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金之珠應變之才什麼意思
中國歷史長河浩瀚多彩，長達500多年的春秋戰國更是一個風起雲湧，商賈英才輩出的時期，正所謂“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作為中國最早的實業家、經濟學家，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范蠡無論治國治軍還是修身齊家、經營農商，謀必中，戰必勝，事必成，顯示出非凡的毅力、過人的才能，博大精深的治家之道，值得後世終生學習。
苦身戮力，治家如同治國
范蠡輔佐越王勾踐，經“十年生聚”，富國強兵，終於滅掉了越國的世仇—— 吳國，遂使勾踐成為春秋五霸之一。淡泊名利的范蠡認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他不貪求勾踐“與子分國”的誘惑，也不畏懼越王“不聽吾言，身死”的威脅，毅然決心與過去決斷，把自己由一個精於治國治軍的將軍變為一個專心治家的平民，帶著家人親隨泛舟五湖，浮海出齊，開始了他人生的第二次創業。
“治家”如同“治國”。范蠡的治家之道表現在以“計然之術”經營治家。所謂“計然之術”，是古代經濟學家計然運用商業觀點來闡述、研究國家與商業活動時所得出的一些重要原則。計然是范蠡的老師，同文種並稱為越國三大謀臣之一，在滅吳中發揮過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極計，三年五倍，越國熾富”、“勾踐之霸矣。善！計倪之謀也”。
《越絕書》記載計然與勾踐對話：興師者必先蓄積糧食、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飢，飢則以傷，重心不可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強，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斂，勸農桑，饑饉在問。或水或塘，因熟積儲，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強，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飢，不可再更，王其審之。
由此可見，“計然之術”把“治國”和“治家”連在一起，均關注民生，注重“先憂積蓄，以備妖祥”，關鍵是發展經濟，“農末俱利”，做好社會保障，正所謂“時斷則循，知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順逆，可觀而已。”
計然曰：“
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行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大飢。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闢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蓄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宜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踐。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觀兵中國，稱“五霸”。
計然是當時傑出的政經理論家，范蠡則是計然思想的實踐家，他們共同創造了興越滅吳的奇蹟，並
成為萬世楷模
。毋庸諱言，有過這段難忘人生經歷的范蠡，不可避免地將自己的“治家”實踐烙上治國痕跡，即將曾成功“施於國”的“計然之術”施於家。
作為越國大夫，范蠡治家如同與越王勾踐臥薪嚐膽一樣，耕於海畔，苦身戮力。
由此可見，范蠡“兼濟天下”時，是“苦身戮力”；“獨善其身”時仍是“苦身戮力”，如同普通農夫“耕於海畔”。這充分說明範蠡無論是治國還是治家，都與“苦身戮力”的作風分不開，都是全力以赴，實幹苦幹。這段艱苦的創業經歷，在范蠡及其家人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甚至影響到他們的人生態度。
總之，治國之術運用於商業領域，這些都是范蠡經營的魅力所在。“苦身戮力”既是范蠡為官治國時身體力行的行為準則，又是其為布衣治家時艱辛創業的傳家法寶。正因為如此，范蠡才能取得治國“興一國，滅一國”，治家“三聚三散”，富甲天下，“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治產積居，農商立家
范蠡在家庭振興和發展方向上，遵循計然提出的“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基本原則，治產積居，發展生產，農商兼營，並以此作為治家之根本。
這種重視農業生產、發展經濟的思想，是范蠡一以貫之的行事基本準則。據記載，勾踐回國後，時刻不忘復仇，召謀臣即計然、范蠡問策。范蠡提出：“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谷。谷多，則兵強。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計然提出：“夫興師興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二人都是要發展農業，擴大糧食生產，以“谷多”換來“兵強”。
范蠡始終堅持“以農為本，以末致財，以本守之”方針，農商兼營地建立“富家”大業。他入齊後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其間“父子治產”即買賣土地為最基本的商業活動，有利於完成原始資本積累。齊王任其為相，范蠡又棄官散財，遷居陶，“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鉅萬，天下稱陶朱公”……這充分說明，無論在齊國還是宋國，范蠡父子都是以開發土地、發展種植業和畜牧業為主。他還因地制宜，鑑於陶地“諸侯四通”，有“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的地理優勢，又擴大經營範圍，開始經營商業，終成一代富商。他們採取薄利多銷的原則，一般不超過十分之一的利潤，積累了億萬家財。
因此，
“商聖”
范蠡治家思想的經濟定位是：“治產積居，農商立家”，不僅從事農牧業，還發展多種經營，從事陶瓷業、水產業和煮鹽業等，靠實業立家。
辭官至齊時，在“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的同時又兼煮鹽為業；遷居陶地，又是“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把農牧商結合起來。相傳他善於養魚，撰有世界上第一部漁業專著《陶朱公養魚經》，並指導齊國國君治池養魚，一年得錢二十餘萬。
此外，
范蠡
還精於製陶，成為“陶業鼻祖”。而其經商，更是“億則屢中，貨財殖聚。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內”，成為天下敬仰的商人楷模。對范蠡“農商立家”的思想，司馬遷稱讚道：“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
擇地而居，因俗立業
兵法雲：“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可見地形對作戰之重要，為將者不可不察也。經商如作戰，商場如戰常經商者如指揮千軍萬馬之將帥，智慧的將帥往往會佔據有利的地形，最終取得戰爭的勝利。
綜觀“商聖”一生，由楚至越、至齊、至宋，其家也隨之多次遷徙，他的遷徙決非心血來潮，而是精心選擇居留之所——“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成止必成名”。分析范蠡三徙之處的經濟環境、自然條件、社會基礎和文化環境可看出，他正是從自然環境和大社會環境來統籌考慮落腳之地，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取得巨大成功，這是范蠡治家思想中十分重要的原則。
“擇地而居，注重環境，因俗立業”與范蠡一貫所主張的“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所反對的“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一脈相承。
除“天”時外，范蠡也十分重視“地”利，他認為：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善惡皆成，以養其生，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眾殷。無曠其眾，以為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恆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
擇地而居、因俗成業在范蠡治家思想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既是他“三遷有榮名”的秘訣，也是其治家思想的顯著標志。范蠡棄政從商屢致鉅富，正是其“善遷”的必然結果。
范蠡離越後先到齊地。齊國為姜太公封地，“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後來，齊桓公任用管仲為相，工商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為“春秋五霸”之首。范蠡到齊不僅遠離越國以避害全身，又可充分利用“齊地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采布帛魚鹽”的豐富資源，還能得惠於重“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經濟環境，坐收強國之利，達到“富家”之目標。同時，范蠡也清醒地看到齊國的民風民俗——“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重，難動搖。怯於眾鬥，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的一面。因此，“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
范蠡選擇陶作為經商之地也是有遠見的。首先，他認為陶地居“天下之中”，既居齊、魯、宋、衛等諸侯國的交通樞紐，距晉、楚、越也不遠，是中原地區水陸交通中心，區位優勢十分明顯——“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
其次，陶之東為齊國，多文采布帛魚鹽；北為趙，富鹽、棗、慄；南有鄒魯，頗有桑麻之業。如此豐富多樣的物產可為范蠡經商提供十分充足的貨源。第三，陶地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可以大力發展農業種植業和畜牧業，為經商奠定良好的物質基礎，又可為自己和全家提供良好的生活環境。其四，民風淳樸，適宜久居。
史載：“陶，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於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於毫。其俗猶如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至其蓄藏。”
因此，陶成為范蠡一生中安居樂業的理想之所。在陶地，范蠡果然在家庭事業特別是商業上取得巨大成功，“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於貧友昆弟”，而且子孫繼續在此繁衍生息，經營致富。“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鉅萬。”范蠡“擇地而居，因俗立業”的策略富有遠見卓識，使範氏家族得到較好的休養生息，並持續發展為富甲天下的“首富”，其深謀遠慮，無與倫比。
擇人而時，人為立家之本
司馬遷將“能擇人而任時”作為范蠡善於經營的一條基本經驗，說“善至生者，能擇人而時。”所謂擇人就是選用商業經營人才，這是善治生者不可缺少的條件。從范蠡經營“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為富甲天下的商業鉅子來看，絕不會只有他們父子幾個，在他手下必然有一些精通商業運作，善於實踐人取我予的商業人才。而這些人才都是范蠡在擇人時精心挑選出來的。對於選用的人員，放手使用，即使在工作中出現一些一般性的過失，也為予苛責。這就是史書上所說的“與時遂而不責於人”。這樣有利於調動他們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商業經營的所有環節都是人來運作的。范蠡是以父子為主體的個體商家。父子苦心戮力，同心同德，艱苦創業，是必要的。非如此，就不能興家立業。然而隨著他的資金的增長，經營範圍的擴大，既在本地從事購消活動，又行長途販運，將中原地區的牲畜運送到江浙一帶，這就必須選聘一些人來為自已從事經營活動。
范蠡認為“天地之間，人最為貴”，而且更重要的是“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者，失天下者也”他明確地把能否“保人之身”視為“王天下”或“失天下”的“載舟覆舟”的決定因素。
人為立國之本。
范蠡在“治國”時，面對越國危急存亡的嚴峻形勢，以人為本，“撫民保教”，等待時機，其基本策略是“去末取實”。越王勾踐曾向范蠡詢問“古之賢主聖王之治”的謀略，范蠡告之以“聖主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末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為用。”“實者，谷也，得人心，任賢士也。”他認為聖賢之王治理國家只能順天意，根據自然法則辦事，而且要名副其實，那樣人心安定，賢明之土也會來歸附，國家就興旺發達了。
范蠡伴隨勾踐人吳為奴，回國後為雪恥制訂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大戰略的核心就是以人為本：生育人，撫養人，教育人。因為只有人才是立國之本。“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谷，故民眾，則主安；谷多，則兵強。”圍繞這個大戰略，他還制訂了一整套愛民、富民、順民的政策和措施，最終實現了富國強兵、興越滅吳、爭霸天下的宏圖大業。
人也是立家之本。
“擇人任時”是他治家始終不變的基本策略，也是他治生的方式。“擇人”就是善於發現選拔經商的人才，唯才是用，作為自己的助手，共同參與經營。只有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范蠡遷居定陶後，“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因而取得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的巨大成就。“與時逐”即隨時逐利，“不責於人”就是用人不求全責備，而用其所長避其所短，隨時觀變，運用“智斷”與“時斷”方法，靠人力經營去取得財富。司馬遷深有感觸地提示這一治生規則：“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
以人為本，不拘一格用人，既是范蠡治家的基本策略，也是他的一貫作風。
公元前473年，勾踐大功告成之際，范蠡不為利誘威脅所動，決心泛舟五湖另謀生路之時，他不是隻顧自己，而是周密細心地考慮到曾與他一起赴湯蹈火、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親隨。他不顧危險，“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他能與身邊人榮辱與共，禍福同當，更多地凝聚了人心和人氣，從而保證了家業興盛和事業發展。這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順時而為，應機而動
大道自然，順勢而為，應機而動，成為范蠡治家思想的一大特點。春秋以來，一些進步思想家已發現了一些自然現象的規律性，並企圖用它們來解釋社會現象，指導社會實踐。范蠡認為社會活動必須與自然界的變化相適應：“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所以，“必有以知天地之恆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即必須先知道“天地之恆制”，即先掌握永恆的自然規律來有效指導人們的各種活動，然後才“可以有天下之成利”取得最大成功；如果不順應客觀規律而妄自有所作為，就會“逆於天而不和於人”，對國家對個人都是有害的。
范蠡說：“
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春種八谷，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而不敷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知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裝置，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
”
范蠡進一步提出，凡事要“因陰陽之恆，順天地之常”，並以此作為亙古不變的法則。“陰陽之恆”、“天地之常”就是客觀世界的規律，而“順”就是對於客觀規律的順應與遵循。“他不僅肯定了自然規律對人們活動的決意意義，指出陰陽萬物各有綱紀，順應有德，逆之有殃，這樣就產生了他對經濟現象變化和價值規律的基本認識。
范蠡治家以經商致富，除了他的勤勞和智慧，更為重要的就是他對於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的認識和把握。
治生必須事先有所準備，既要掌握天地變化，又要了解商品的動態。
怎樣才能掌握天地的變化？范蠡發展了他著名的經濟迴圈論：將天地的變化總結為有規律的農業經濟迴圈，並運用“五行”學說，把農業的豐、歉，飢、旱與金、水、木、土的相生相剋聯絡起來找出規律；特別是把“天道迴圈”所引起的年歲豐歉現象與整個社會經濟情況聯絡，用天道的變化來解釋社會經濟的變化。范蠡總結中國農業生產的週期性規律，提出：“歲在金時，能夠豐收；歲在水，就有水災之害，可能欠收；歲在木時，就可能出現饑饉；歲在火時，則要出現旱災”。這是一個劃時代的發現。按照這一規律推算，他運用計然關於農業豐歉迴圈論，六年一次豐收，六年一次旱災，十二年一次大饑荒，提出“八谷貴賤之法”，大敗之年，八谷皆貴。美之年，八保皆賤。八谷亦一貴一賤，極而復反。
儘管這種以天文學為基礎的農業經濟迴圈理論並非十分符合科學規律，但范蠡能把社會經濟現象作為一個整體去把握，承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規律可循，卻為我們認識、掌握這一規律提供了依據。如范蠡對物之貴賤的觀點——“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貨物“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精闢地揭示了商品價格與市場需求之間的平衡關係，商品價格上漲，生產者們就會將資源集中到這裡，供給自然增加，增加到一定程度，供大於求，價格則會大跌，反之亦如此。在商情“預測”的基礎上，范蠡又提出了他著名的貿易理論，可稱之為“待乏”原則：“夏則資皮，冬則資稀，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也即貿易的物資以將來迫切需要者最有利可圖。
范蠡深諳事物相互對待、相互依存、相互消長、相互轉化的陰陽之道，把事物放在自然環境、社會生活以及經濟系統的圜道迴圈中來認識，把天道迴圈所引起的年歲豐歉與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有機地結合起來，注重研究事物內部陰陽兩極運動與外部自然環境中各要素的相互影響，準確把握事物發展的規律，這就自然成就了他對社會以及經濟規律準確有效的預見性，從而牢牢地把握商機，獲得巨大的經濟效益。
激流勇退，曉利害知進退
蘇軾《論范蠡》說：“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 范蠡一生出將入相位高權重，富甲天下偉業烈功，無人能比；雖三次遷徙而能全身避禍，“卒老死於陶”得以善終，確實是個奇蹟。究其根本原因，在於范蠡終其一生均能做到居安思危，明知進退。正如《易經·乾卦》所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范蠡治家思想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居安思危，善於慮患，敢於正視嚴酷的現實，因勢利導，穩中行險，轉危為安，轉弱為強。范蠡原本是“楚宛三戶人”，年少時“佯狂倜儻負俗”，與文種結交後，一起來到越國，輔助勾踐，官拜上將軍。他在處理政治事務時，特別強調“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用今天通行的言語方式來表述，就是要看清形勢，依據形勢的發展而採取相應的措施，千萬不可“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
勾踐滅吳後，大擺慶功宴，席間群臣盡情歡樂，唯獨勾踐默默無言，且有憂色。善於洞察一切的范蠡深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經過深思熟慮後，范蠡決定謝絕封賞，他向勾踐請辭，正中勾踐下懷，然勾踐卻又假惺惺潸然淚下，說：“我以前說過，要和您共享國家，如果您不接受，我就殺了您的妻子兒子。”這就更堅定了范蠡出走的決心，激流勇退，於是連夜乘扁舟離開，涉三江入五湖，表現出了冷靜和明智。臨行之前致書於友人文種曰：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可與共之患難，不可與之共安樂，勸文種辭官離去，文種猶未深信，不久越王果藉故讓他自殺。
范蠡“浮海出齊”，在齊國“致產數十萬”後，“齊人聞其賢，以為相”。對此際遇，他始終保持頭腦清醒，“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一旦出現“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的局面，范蠡低調行事的處世原則就起作用了，他“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這是他商業活動中的一次“泛舟五湖”，其意義不亞於政治漩渦裡的全身而退。
范蠡兩次居高官而棄，兩次成大名而隱，多次聚巨財而散財，說明他均認識到“危生於安”，“福兮禍之所伏”而能急流勇退避害全身。西漢劉向稱：“范蠡去越而更名， 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司馬遷對此也極為讚賞：“范蠡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富行其德，散財於貧
范蠡的經商是以求富為目標的，與眾不同的是，他不以富賈天下自恃，而是以“富好行德，澤及鄉里”作為自已人生的價值。誠如司馬遷所說：“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澤及鄉也。 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問，三致千萬，再散於貧。”
范蠡富好行德，輕財好施，賙濟貧賤，其高風亮節，堪為萬世楷模。《史記》的《越王勾踐世家》和《貨殖列傳》記載，范蠡不為金錢所累，離開齊時，便“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居陶經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於貧友昆弟”。還有一點，值得提出的是，范蠡在商業經營中，重視市場預測，但不搞壟斷，相傳他曾經指導齊國國君在後苑治池養魚，一年得錢二十萬；他又指導魯之窮士猗赴西河經營牧業、鹽業與珠寶玉器，“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富王公，馳名天下。”可見，范蠡還注重“智力扶貧”，“授人以漁”，承擔起更大更廣泛的社會責任。
范蠡忠以治國、勇以克敵、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無怪乎司馬遷讚揚范蠡說：“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則成名。”唐代詩人汪遵也曾寫詩讚道：“已立平吳霸越功，片帆高揚五湖風。不知戰國官榮者，誰似陶朱得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