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為什麼會大權旁落
漢末魏初之間，政局混亂且需尋求制度創新。而魏明帝繼位前外部強敵環繞，內部也政局複雜。除了輔政大臣外，仍有眾多武文帝時期重臣活躍在明帝一朝。自東漢時興起的世家大族也成為地方分裂勢力的中心力量，並透過九品官人法這一選官制度在朝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此種穩定中蘊藏危機的客觀環境，使明帝政治思想呈現集權特點。三國之間的戰爭頻繁，客觀上迫使曹操、文帝曹丕全都大權獨攬，即便稍後的明帝曹叡，也是“政由己出”。曹魏朝政的集權特點是客觀環境的需求，而明帝的集權思想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事例中。
（一）收攬權柄自秦漢以來，凡是王朝建國後必然實行諸多中央集權的措施，以維護政權的穩定與統一。曹魏處於三國戰亂時期，君主集大權於一身不僅是趨勢更是客觀形勢的要求。皇帝集權使得政權行政效率較高且形勢穩定，能夠在分裂時期應對複雜環境得以生存。但弊端也較為明顯，一旦皇帝能力不足或者耽於享樂，大權旁落至親信（外戚、宦官）手中，便會極大威脅政權穩定甚至導致王朝傾覆。此兩點在魏明帝朝皆有體現。
明帝即位時面臨四位權臣輔政的局面，因此迫切需要收攬權柄。四位輔政大臣中除陳群外，曹真、曹休與司馬懿均握有兵權，對其威脅最大。恰在此時，孫權趁明帝新立，於黃初七年八月出兵進攻江夏郡，明帝展露對戰局的準確判斷在朝中建立威信。隨後利用魏吳蜀三國之間以及魏國內部的戰事，將曹休、曹真與司馬懿頻繁調往邊境，使其遠離中央政治圈。
除太和四年征討蜀國距明帝登基時間較遠外，戰事均集中於明帝即位之初。藉由這些戰事明帝多次將曹休、曹真與司馬懿調往邊境，令其停留都城的時間十分有限，有效降低了三人對中央朝政的影響力。而曹休與曹真也在頻繁的戰事排程中於太和二年和太和五年相繼去世。四位輔政大臣僅剩陳群一人未出都城，但並未掌握軍權，因而對明帝的權力影響有限。透過以上策略，明帝巧妙地將四位輔政大臣中實力最強的三人調離中央，成功收攬權柄掌握大權。
在此之後，魏明帝一直牢牢掌握魏國最高權力，在內外戰爭與政策改革上始終是最高決策人，詔令能夠有效實行；在其一朝也未出現足以威脅皇權的權臣；甚至一些遭到群臣反對的決策也能獨斷專行。如前文提及的明帝女兒淑夭折，明帝欲親自送靈，在司空陳群以及諸位大臣的反對與勸諫下，明帝不予理會依然堅持己見。更為典型的則體現在明帝喜好營造宮室上。
魏明帝喜好營建宮室，太和六年“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同時即位後不久就有司徒王朗因“是時方營修宮室”上書認為“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遊宴，若且先成閶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脩城池，使足用絕逾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但此時明帝尚能聽從，自青龍三年之後，魏明帝大興土木勞民傷財，自三公起朝中大臣幾乎都曾上書予以勸諫，史載“直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切諫，”但明帝都不予理會。即便是遭到群臣反對的行為仍然能予以實施，由此可看出明帝能充分行使皇帝職權，這也維護了曹魏政權的穩定。
（二）中書權重在解除輔政大臣的威脅後，明帝延續武帝文帝的集權策略，在中央將大權集於一身。曹魏因處於漢代到隋唐之間中央權力機構變革的過渡時期，三公權力向尚書進行轉移。對於這一問題學界已做過諸多研究與探索，且不做贅述。除尚書權力漸大外，明帝另一集權思想表現在中書官吏權重。
漢代中書實即尚書，而曹魏時期的中書則別有來源。曹魏設立中書省在武帝時期。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在王府設定秘書令臣“（放）與太原孫資俱為秘書郎”，職責為典尚書奏事；“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黃初初，改秘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中書成為獨立的機構。到明帝時，中書職權進一步擴大，劉放與孫資繼續擔任中書監與令職位並“尤見寵任”。中書職位的設定並非為尋常君、相權力之爭，而是因戰爭不斷，各地統治不很穩定，形勢迫使皇帝政自己出，對某些重大政事迅速作出決定，因而在左右設立中書官吏，草擬詔令，史載“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為”。中書的設定使詔令及時下達執行，有時以密詔形式下達不透過尚書，直接到達州郡與邊將以保證統治效率。中書實質上承擔了皇帝秘書的職責，成為皇帝親信。
魏明帝繼承武文二帝時期的中書機構，對其權力有所擴張，在加強皇權的同時也產生一系列後果。曹操是建國之君，有極強的統治能力，可獨立處理軍國大事，中書只能按令行事，無法參與決策無法弄權。但到文、明二帝時，一方面為結束三國分裂局面，仍需要獨攬大權，不經過大臣直接處理軍國大事；但另一方面曹魏政權日趨守成，明帝漸沉溺享樂，同時政務能力不如先帝，因此在處理政務有所猶豫時，向中書監、令求教便順理成章。這就是蔣濟委婉指出“疲倦之間有所割制”，同時也使劉放、孫資得以“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劉放與孫資在明帝時期不僅協助草擬詔令，掌管機要，又因是近臣能對某些政事提出意見，從而影響皇帝的決策，威勢更勝。
明帝在駕崩之前臨終改令，使曹爽代替大將軍曹宇為輔政大臣，並召見司馬懿令其與曹爽一同輔政。有關此事記載雖有揣測與誇張成分，但結合二人此前為魏明帝親信，參與某些重要政事的決策，可推斷這一記載大致可信，至少明帝在確立輔政大臣一事上諮詢過二人意見。而在曹芳時期，曹爽在與司馬懿鬥爭中失利，曹氏政權最終被司馬氏政權所取代。魏明帝時期，受其集權思想影響，中書官吏劉放、孫資對魏明帝某些政事決策產生一定影響，但權力有限。明帝一朝中書一職職權僅限於草擬詔令，並因此擁有一定的政事參與權，但並未如唐代中書省樣有宰相之權，仍處於職權過渡時期。
（三）宗室政策嚴苛曹魏繼承漢代以來的宗室政策，分封諸王。早在建安十六年，魏武帝就開始分封諸子“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讓三縣五千封三子，植為平原侯，據為范陽侯，豹為饒陽侯，食邑各五千戶”。擴張權力為代漢稱帝做準備，但由於還未正式建國稱帝，因此曹魏正式的分封還是自文帝開始。文帝在即位之初並未按照歷朝慣例分封諸王，只在給黃初元年“封公之四子為列侯”。在黃初三年前後才正式分封武帝及文帝子嗣，並建立起正式的宗室管理機構。分封涉及十一位宗室成員。看似完備合理的分封政策，但曹魏的宗室政策卻是歷史上有名的嚴苛。
而對於有政治問題的曹植控制則更為嚴苛。曹植因在前朝與文帝爭嗣的問題，一直處於被嚴密監視與提防的狀態，在明帝時期境況也沒有得到較大改善。曹植在明帝時期多次上書，懇請為國效力，但始終沒有回覆。太和六年，詔諸王進京時“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此外頻繁被遷徙封地，“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最終，曹植於太和六年鬱郁而逝。
綜上所述，明帝宗室思想仍然較為嚴苛，雖然對文帝建立的嚴苛宗室制度有修改之意，但在具體實施時卻基本延續了前代的嚴苛政策，親近宗族仍然受到諸多限制。禁止交通賓客，私自聚會，買賣器物並且無詔不得進京。稍有過失，即會受到削戶等懲罰，更被隔離在中央朝廷之外。明帝在執政後期雖有意讓叔父曹宇參與朝政但在最後仍令疏遠宗族的曹爽輔政。總結原因，應是文帝在即位之前與諸子尤其是曹植的儲位之爭令其對親近宗族持有戒心，為加強皇權同時避免發生類似事件而設立了嚴苛的宗室政策。明帝雖有意更改，但在位期間諸事繁雜且宗室政策已成體系難以更改，因此基本延續下來。嚴苛的宗室思想貫穿整個曹魏政權，使曹氏宗室勢力過於薄弱，為司馬氏篡權謀取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