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告狀應該去哪裡告
老農的耕牛半夜被人割了舌頭，包拯說：把牛殺了，等小偷自投羅網
一個國家要想長治久安，除了僅依靠人治外，還必須實行法治。所謂法治就是指用法律法規來管理國家事務。“如果說人治即國王是法律的話，那麼法治即法律是國王。”
現代的人透過影視作品瞭解到包拯這個人物，而影視作品中又多以包拯斷案為題材，從中可以看出包拯邏輯縝密，屢破奇案，為民請命，不畏權貴，不徇私情，故後人多稱其為“包青天”，並稱“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包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認為法治的實行應該是“德主刑輔”。雖然在奏章中並未明確提出此等要求，但可從其字裡行間領略到這點。“
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務德澤，罕用刑法
”，“
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
”。包拯明白自古以來刑罰太酷，雖能減少犯法數量，但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民眾犯法問題。要想治本，還得用德行來感化眾人，讓他們自覺自律，這樣才能使社會秩序永久穩定。
封建社會若只講人治，則只會導致更多君主的獨斷專行，國家秩序混亂。唯有法治，才能讓眾人覺得公平，但法度的制定也得像包拯所說那樣在執法、製法過程中注意各種細節，這樣國家才能長治久安。法治為上，國之柱也，依法行事，柱將更固，國家也會長久太平。
封建社會辦案需要官員謹慎考慮，多方面都得考察，否則極易出現冤情。包拯知道冤情一出，必會生亂，所以斷案時特別小心謹慎。
《宋史·包拯傳》中有載，包拯在知天長縣時審理過一起割牛舌案。
說的是有一個農民到縣衙門來告狀。說他家的牛的舌頭被人割掉了，包拯聽完他的敘述，想了想，就不慌不忙地對告狀人說：“牛舌頭割了，就不能再長上去。你回家把這頭牛宰了，做成熟肉賣了吧。免得牛不能吃草死了，連肉也不值錢。”農民聽完，很不滿意，望著包拯，抱怨說：“縣太爺，小民要是宰了牛，還用什麼來耕地？”包拯裝作很不耐煩地說：“一個牛舌頭算得了什麼？也值得這樣沒完沒了？快走吧！”農民只得忍氣吞聲地回去，按包拯的話去做了。
在宋代，耕牛雖然私人養殖，但屬於“國有財產”，沒有衙門的命令民間任何人不得私自宰殺，因為耕牛等同於農場的大型機械，提高生產力用的，殺掉耕牛等同於破壞生產力。
結果第二天，與那個農民同村的人來告狀。他說那個農民違反法令，私宰耕牛。包拯看這個人鬼頭鬼腦的樣子，就緊盯著他問：“你告他私殺耕牛，你說，他為什麼要殺牛？”“因為那牛舌……”剛說到這兒，告狀人發現說錯了，忙閉上了嘴。包拯猛地站起來，一拍驚堂木，追問說：“說！牛舌頭怎麼樣？”“牛舌頭被割了……”“你怎麼知道牛舌頭被割了？”告狀人被問得張口結舌，答不上來。原來告狀者與牛主有隙，一直想害牛主，本以為此次可告倒牛主，不料卻落個自投羅網。
從此案中我們可以看出，包拯斷案，思維縝密，能做到快速破案，而且他依法辦事，不畏權貴，不徇私情。但是包拯畢竟是封建社會的官吏，受封建思想影響，某些場合處理案件也有缺陷，也會在某些時候充當統治階級的喉舌，這是歷史的侷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