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太平來之不易，在亂世中百姓上戰殺敵，富貴子弟卻安享太平

導讀：如今太平來之不易，在亂世中百姓上戰殺敵，富貴子弟卻安享太平

眾所周知

，中國清末就一直處於被他國壓迫得狀態，清末就一直戰亂不斷，革命成功後又開始了八年的抗戰。只是一直以來中國也有反攻，一直上戰殺敵的確是百姓之子。既然一切為反攻，則凡與反攻無直接關係者理應從緩辦理，而為反攻所需要者，不論事實如何困難，如有缺陷，皆當整頓，不論環境如何難辦，如當改正，即須改正。一壯丁必得一壯丁之用，一加侖油必得一加侖油之用，一斤血汗必得一斤血汗之用。從背面說，其與反攻無直接關係者，縱有關於十年大計，百年樹人，也不妨從緩。因為失地早收復年，即等於十年建設之效力。瞻念淪陷區之痛苦，頓想到陸放翁有詩為證。三萬裡河東入海，五千仞嶽上摩天。遺民淚盡胡塵裡，南望王師又一年其二曰：一代之政風，每造於開國之時，而今日正開國之時造政風之日也。今後百年之氣運即決於此時。故今日政風之厚薄，實為百年治亂之所繫就中國近代史論，純由滿洲人辦事的一段，不值得說了，只從曾、胡時代說起。

面對國外列強

曾國藩、羅澤南之辦湘軍，雖說鄉人部曲之觀念極重，而且不敢“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究竟把握著儒家傳統的要點，“言忠信，行篤敬”，誠而勿欺，慎終於始，所以農夫可以作勇卒，秀才童生可以為大將，此中道理，並無如何開新局面之處，因為曾之為人，本亦是皇甫嵩之伯仲，然而規模典型既在正軌之中，一時天辰頗似有一種清明之。一到曾之繼承人李鴻章手中風氣頓變。李於曾氏，亦曾用心效法，究以天性及少小環境之差別，大不相同了。李為一代之霸才，他的做法卻也大雜霸氣。我們可以說，曾氏正而不譎李氏譎而不正。一譎之後，自有如袁世凱者出焉。自曾氏在鄉辦團算起，到袁世凱餘孽消滅為止，約八十年，即自李氏創辦準勇算，也要七十年，然而李鴻章譎而不正之影響，直到北伐統一才算大體結束。

學習西洋科技

由此可見風氣造成影響之遠，風氣轉變之亦易亦難。新中國本為中山先生所創造，而創新軍，純為主義之發揮，其弘規亦非羅澤南輩所能想見。兩公之創造新局面，民物為之一新追想清末以及北洋軍伐時代之日月，恍如隔著幾百年，這誠然是中國史上之一奇蹟。然而古人有句話“滿招損，謙受益”，我們今日政界的風氣是否皆可滿意，這是要檢討，要改革，要以理想之局面遺留後人的，今日政界的風氣，我一時以為大可以注意者有兩件事：第一，如何發動人民的力量。這事可以蘇聯近事為比擬，納粹攻蘇開始時，許多人認為蘇聯必早敗，因為正在清黨清軍之後，斯氏政權是要遭嚴重試驗的，然而事實證明絕不如此。這因為斯氏政權雖未給人民以自由，卻曾給人民以平等，在封建勢力部族雜壓之下之人民得到平等，其忠勇是無量的。

李鴻章和洋人

我這裡並不是說蘇可完全為我們取法，但我們卻不可不注意蘇聯是能發動人民力量的。我作一個小小的建議，我們的官，尤其是大官，可以一律“改善”其生活如平民。他們已有許多如此了，但願其全數如此。再進一步，“耕者有其田”，何不早些日子施行？今日政府之力量已甚強，根基已甚固，盡不必太多顧慮。如果官不成為階級，則中國三千年之弊病一掃而空矣。現在官也要抽壯丁了，大是訊息，但願一切高官之子弟，男則皆從軍上前線，女則皆作軍人醫院之看護，此風推而廣之，此意擴而充之，以至於官吏中無富人，有勢者不役人，我們的子孫要幾百年享受不盡了。第二件事是如何發動在官者盡職奉公之心。誠然今日奉公盡職之公教人員實不為少，中央如此，地方亦然。

晚年的李鴻章

然而這個比例似乎尚未達到理想之大多數，似乎有時與地位之高低，成反比例。做一錄事則盡力抄寫，做一科員則日夜辦稿，此猶可合於孔子之道，曰會計當而已矣。一為司處之長，則有環境焉，有上司焉，有外面之人須考慮其“敵乎友乎”焉。至於長官，則“人事”之困難更多矣。當年胡林翼在湖北與太平軍練兵廝，有個文官是他頂頭上司，他已經善於應付了，而猶不時自怨自嘆的說：“七分精神對付官制軍，三分精神對付長毛。”今日之司處之長，以及更上層之官究竟用幾分精神來辦事，幾分精神來對付環境？假如用一番宋儒克已自省的工夫，或且偶有人要覺得胡林翼的比例，還不算太壞罷？或者可美罷？

清朝貧苦老百姓

其實此等風氣之充實也不算難事，只要有幾個，或者十幾個“其直如矢”之人，“惟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只是就事辦事，不顧環境，不畏上下，社會上風俗可以立刻醇厚些。這尤在乎在上位者之提倡了。這中間自然也不免要有無故犧牲了自己的，然而當此盛世之始，總要成功的。更有進者，欲人盡職，則必先許人以盡言，假之以禮而不責其言過，然後一機關之中，首長之與屬從，可上下相通，如“魚之得水”，不僅為主僚關係而已。試看歷史上的朝代，每一個大朝代之安定，總在一個偏於寬放的皇帝手中，例如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仁宗、明之孝宗，其時發言盈廷，好的壞的都有，有些話，我至今讀史尚覺不耐，而當時的皇帝耐之。

清朝的貴族生活

偏偏這四個皇帝的時代，是四朝中人才最盛的時代，為百年開太平，豈不可怪？昧昧我思之，此中大有道理在。常有人謂，此時人才多，彼時人才少，此皆半是半非不是不非之論。人得際會，得其施展，則為人才，所以鄧禹當年所望不過文學，馬武所望不過督郵。不得其機會不得其施展，則誰知其為人才？設若諸葛亮遇到明思宗，至多也不過幾十個宰執中之一人，或至於斷頭而後已。然則人才之出，在柔性的時容易，在剛性的時代艱難，只聞“魚之得水”為佳話，不聞木之得火為美談。

小編感悟：無論在什麼時候戰亂的最終受害者都是百姓，生命誠可貴。小編認為世界和平比什麼都重要，生命是無價的，無論是什麼利益都不能凌駕於生命之上。無論那個朝代或是哪個國家，都應該以百姓的利益為最高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