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見過嘉慶嗎
清朝末年，中山先生在發表演講的時候，總會說一句：“我四萬萬中國同胞”。
這個四萬萬的資料，中山先生到底是從哪裡來的，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們知道，在清朝末年，我國的人口總數是4個億。
4個億，對於我們現在的14億人口來說，太小兒科了，不值一提。但是，
這個數字，已經創下了2000年來所有王朝中的最高紀錄了
，大唐盛世，疆域遼闊，也不過1億人口。
但是，清朝入關的時候，由於多年戰亂，人口已經降低到5000萬左右，到了康熙時代，人口也不過7000萬左右。
康雍乾三朝，是大清的巔峰時代，到乾隆末期，人口發展到3億，從道光開始，清朝就開始走下坡路了，尤其是清末，農民起義，列強入侵，但是，人口卻沒有下降，反而小幅上漲。
到了清末，竟然上漲到了4億。
一般來說，人口的變化，是和王朝的興衰是成正比的，王朝末年，戰亂不斷，人口就會急劇下降，新王朝建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人口就會上升。
但是，
清朝卻走出了一個“反比”，王朝末期的人口，居然是最多的，而且，還創下了歷屆王朝的最高紀錄。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經濟壓力減少，多生有好處
2017年，國家放開二胎，鼓勵大家生孩子，但是，效果不理想，2021年，政策繼續放鬆，允許生三胎了，但是，從目前來看，還是沒有多少人願意生。
究其原因，主要還是養娃成本太大了。
養一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沒有幾十萬就下不來，如果“不幸”生個男孩，還有“一套房”在等著你，而這一套房，可是比養大一個孩子的成本還大。
所以說，生與不生，完全取決於“經濟基礎”。不僅僅是現代，古代同樣如此。
古代養孩子很簡單，有口吃的就行，但是，古代人的“稅賦”壓力很重，一個農民耕種一年，大部分都要上交賦稅，留下來的僅僅夠個口糧，甚至還要倒欠朝廷的。
在雍正之前，清朝的賦稅徵收是按人頭的，家裡的人越多，要交的“賦稅”也越多，這就限制了人們的生育慾望。
有個男孩能傳宗接代就行了，多生一個，就多一個負擔，如果生個男孩還好，最起碼能幹活，如果生個女孩，那就是“賠錢貨”了。
一個國家的強盛與否，人口是一個重要的指標，人口增長，就代表國力強盛，人口增長，也能給國家帶來更多的稅收，兵源。
為了解決人口問題，
1712年，康熙皇帝下旨：“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就是從1712年後出生的男孩，不用繳納賦稅。
這個政策，大大刺激了老百姓的生育慾望。
同樣是種二畝地，每年的產量是有限的，但是家裡多一個人，就多一份賦稅，勞動時間不變，勞動成果不變，勞動成本卻是直線上升。
如今，有了這個政策，就可以多要幾個男孩，去種更多的地，或者去經商，做手工業，為家裡增加收入。至於養孩子的成本，完全可以忽略不計，
相當於是成本不變，利潤翻倍，這種好事，當然搶著去幹。
因此，從康熙開始，清朝的人口就開始出現大幅的增長。
“按人頭收稅”這個制度，在早期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隨著土地兼併的不斷進行，大量的土地掌握在了少數的地主階級手中，但是，他手中的土地數量和他家裡的人口是嚴重不成比例的。
即便是手握百畝，千畝，萬畝的大地主，家裡無非也就是幾個孩子，全家人口不會超過10個，一個“富得流油”的地主和一個“一貧如洗”的佃農，每年要上交的賦稅沒有多大差別。
這就會造成兩種後果。
第一，國家會損失很多的稅收。一個大地主，他所創造出來的財富是普通人的千倍，萬倍，但是，這些財富，國家沒有機會徵稅，全部被地主給佔有了。
第二，百姓會越來越窮。一個普通百姓，終其一生都沒有剩餘的財富，更不可能實現什麼階層躍遷。
因此，到了雍正時代，他勇敢的打破了這個規則，提出了“攤丁入畝”。
所謂“攤丁入畝”，就是改變按人頭收稅的規則，開始按照實際佔有土地的數量徵稅，誰佔有的土地越多，誰交的稅就越多，不管你家裡有幾口人。
這種“經濟壓力”，就從普通百姓轉移到了大地主身上，百姓負擔少了，自然願意多生孩子。在以前，生孩子是負擔，現在，多一個孩子，就多一個勞動力，多一個收入來源。
因此，從雍正到乾隆，清朝人口數量激增，直接突破一億大關，邁入3億。
糧食品種豐富，吃飯問題解決了
在明清之前，人們的主要糧食還是“米麥”，但是，“米麥”算是比較嬌貴的農作物，需要人的精心照顧，一旦碰上天災，可能就絕收了，一旦絕收，那就是饑荒。
在中國的歷史上，人口的減少主要有兩種願意，第一是戰爭，第二就是饑荒。
但是，自從明朝萬曆年間，
原產美洲的農作物，紅薯，土豆，玉米這三寶傳入中國後，饑荒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
其中紅薯的傳入，頗有一番周折，是靠著“偷渡”，才來到中國。
萬曆年間，有個叫“陳振龍”的秀才，考了多次都沒有考上舉人，心灰意冷之下，就決定下南洋經商去。
在菲律賓，陳振龍見到了一種從來沒見過的農作物，特別好養活，從地裡刨出來就能吃，最主要的是產量大，一畝地能產出6000斤，而在當時的中國，一畝地的小麥產量只有300斤。
這種農作物，就是我們現在的“紅薯”，也叫“番薯”。
這種農作物，其實也不是菲律賓的原廠，他原產於美洲，因為當時菲律賓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為了解決當地的糧食問題，西班牙把紅薯從美洲帶到了菲律賓。
陳振龍想帶幾顆紅薯苗回去，但是遭到了拒絕，西班牙人不允許。
於是，陳振龍就想了一個辦法，把紅薯苗混在吸水的粗繩子裡，然後買通了碼頭的工作人員，
悄悄的混上了船，最終將這幾顆珍貴的紅薯苗給帶回了中國。
回到中國後，正好碰上當年大旱，而陳振龍種下的紅薯，依然獲得了豐收，大大的紅薯非常誘人。在報告給了衙門後，衙門決定，大力推廣這種農作物。
紅薯這個東西，在缺少糧食的年代，是一種非常好的活命糧食。
現在的人可能很難理解，為什麼紅薯能夠活命，說實話，我也不是很理解，但是，聽我父親講，在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沒有什麼東西吃，就只能吃紅薯，天天都是紅薯，導致他現在根本就不吃紅薯，因為小時候吃的太多了。
紅薯，土豆，玉米，這三種農作物，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澱粉含量非常高，容易讓人飽肚子，但是，在中華菜譜中，這三個卻很少出現，因為他們做不出什麼花樣，紅薯，只能蒸一蒸，土豆，只能炸薯條，玉米，只能做成粥。
雖然口感一般，但是，它們卻能救命，在糧食減產，發生饑荒的時候，這三種農作物就派上了用場。
清朝在經過康雍乾三朝後，社會趨於穩定，新式農作物被廣泛的種植，因為饑荒至死的人口也少了很多。
新生人口在增加，人口壽命在延長，人口數量自然就上去了。
統計口徑變化，從“戶”到“人”
乾隆時期人口的激增，和統計口徑的變化，也有很大的關係。
以前的人口統計，是以“戶”為單位，康熙初年，統計的全國人口是不到1000萬戶，至於一戶人家有幾口人，不確定，這也導致具體的人口數是不固定的。
雍正時代，統計人口發生變化，是以“丁”為單位，所謂“丁”就是成年男子，這樣女子和兒童就被忽略，也不能真實的反應全國的總人口。
乾隆時代，統計口徑再次發生變化，不再以“戶”和“丁”為單位，而是以“人”為單位，有一個算一個，這就和我們現在的人口普查有點像了。
正是因為統計口徑的變化，讓以前隱藏起來的人口，統統暴露了出來，人口數量也發生了一個大幅的上漲。
這種統計口徑的變化，其實是乾隆耍的一個小聰明，人口數量越大，證明國家越強大，乾隆也是想透過人口數量，向外界炫耀一下，他是一個多麼厲害的皇帝。
雖然清朝的人口，200多年間激增了不少，康熙和雍正也做出了一個有利於百姓的決定，但是，
我們應該明白一個事實，清朝的盛世，僅僅是權貴階層的盛世，普通的底層百姓，生活依然很苦。
英國人馬戈爾尼來中國，原本他是想尋找馬可波羅筆下的東方大國，沒想到，滿眼看到的都是貧窮，他在書中寫道：
遍地都是驚人的貧窮，人們衣衫襤褸，我們扔掉的東西，他們都搶著吃。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去北京的路上，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房屋通常是泥牆平房，茅草蓋頂。
藏富於國，而不是藏富於民，也許，這就是清朝走向滅亡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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