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終歲勤動什麼意思
大家還記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前時，中央政府由各種團體黨派參加的第一屆中國人民政協會議嗎？在這次大會上新制定了國都、國旗、國徽、國歌、國假、憲法、
社會制度及各項政策法規。
古今一理，每個新朝代建立之始皆有政治改革，推出一些新的法規。當今如此，唐堯虞舜夏商周秦漢唐宋元明清亦是。
老嚴今日介紹的是公元前2049年，歲在壬子，夏禹在舜都蒲坂“頒夏曆於邦國”，又作貢法、均地權的詳細經過，以作史鑑參考。
但是問題又來了，關於夏代是否存在，在今仍被許多淺學好事者爭論不休，責任在誰？
首先是秦火之災，造成先秦史籍稀少，幾乎為零，而後人之所以能從出土或民間舊居所得者，猶如九牛一毛，少得可憐！即便得到了也是對它疑心重重，例如《清華簡》與《竹書紀年》。再者因種種原因，少數史學家沒有盡到全力！
大禹十四歲隨父治水，後其父鯀治水失敗，子續父業在外冶水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成為千古佳話傳頌至今，這還將繼續傳頌下去，一代又一代，子子孫孫！
史曰，大禹在堯舜時為大司空20年，後在舜時為舜攝政17年，舜崩後又為夏天子8年，20+17+8=45年，所以《竹書紀年》有“禹立45年”此非指他為夏王45年，而是指禹從大政45年！
虞舜駕崩，伯禹繼位，他在陽城那個地方硬是被老百姓簇擁著回到舜都蒲扳，就正式即天子之位。
因為五帝為夏，伯禹自謙遜，名為：後夏，是為五帝夏之後，所以名：夏后氏，國號簡稱作：夏。於是從前的伯禹，就改稱夏禹了。
夏禹在蒲扳即天子位，大會群臣，禮畢之後就與群臣商量建立一代新的政治制度。
這時先朝老臣非死即老，所存者除皋陶、伯益父子外，還有夏禹心服伯夷、樂正夔及工正奚仲等數人。
那奚仲自帝堯時做工正之官，到得帝舜時，共工分官，他卻不在內，仍舊在夏禹的大司空部下，因此也成了禹的忠實粉絲。此刻，夏禹就叫他做車正之官獨當一面。他善於制車，方圓曲直，都合於規矩鉤繩。
他有一個兒子，名叫吉光，亦善於造車。他們所造的車總是機軸相得，異常堅固。所以後世的人說，以木為車始是他們父子倆。其實不是，不過他們父子造的質量好而已。
奚仲又改良駕馬之法，後世之人又說駕馬是奚仲發明的，其實亦不然。他們父子又創造一種用人力推輓的車子，名字叫作輦，夏朝人民頗喜用之。因此夏禹對奚仲父子非常重用，又封奚仲於邳地做了個諸侯。後世遂有夏后氏尚匠之說，都是因為奚仲父子的緣故。
夏禹即位之後，所有臣子除出幾個舊臣及心膂之臣外，還有一個昭明的兒子，名叫相土，也頗有才幹學識，夏禹亦任用了他。此外，就是他兒子夏啟所薦舉的杜業、輕玉、然湛、施黯、既將。季寧、扶登氏、登封叔這班人馬也統統都重用起來，真所謂“拔茅連茹”。一時朝廷之上頓覺英才濟濟。
而
第一項
要事便是
建都
問題。經文武大臣商量決議後，定在蒲坂東面的
安邑
地方。取其仍在冀州，而近於逐鹿澤，民大可賴其利。議定之後便派扶登氏和季寧兩人前去經營，一切宮室、宗廟、學校等皆沿襲按照先朝的制度，而略略加以修改。總之以簡樸為主。
第二項需
要商議的是
曆法
。大概古時一代之興起，必定要：改正朔，易服式，殊徽號，異器械，以變易天下之耳目，這個就叫作革命。但是服飾、器械等又從曆法而出，所以曆法尤為重要。當下眾人主張紛紛不一。
昭明
站起來說道：“自伏羲氏以來，正朔代代不同，
伏羲
氏建寅，女媧氏以十二月為正，尚白。
神農
氏以十一月為正，建醜，尚赤。
黃帝
以十二月為正，建子，尚黃。少吳以十二月為正，建醜，尚白。
顓頊、帝嚳
皆以十二月為正，建寅，尚黑。
帝堯
以十二月為正，建醜，尚白。先
帝舜
以十一月為正，建子，尚赤。
照這樣看來，現在應該建寅，大概建寅之朝，以十一月為歲首，以半夜子時為朔，一交子時，就是第二日的日子了。建醜之朝，以十二月為歲首，以雞鳴丑時為朔，一交丑時，就是第二日的日子了。建寅之朝，以正月為歲首，以平旦寅時為朔，必須黎明寅時，才算是第二日的日子。這三種曆法都有道理，但是比較起來，自然以建寅為最佳。為什麼呢？
自盤古開天闢地，至今約有二百多萬年。後來黃帝時大撓造歷，立三統，每統大概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拿了十二支來分配，恰好每一支得一萬餘年。第一個一萬餘年是天開的時候，那時天空之中純是一股大氣，百物無有，所謂
天開於子
。第二個一萬餘年，是
地闢於醜
的時候，這時大地復甦，百種生物如春發。第三個一萬餘年，是人丁興旺的時候，那時地面上已漸漸有生物，由下等動物而進為上等動物，而漸漸進的朝代是以人事為重，所以叫作
人統
。
但是曆法這項東西是應該切於實用的。建子、建醜，雖則說是王者法天則地，名目極好聽，而按到實際，尚未能盡合。為什麼呢？第一項，建子、建醜，與四時的次序不合。春、夏、秋。冬一年的四季是如此的。
假使建子，以十一月為歲首，那麼剛剛在冬季之中心。
假使建醜，以十二月為歲首，那麼剛剛在冬季的末尾。
一年四季的次序，應該叫冬、春、夏、秋，不應該叫春、夏、秋、冬了。但是就使改叫冬、春、夏、秋，亦不妥當。因為九十日的冬天，還不完全的，有一半或一大半尚在去年，應該叫作冬春夏秋冬才妥。但是決沒有這個道理，所以不如建寅的妥當。
第三項，一歲之首叫作正朔，可名元旦，必須有一番永珍更新，萬事創始的精神。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種工作都是農家必不可少的次序。冬天正是萬事結束的時候，反拿來做歲首；春天正是萬物萌動的時候，反不拿來做歲首，精氣神都失去了。這是不如建寅的第二理由。
第四項，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這三個月農工簡單，雖則都可以叫作三微之月，而比較起來，十一月中正是收藏之時，民間不能無事。在十一月之前，尤其不能無事，農夫終歲勤動，歲尾年頭，
祈福飲蠟
，應該給他們一種娛樂，但是亦要預備的。
以十一月為歲首，則農功尚未完，豈有餘閒可以娛樂？以十二月為歲首，雖有餘閒，而十一月間農事剛了，預備亦嫌匆促，這是不如建寅的第三個理由。
而且建子必以夜半為朔，建醜必以雞鳴為朔，將一夜之中分為前後兩日，時候既屬參差，計算又難準確，不如以平旦為朔的直捷了當，未知諸位以為何如？”
大家聽了他這番議論，都非常贊成，曆法建寅，以平旦為朔，這個議案就通過了。曆法既然建寅，那麼國旗所尚的顏色一定是黑，祭祀的牲口必用玄，戎事必乘驪，朝用禮服，脫冠為民。所謂人生於寅。建子是取法於天，叫作天統。建醜是取則於地，叫作
地統
。建寅黑衣。國家教育之宗旨尚忠，都有連帶關係，均已就此解決，而無庸再議。所以後來形成了夏建寅正，商建醜正，周建子正，三歷的不同。
為什麼原故呢？原來古人這種定製是取法於植物的。
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以十一月為歲首而建子的朝代，其色必尚赤，其教必尚文。
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以十二月為歲首者，其色必尚白，其教必尚質。
次年正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以十正月為歲首者，其色必尚黑，其教必尚忠，就是這個原故。
且說建寅議案透過之後，夏禹正要另提議案，既將站起來說道：“曆法建寅可為萬世標準，固然甚好。但是臣的意思，王者法天以昭示萬民，這個原則是不可廢的。唐、虞兩朝的歷法是法天則地，所以他紀年仍用‘載’字，以表明仍舊不廢民事之意。
現在曆法建寅，既然注重民事，假使那紀年的字樣仍舊叫‘載’，未免廢棄法天的原則，而且亦太重複了。臣考天上的歲星，越二十八宿，宣遍陰陽，恰恰十二月一次，是極準的。可否將“載’字改作‘歲’字，一載為一歲，那麼天與人交重，兩者不偏廢，未知眾意如何？” 大家亦都一致贊成。
杜業立起來說道：“從前先帝注重曆法，敬授人時，原是以農業為頭等大事的意思。但是下臣的愚見還要進一層，不但使人民要知道務農的時日，還應該使各國諸侯都遵行現在所新定的國曆。為什麼原故呢？如果世界上事事能劃一，則庶政容易辦理，倘使各國各自為政，那麼其糾紛必然煩多而大。
帝堯之時，洪水滔天，對於諸侯無暇顧及。先帝攝政之初，已慮到這層，所以創立五瑞之法，頒之於群后。又四時巡守，考察律度量衡使之相同。律度量衡，是民間日用必需的東西，曆法也是民間日用必需的東西。律度量衡要它相同，而曆法倒反不同，你國是正月，我國中已是二月，他國中又是三月，會合攏來，豈不是參差不齊，紊亂之至嗎？
況且曆法至精至微，差以毫釐，謬以千里。現在政府繼承先歷，又對略加歷改之後，測驗推步的器具較完備齊全。
而自帝堯以來，二羲二和分宅四方，孜孜考察。帝堯及先帝又天稟聰明，長於天文，時加指導，歷算之精為萬國所不及。所以臣的意思，就中央政府之尊嚴而言，就萬國統一之便利而言，就曆法之精密無訛而言，皆有使萬國遵行此新定國曆之必要。未知眾意如何？” 大家聽後都認為合理。於是後來便有了 《竹書紀年》：“禹元年壬子，（公元前2049年），即位於翼，頒夏曆於邦國”大事。
於是大家又商量如何推行此新國曆之方法。輕玉主張：“每歲冬季十月或十二月，由司歷之官將次歲的月日。大建或小建，弦、望、晦、朔在何日，有無閏月，應閏某月，二至二分各節氣的時日分數，一切都推算明白，分為十二冊，或十三冊，每月一冊，頒佈於諸侯，使他們謹敬領受，藏之宗廟。每月之朔，用一隻羊到廟中去祭告，請出一冊來檢用，這個方法，未知可行否？”
季寧
道：“方法呢，當然是如此。不過收藏請用，這種手續似乎可以不必限定。因為現在第一步是要他們遵行國曆，換一句話說，就是要他們奉行我們的正朔，聽我們的號令。假使手續太煩，或操之過激，使他們發生一種反感，或者竟不遵行，或者陽奉而陰違，那麼又將奈何呢？”
夏禹
道：“是呀，立法之初不妨寬容大方些，現在只要希望他們遵行，至於收藏請用等，且暫不必去管他們吧。”
這時司歷之官，是從前羲和的子孫，官名就叫作
羲和
，此時亦列席會議，夏禹便吩咐他們去照辦，並派
伯封叔
及
昭明
同去幫忙，這件議案才算結束，
第五項議案
是
財政
問題。包括出入兩種。而收入方法尤為重要，政府開銷全靠它，須加審慎。因為支出總以節儉為主，可省則省，可緩則緩，還有一個斟酌。至於收入，哪項應收，哪項不應收，哪項可多收，哪項不可多收，稍不審慎，一經定下之後，百姓就得吃苦受累。如果一概少收，則一切財政費用從何而取？凡事百業從何建設？所以此項是最難定的。
當下
輕玉
立起來說道：“現在九州已經恢復，一切貢賦辦法已經確定。但是依臣的愚見，還須有一個根本辦法，財政上才可以日有起色，絕無後患。
我見議設貢、賦兩項，貢是萬國諸侯來進貢的；賦是王畿之內，政府直接叫百姓繳納的。
諸侯之貢只能作為賞齎諸侯之用，如朝覲之時，以甲國所貢賞乙國，乙國所貢賞丙國之類。或者作為政府特別之用，如荊州所貢
世茅
，以供祭祀
縮酒
之類。
此種收入只可作為臨時費用，不能作為經常費用。經常費用的收入還是以田賦農業稅為大宗，但是如何收法？年有豐歉，地住有肥磽，多寡輕重很是問題。愚臣認為百姓現在所種之田、所居之地。所取的山林木材、所取江海湖澤魚類，本來都不是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都是天生的。既然如此，他們哪裡可以私佔？應該統統都收歸國有，不可私有。凡人民要住屋、要種田、要取木材、要食魚鱉，統統來問政府要，由政府頒給他，每年收他多少稅。那麼要看每年收人有多少，按冊而稽，可以確有把握，即可以按人按量來決定。
說到此，
季寧
立起來反駁他道：“田地山川，都是天之所生，以供給萬民所用的。現在統統都算國有，不準人民私有，這個道理恐怕說不過去。還有一層，現在人民所有的田地，雖說本來不全是他自己開墾製造的，但大半是他們祖輩披荊斬棘、辛苦艱難而得來。或者祖宗相傳，已歷數世，一旦收歸國有，豈不是近於豪奪嗎？”
輕玉
道：“我看不然。土地等系天之所生，國家亦是天之所立。君天下者曰：天子，明明是受天命而來治理的。先帝虞舜有兩句詩，叫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照這個意思說起來，豈但土地盡是國有，連他們人民的身體還是國家所有呢！況且土地國有，土地私有，兩者的利害關係大相懸殊。
天之生人，五官四肢雖是相同，而智愚強弱萬有不齊。愚者不敵智者，強者不敵弱者，這是一定之理。土地假使私有，則民間即可以買賣，那麼智而強的人勢必設法以吸收愚而弱者之土田，數百年之後，可以發生貧富兩個階級。富者良田百畝，貧者無立錐之地。
這種貧富不均的不平等現象，最容易引起社會之不安寧，國家求其太平，難矣！若土地收回國有，由國家支配，每人耕田只有若干畝，每家住宅只有若干畝，智而強者，不能獨多；愚而弱者。不至獨少，那麼一切不平等之現象就可免了。
古聖人所謂治國平天下，就是這種平均法；是名均田地。古人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這種就是均法。除出這法之外，再要想求平均之法，恐怕沒有呢。至於現在他們所有的土田，亦不必一定去奪他，只要依政府所定之辦法加以限制，或給以追認而已。
譬如政府所規定的辦法，每人是田一百畝，住宅五畝。他們如果不到此數，政府當然補足他，他們不但毫無損失，而且還有進益；如果他們所有不止此數，那麼可以定一種土地收買法，由政府給他多少貨幣以作代價，這還是豪奪嗎！
還有一法，並不必收買，只是將他所餘之田暫時存記，等他子孫眾多的時候再平均攤給，豈不是更便利嗎！”
季寧
道：“這個道理雖不錯，但是人的心理總是自私自利的。種自己的田，肯盡心盡力，假使不是自己，而是國家的，今朝說分給我，明朝說不定又分給別人，那麼何苦盡心盡力，豈不是於收穫大有關係嗎？”
輕玉
道：“不是如此。土地雖屬國有，但是耕種和居住不妨世襲。譬如父死了，可以轉給其子；子已有田，可以轉給其孫，或轉給其次子。不是忽而給這人，忽而給那人的。況且政府並無規定不許世襲的明文，並未限定耕種的日期。他先怠情起來，那麼他是惰農。政府對於惰農應該有罰。於他自己一無所利，何苦來呢？只有年老而獨，無可承襲之人，政府才收回給他人，何至因此而懶惰呢？”
季寧
道：“世界人口總是愈生愈多，一人必給他許多田地，恐怕將來人多地少，不夠分配怎麼辦？”
輕玉
笑道：“足下之計慮可謂深遠矣。但是照現在狀況看起來，人滿為患恐怕至少要在幾千年之後。幾千年之後如何情形，自有聰明聖哲的人會得設法變通補救，此刻何必
鰓鰓過慮
呢？”
季寧
道：“照足下這個方法，恐怕仍舊不能平均。因為一家之中人口有多寡，體力有強弱，年壽有長短。每人土田平均，那麼人口多的，壽命長的，祖孫父子兄弟所受的田畝必多，和那單夫獨妻寡弟少男的比較，進益總要增多，久而久之，豈不是仍有貧富等級差別嗎？”
輕玉
道：“這個亦有章程規定，要等到他壯而有家室了，才給以相當之田。過了六十歲，他的田即須收歸。這樣一來，相差自不會遠了。”
施黯道：“田地國有有這許多道理，固然不錯，但名山、大川、林木、藪澤都要收歸國有，這有什麼意思呢？”
輕玉
道：“大概百姓有知識的少，無知識的多。有遠慮的少，只圖目前的多。山林、該澤等等如果任百姓自由去斬伐捕捉，將來勢必至於有山皆童，無澤不竭，水土皆遭破壞，這是一定的趨勢。
收歸國有之後，山林、藪澤等每處設起護林虞官來，專理其事，何時準百姓去伐木，取薪；哪幾種可取，哪幾種不可取，取了之後，如何的設法補種，件件都有規則，那麼林木自無匱乏之虞。魚鱉等亦然；何時可捕，何時可獵都有定時。網罟有禁，圍獵有禁，都有規定，那麼魚鱉禽獸等肉才不可勝食了。
總之一國譬如一家，政府譬如一家之主，對於財產等應該有種種的統計，對於子孫家人等的生活應該有切實的指導，萬不可一切聽任他們去亂幹，只知道高坐室中，責他們的孝養侍奉，就算是個家主了。鄙見如此，諸位以為如何？”
眾人聽了無不佩服。土地國有這個議案總算成立。但是土地收歸之後，百姓每人應該給他多少田？每家住宅應該給他多少地？這個問題又要研究一番了。
大家商議結果，授田以一個人力耕，以所能來得及為標準，定為五十畝。住宅以一家八口，以能容得下為標準，定為五畝。一家八口，就是自身夫婦兩個，上有二老，下有子女四人，以此最多數為計算。但是住宅在城裡，於耕種不便：如在城外，那麼城中又太空，且不免又有種種不便。
後來又商議，將五十畝劃開來，半在城中，半在城外，聽他們居處從便，亦可謂計慮周到了。最後乃議到賦稅之法。究竟五十畝田，每年取他們多少稅呢？最後決定取其十分之一，即五十畝中，以五畝地的收入作為稅賦。
施黯
以為不妨從多，他說：“國家建設進行之事甚多，雖則多收他們幾個，但是仍舊用在他們身上。人君不拿來濫用，官吏不拿來私飽，就對得住百姓，百姓決不會埋怨的。”
季寧
道：“這個萬萬不可。建設事業，須循序漸進，不能於一朝之間百事俱舉，那麼只要平日節省一點，已足敷用。況且現在土地已歸國有，一切建設材料大半已不必購備，只須民工及食足就夠了。但是人民對於國家的建設，都是自身切己的問題，即使每年農事完畢之後，叫他們來做幾日工，薄給他們一點工食，想來他們亦甚情願，這是從事實上論來不必重賦的一個原因。
二層，天之生財只有此數。不在政府，即在百姓。而在百姓，勝於在政府。古人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富君不貧，’這句話很是不錯的。所以最好的方法莫如藏富於民。民富就是國富，民貧當然國亦貧。譬如養牛求乳，養雞求卵，牛壯雞肥，則乳卵自多；牛貧雞瘦，則乳卵必少。這至少是從理論上來說，是不應重賦的一個原因。
第三層，古人說：‘君子作法於諒，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這句話亦是很不錯的。現在聖君在上，我們這班人在這裡辦事，重賦收入，原是能夠涓滴歸公，實在用於建設。但是後世為君者能否盡聖？為臣者能否盡賢？
萬一有不肖之人，假借建設之名肆行蒐括，藉口於我們，我們豈不成始始作俑之罪魁禍首了嗎？這是從流弊上說來不可重賦的一個原因。”
夏禹聽了，便說道：“不錯不錯。應該輕，應該輕！依朕看來十分之中取他一分，何如？”
杜業道：“十分取一，願望是好的。但是依臣看來，還應該加以變通，因為年歲是有豐歉的，國家的政費是有預算的。年歲豐時，照預算十分取一，不生問題。假使年歲歉時，照預算十分取一，他們要苦了，政費又發生影響了，這是應該預計到的。所以臣的意思，收取總以十分之一為原則，而臨時不妨有變通。豐年或收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一點五；歉歲或只收二十之一，或竟全蠲，此法不知可行否？”
大家一商議，覺得此法亦未盡善。因為豐歉是無定的。年年多收固然無問題。假使歉年少收，或不收，則財政費用預算難免不產生動搖。而且調查估算麻煩異常，一或不慎，浮收濫免，流弊叢生，亦不可不防。
展轉討論，後來決定一個辦法，叫作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譬如十年之中，每年收穫多少將它積起來，以十除之，就是每年平均所收積之數。在這個數目之中，以十取其一作為定額，不論豐歉，年年如此。這個法則，叫作貢法。
因為十年之中，豐年也有，歉歲也有，若按平均計算，豐年歉年都照顧到了。夏朝開始用此法，原以為已盡善盡美了。
但是此法也有不善之處，後來有一個名叫龍子的批評它道：“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因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而使民盼盼然，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這個批評可謂確當。但是當時立法之意，原想百姓豐年多儲藏些，留為歉歲之補償。然而百姓慮淺，哪裡肯如此？一到凶年如要照額收取，就不免產生怨恨。這亦可見立法之難了。
夏政之初，還有“
施黯作圖，禹鑄九鼎
”之事，但這已是後事了，三言兩語也說不完，只好待後了！望網友們多多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