開的地方，是傳說中的神靈國度，“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屈原在楚國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只能在荒野中尋覓知音。由此進入他內心獨白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他遇到了仙人的導引，並與仙人女嬃進行了想象的爭辯。女嬃希望他隨大流，明哲保身，但屈原堅持卓爾不群，清白死直。這一場爭論正是《離騷》浪漫主義精神的開始，它象徵著詩人準備擺脫現實的羈絆，進入到更為自由與解放的時空當中。
經過與女嬃的辯論，屈原進入到一個自明心志的階段。他列舉了夏、商、周滅亡的原因，再次表達了自己初心不悔：“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餘身而危死兮，覽餘初其猶未悔”，既傳遞出個人理想的覆滅之痛，又申明瞭自己在現實中所蒙受的不白之冤。
“駟玉虯以桀鷖兮，溘埃風餘上徵。”，由此屈原開始了《離騷》最浪漫、最自由的天界神遊。他擺脫了世俗社會對他的偏見與束縛，獲得了超自然的能力，可以日行千里，“朝發軔於蒼梧兮，夕餘至乎縣圃”。
在縱情馳騁的過程中，途經故土，詩人重又回到讓他魂牽夢縈的故鄉，回到讓他倍感折磨的現實中，由此神遊結束，從天上又回到人間，完成了《離騷》全篇。
透過簡略解構《離騷》，我們不難發現屈原身上的楚地浪漫文化，和他自身豐富的想象力，以及他用詩歌來抒緩內心的湧動。從屈原開始，《楚辭》開啟了中國文人浪漫主義的情懷，開啟了文學個性的時代。
屈原的浪漫主義充滿奇異的想象與浪漫激情，飽含深沉的現實情懷與上下求索的精神，這是東方文明的神韻，也是中華文化精髓的一部分。
在這個功利主義的時代，汲取詩人屈原的浪漫主義養分，有利於淨化自我，為躁動的時代增添一份寧靜與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