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齊國人重商是被世人所見的事實。齊祖姜太公是商人出身。據《古史考》說，姜子牙於未遇文王前曾“宰牛於朝歌，市飯於孟津”，似乎是一個開肉店兼飯店的老闆。這樣的人做了軍師，後又封為齊侯，重商是自然而然的。史稱“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齊國是以商興國的。
齊真正成為大國是在齊桓公時代。齊桓公得管仲之助，遂為霸王。管仲未得勢時，曾與鮑叔合夥做過一些生意。管仲當道後曾自述這段經歷道：“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這話的背後就是承認當年確實有些貪財的行為，也說明管仲實在是很精明的，很好算計，連朋友都不放過。管仲治齊，依然走通商之路，“通貨積財，富國強兵”。本人也因此大富。《史記》說：“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至於三歸、反坫究竟是什麼東西，我們至今茫然，管仲富極人臣卻是事實。管仲身為國相而以富為人表率，齊國人之爭逐財利可想而知。
齊國商業的繁榮歸結於向外開放，官府以優惠的稅收政策和良好的商業設施使天下商賈雲集。首先是稅收優惠，“通齊國魚鹽於東菜，使關市幾而不徵，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各諸侯國於此行商有利可圖，因而紛至沓來，其次便是為外來商賈提供各種便利。《管子·輕重乙》說：“為諸候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這樣一來，齊地萬商雲集，不僅齊地的“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蓄之家”日益強大，外地之豪商巨賈也競奔走於齊。如：范蠡在幫助越王滅吳以後即棄官為賈，“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其間，“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范蠡在齊國也曾一度以鴟夷子皮的身分參加政治，《索隱》引《韓子》雲：“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成子田常為齊權臣，初露取而代之的跡象。範蠢無心政事，遂操賈業。子貢是春秋時巨賈，“結駟連騎，束帛之市以聘享諸候，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但最後卻是“終於齊”，可見齊國是一片行商的樂土，商賈皆欲歸之。開放的商業策略是齊商業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是齊國強盛的根本原因。
管仲時的齊國商業發展到了一個頂峰。
管仲也因此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官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