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文化所稀缺的品性

作者：黎荔

中國人天性內斂，性格謙遜，不善張揚，奔放不羈是我們文化中所稀缺的一種品性。

在中國文化中，儒家長期佔據社會主流思想的統治地位，與此相應的是，儒家的人格理想與行為方式也已經成為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儒家的人格理想是聖人，不過聖人基本上做不到，就退而求其次主張做君子。儒家對君子的要求很多，但君子的行為方式卻只有一條，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培養出的君子應該是這樣的：性格上溫柔敦厚；行為上循規蹈矩；言行必符合儒家仁義禮智信的規範，不敢越雷池半步。儒生們不張狂、不偏激，如同河灘上的鵝卵石無稜無角、光滑順暢。在這種“中庸人格”規訓之下，不可放縱自我，不可標新立異，否則就是異端，而中國文化對異端從來都是口誅筆伐一棍子打死的。因此，幾千年來中國人的人性發展之中，缺乏千姿百態的活潑生機，少見靈魂自由、狂放不羈的狂人與奇士。

魏晉時代是人性覺醒的時代，更是牛人遍地的時代，劉伶裸體醉酒，禰衡擊鼓罵曹，阮籍窮途慟哭而返，嵇康臨刑一曲《廣陵散》從容就戮，還有與豬共飲的風流音樂家阮咸，葬禮上裸奔的高官王忱，以驢叫為王粲進行追悼會的曹丕……他們“越名教而任自然”，只為擺脫儒家名教的束縛，追求“禮豈為我設也”的狂狷人格與自由意志。大唐帝國是一個向世界敞開大門的開放的社會，偉大的時代賦予人們以非凡膽魄，讓盛唐中人活得極其張揚而熱烈。“天性野範”的武則天因馴馬之道深得唐太宗喜愛，憑藉的就是那份“野性張揚，桀驁不馴”，李白浪漫豪邁、恃才傲物，“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不走科舉考試之路，而夢想直上青雲，像振翅的大鵬那樣去遠征，他代表的正是大唐盛世的氣象。到了晚明時代，在陸九淵、王陽明心學的滋潤之下，中國文化也曾迎來過一個狂人輩出的階段，唐伯虎的迷之自信，徐文長的瘋狂顛放，李贄的狂放不羈，金聖嘆的標新立異，龔自珍的劍膽琴心，都是晚明以來資本主義萌芽與個性解放思潮的產物。而在王綱解紐、軍閥混戰的晚清民國時期，則湧現瞭如章太炎、黃侃、劉文典、陳獨秀等一批民國狂人，表現出一派“煙雲水氣”而又“風流自賞”的氣度，這一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上產生的極有韌性、絕無媚骨的優異之士，他們的吶喊使一個“無聲的中國”變為“有聲的中國”。在這其中，最突出、最傑出的代表，就是憤世嫉俗、特立獨行的魯迅，他在《狂人日記》中對“吃人的禮教”的聲討，是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力的口號。

雖然曾有過上述這幾個時代的狂人輩出，但總的來說，我們歷史上一直稀缺不馴與不羈的文化人格。在“中庸之道”的軌道上，中國人大多唯唯諾諾，不敢創新立異，不敢展露鋒芒，把藏鋒隱銳和光同塵的涵養功夫發揮到極致。一味衝謙自牧，容易變成晦黯枯涸，所以在中國人的內心深處，還隱藏著另外一種人格模式，那就是狂狷人格，雖然狂狷人格一直被打壓，但也有偶爾浮出水面之時。我覺得，我們之所以如此喜愛李白，就是因為他的人生和我們的人生沒有太大的懸殊，他體驗的情感我們也有所體會。他悲我們所悲，喜我們所喜。然而，李白這樣的狂人，他的喜和悲卻比我們常人的喜和悲要厲害得多、濃烈得多、狂放得多，所以我們的感情在他的詩歌當中得到一種擴充套件和釋放。李白的生命力從沒有被壓抑過，那麼野性、奔湧、蓬勃，李白根本是把詩當成“狂人日記”來寫的，他的愛、憎、求、愁，皆趨於極端，充滿了激情和張力。他是我們渴望成為而沒有成為的那個人，他替我們每一個人喊出了內心深處真實的所思所想所求。可惜，李太白不常有，產生了李白的那個時代，後世是很難複製的。唐帝國統一天下後，將遊牧文化融匯入農耕文化，將胡文化融匯於漢文化，將一股邊塞豪強俠爽之氣融匯於中原溫貞嫻雅之中，使得唐文化裡有一種“胡風”，一種豪爽剛健、無所顧忌的相容幷包之氣派，迥異於中原文化的溫良恭儉讓。李太白之所以千古稀缺，反映出唐朝的開放自由和後世禮教束縛之嚴。說到底，是禮教在塑造中國人的思想言行，只要禮教禁嚴，就不復有生命個體的豪放彪悍、無所顧忌。

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觀念與思想雖然煥然一新，然而精神人格依然與傳統士人一脈相承。蔡元培、胡適是溫雅而嚴肅的儒者，魯迅是極有韌性、絕無媚骨的特立獨行之士，周作人是亦正亦邪、集兩氣於一身的遊逸名士，林語堂年輕的時候與周氏兄弟走得很近，有狂狷一面，但到中年之後，也漸入知天樂命的隱者一路。相比於那些因為衝謙自牧、不免晦黯枯涸的歷史人物，我還是喜歡在時代的沉悶空氣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的不羈之士，他們具備蔑視任何外在權威的自主意識和孤軍作戰的鬥爭韌性。這正是魯迅所極力推崇的“摩羅”戰士最珍貴的品格。

雖然一百年的近代史，孕育了一群以魯迅為代表的特立獨行之士，然而，從整個知識分子群體觀察，從傳統到現代的人格轉變並未歷史性地實現，各種形式的依附性依然嚴重存在。要懷有獨立自由之精神，至純至真之情懷，方能成就的那些非凡事業，至今還是缺少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