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和思想文化領域的變文對歐洲社會的發展有何共同影響
作者：申小龍（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編者按
一部手稿遺珍的整理，展示的可能是跨越千年的文化命題。一部學術專著的付梓，夯築的可能是一個領域內的理論基石。出版行業，一直在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為文化強國奠基。今日，光明悅讀推出漢文化專版，借近來出版的書籍，講述漢語的博大，漢畫的精深，以及漢律所具有的制度文明與理性行政基因。
《漢語史講義》張世祿 著 申小龍 整理東方出版中心
近年來，筆者在系統整理中國現代語言學先驅張世祿先生全集。在廣泛徵集其遺稿的過程中，意外從張先生教過的學生手中，發現了他上世紀50-60年代漢語史教材4種油印稿，計100多萬字。筆者從中整理出70萬字的漢語史講義。近日，這一成果——張世祿《漢語史講義》（上下冊）由東方出版中心出版，這是繼王力先生《漢語史稿》出版後，我國語言史研究的標誌性創穫。作為張世祿先生指導的最後一名博士生，我為《漢語史講義》拂去歷史塵灰，以嶄新的面貌問世而激動不已。
張世祿《漢語史講義》的一個基本特色是現代性，在理論上更傾向於把語言作為一個關係系統來觀察和分析。它呈現給讀者的，不是一個一個漢語要素的演變史，而是漢語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整個關係網路。尤其可貴的是，張世祿把語言史看作社會史的一部分，為讀者立體展示了中國三千年宏大歷史背景中奔湧不息的語言長河。
張世祿講義手稿
3000年分合大勢
商代以前，我國黃河流域一帶的語言狀況十分複雜。“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慾不同”（《禮記·王制》）。據傳黃帝時中原有萬國，夏時三千，周初分封的諸侯也有八百。每一“國”（實為部落）都有自己的語言。殷商時期，我國各地既有流動性很大的遊牧群體，又有比較固定的農耕生產群體。殷王朝多次遷都，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很不穩定，活動範圍廣泛。但殷氏族的語言卻非常強勢，周滅殷後，在與周氏族語言的融合中脫穎而出，成為後世共同語言的基礎。
周以後，由於中央集權的國家形態逐漸形成，漢語的歷史發展大勢是統一。至先秦時期，漢民族逐漸形成，形成了漢語最早的共同語形式——“雅言”，且通用範圍已經相當大。無論是甲骨文、金文，還是《詩經》、諸子百家遺留下來典籍，都可以證明，那時的語言，呈現出了一致性。如《論語·述而》裡記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在漢代，共同語的流通範圍已經很廣，因而被稱為“凡語”“通語”“凡通語”。它們和雅言一樣，都是在北方方言（長安話或洛陽話）基礎上形成的。
甲骨文
金文
值得一提的是，三千年來，漢語共同語的發展隨社會的演進而波瀾壯闊，從未中斷。在這一過程中，漢字擺脫了各地的發音，以形表意，系聯起九州方圓的語義世界，將其整合為中華民族統一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又由於國家幅員遼闊，長期處於著割據狀態，各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漢語方言的分化日益加深，形成了語言世界的離心力量。因此便產生了這種現象——隨著共同語的形成，漢語方言的融合趨勢加速。但在融合競爭中勝出的方言卻更為強勢，方言之間的差異在擴大。
戰國以後，“越人安越，楚人安楚”（《荀子·榮辱篇》）。王畿一帶的北方話，即雅言共同語，和楚方言、越方言鼎足而居。漢代政治經濟統一的力量進一步加強，秦晉方言逐漸融合，但方言分歧依然嚴重。這一點我們從揚雄《方言》一書就可知一斑。漢以後，新的方言在融合和動盪中相繼出現。南粵地區的百粵之族被中央政權征服，自秦始皇以來謫戍幾十萬人於此，粵地原屬僮語一支的語言被漢語所同化，形成漢語新的方言區域——粵方言。五胡亂華社會動盪，“戍羶汙染，靡有寧居”，黃河流域大批中原百姓避亂遷閩，客居南粵。而閩地自周秦以後就不斷有徵蠻、謫遷、避亂的移居者，移民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唐末農民起義而愈甚。由此中國南方逐漸形成了閩方言和客家方言。十二世紀隨著契丹、女真和蒙古等異族侵入，巨大的社會動亂進一步加劇了方言之間的分合，逐漸形成了較為穩固的方言群雄，由此奠定了漢語方言的基本格局。
表面上看，漢語的歷史發展過程，呈現出“統一”和“分化”兩條平行線。實際上，“分化”始終從屬於“統一”。
漢魏以後，內憂外患雖然使當時的社會通語“南染吳越，北雜夷虜”（顏之推《音辭篇》），但隋的統一結束南北割裂局面後，經濟文化的繁榮又對統一的文學語言提出了迫切需求。以傳統的讀書音為基礎的《切韻》音系在政府的推行下深入人心，極大地穩固了共同語的地位。當南宋時期穩固的《切韻》體系逐漸脫離了實際語音，又有新的語音規範“中原雅音”——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官話應運而生。十二世紀後，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在大都（北京），北方話的勢力越來越大，並隨政治軍事力量傳播全國各地。宋元明清流行的大量文學作品，如話本、戲劇、小說等，都是北方話作品，有力擴大了共同語的傳播。
近代資本主義起步後，共同語上升為主導方面，控制和銷蝕著漢語方言的分化趨向。晚清以後的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更加速了全國性的語言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漢語發展為高度統一的民族語言創造了條件。
3000年中國社會發展史
漢語史發展的歷史分期，本質上是一個語言問題，還是社會問題？《漢語史講義》對漢語各要素的演變及其相互關係的分析，清晰展示了漢語史發展中內部因素和外部原因的關聯，社會歷史和語言邏輯的統一。
中國社會發展至上古時期，漢語基本詞彙的格局已定型，包括自然現象、人體、親屬稱謂、人稱代詞、生產和生活用品、數詞和量詞等。詞彙的雙音化發展已成趨勢。《詩經》中有大量雙聲疊韻詞。至先秦時期，漢語詞彙中除了大量反映漁獵、農業、手工業的詞彙外，還出現了反映商業和社會制度的詞彙，如母系、禪讓、井田、階級統治等制度，以及反映祖先崇拜、天文歷學、醫學農學、諸子百家等方面的詞彙。秦漢時期，詞彙全面反映了當時的官吏制度、刑法酷政，以及秦統一後的各項重大改革。在漢代，教育事業、宗教思想、農耕水利的新發展都在詞彙上有充分表現，手工業的許多重大發明，如紙張、瓷器、玻璃以及張衡的渾天儀，都反映在其中。
進入中古時期後，漢魏六朝政治腐敗、社會動盪，戰亂和災禍持續數百年。一方面，大批北方人避難流徙南方，北方語音在與南方語音混雜的過程中流失了一些特徵；另一方面，北方地區受“夷族”侵略，少數民族語言也影響了北方語音。在聲母方面，複子音等子音消失了，一系列新的聲母產生，唇音也開始分化；在韻母方面，一系列韻尾消失了，主母音高化，形成陰聲韻與入聲韻相配的整齊格局；在聲調方面，確立了平上去入四聲；在音節結構方面，出現簡潔化、混同化趨勢。這些變化固然肇因於語音發展的內部規律，但它們發生的時機也具有深刻的社會原因。詞彙方面，一大特色是外來詞的大量輸入，包括佛經翻譯中的外來詞和與外族交往中的外來詞；另一大特色是大批口語詞彙出現在新書面語中，至唐代的敦煌變文中更甚。
《漢語史講義》將13世紀到作者生活的20世紀50年代統一劃為近代期。這一時期初期，遼金元入侵，北方共同語區域長期戰亂，大量人口南遷，語言發生又一次混合。此後隨著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穩定，近代漢語在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話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逐漸成為現代漢民族的共同語，原來以汴梁一帶官話為標準的中原雅音，逐步被北方官話取代。近代時期漢語詞彙最重要的現象是北方話詞彙的發展，它與北京官話的流行和政治中心的勢力有密切的聯絡。明清白話文小說《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等用北方話撰寫，也有力推動了北方話詞彙的發展和廣泛傳播。此外，鴉片戰爭以後的外來詞，尤其是英語和日語詞彙，大量被漢語吸收。在語法方面，五四以後句法結構複雜化，新興用法包括新的插說法使漢語的結構趨向精密，豐富和提高了漢語的表現力。
正如張世祿先生所說，世界上現有語言的歷史，很少有超過一千年的。漢語歷史之悠久，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語言望塵莫及。縱觀漢語三千年歷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漢語雖然歷經大規模封建割據、大規模夷族入侵、大規模人口遷徙，以至方音紛歧，但依靠統一的國家體制和意志，依靠表意漢字形成的穩定的向心力量，統一和融合始終是語言發展的主流，方言也成為漢語文化多樣性的沃土。在數千年的演變歷程中，漢語語音趨向簡化，語法趨向精密複雜，詞彙則依靠雙音化的節律和字與字的意合，不斷創造出豐富的本土詞彙和外來意譯詞彙，形成萬花筒般生生不息的人類語彙景觀。
以北京大學王力先生的《漢語史稿》和復旦大學張世祿先生的《漢語史講義》為代表，我們可以看到，我國的漢語史研究根基深厚，源遠流長，中國也有非常優秀的語言學家。《漢語史講義》的整理出版，展示了我國漢語史研究的新水平，我們期待在這一領域新人輩出、前景燦爛。
《光明日報》（ 2020年12月16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