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什麼直書
史學作為中國一個極具傳統歷史發展過程和意義的學科，雖然在中國近代時期，由於西方新型史學理論以及相應的研究方法的傳入，才被得到空前程度的重視，但是在中國封建歷史時期，這種傳統意義上的史學成就同樣是非常令人拍案驚奇的。在中國封建歷史時期當中，著名的歷史學家也是非常多的，並且也非常有名，像西漢時期的司馬遷，東漢時期的班固等等，可以說幾乎每一個朝代，每一個時期都會湧現出史學家。
《全唐文》載：‘’遷承滅學之後，修廢起滯，以論天下之際，以通古今之變，而微遷敘事，是軒轅之道幾滅矣。推而廣之，亦非罪也。使楊朱墨子，得非聖人，此遷之罪也。‘’
象徵著中國傳統文明上下五千年發展歷史過程的二十四史，這就是古代歷史學家一代接一代繼承、發展和不斷創新、總結的輝煌成果。正是由於二十四史的存在，才會使得中國數千年的文明歷史和演進過程，在複雜的歷史環境和長河當中，被完整保留下來，並且呈現在當代中國人，乃至世界人民的面前。歷史作為一門極具繼承和發展意義的學科，其意義又不僅僅停留在其自身的功能上。
杜佑
歷史學存在的更為重要的意義，就是它能夠將一個國家或者民族，在徹底形成一個國家和固定的民族之前的歷史能夠充分保留下來，這不光對於中國的歷史如此，對於整個世界的歷史發展過程的重大意義同樣在此。在除了能夠完整展現中國數千年曆史發展過程和麵貌的二十四史之外，還有大量的私人修史，這些史學著作同樣由於其重要的歷史意義而被歷史所銘記，一直流傳至今。
比如北宋時期司馬光等人撰寫的《資治通鑑》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裡面不僅僅包含了大量完整的歷史事件，而且還展現出了司馬光作為一名傑出史學家的史學觀點，以及其對於某件事、某個人或者某個朝代的看法，讓人讀起來受益匪淺。唐朝作為封建歷史時期一個極具輝煌和影響力的帝國，在史學思想方面同樣取得了不朽的成就。唐朝時期史學思想意識不斷加強，特別是官方修史從此以後成為定製，為史學領域取得輝煌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撰寫《史記》
唐朝將官修正史設為定例
在唐朝之前的歷史朝代當中，其實也湧現出了大量的著名史學家，並且也取得了輝煌的史學成果，其數量也是非常之多。比如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早期史學著作，比如《戰國策》、《竹書紀年》、《春秋》等等，這些對於反映春秋戰國及其以前的歷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意義，雖然那會的修史風格和方式尚有待改進，但是這卻顯示了中國史學起步的時間是相當的早的。
像二十四史中的前三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一直被認為是學習歷史這門學科之人的必讀史籍，雖然這都屬於私人修史，但是卻展現出了當時著名的史學家自己對於之前所發生歷史事件的重視和蒐集。並且像司馬光、班固、范曄等這些早期史學家他們所撰寫的史書並不是僅僅侷限於描述某個人、事件，他們更偏向於從一些歷史事件當中總結出某種歷史經驗，以便起到警示後世的作用。
班固
不過總體看來，在唐朝之前的中國修史方式，一般都屬於私人撰寫，換句話說當時的封建中央王朝並沒有設立出正式的規定或者制度，來進行史書的編修。而到了唐朝，這種私人修史的方式就徹底被改變了，公元629年，唐太宗在與群臣商議之後，釋出詔令設立正式的史館，並將其建制移到了門下省。
要知道門下省在唐朝可是中樞機構當中的一個，將史館移至於此，可見唐太宗的目的非常鮮明，就是為了能夠將修史的責任由中央掌握，從此官方撰寫正史成為了歷代封建王朝沿用的政策。這種由官方掌握修史權的方式和原則，充分說明了唐朝時期統治集團史學思想意識的強化和覺醒，單就唐朝就修撰了八史，佔了二十四史中的三分之一。
《唐六典》載：‘’若不宜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遂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即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送史館。自後因循，錄付兩省起居，使編錄焉。‘’
史官娛樂
唐朝時期史學批評理論的提高和發展
唐朝之前的史學雖然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從史學理論方面來看貌似還沒有出現一部頗具代表性和開創性的史學理論著作。那麼何謂史學理論呢？從其一般概念來說就是如何進行修史工作，這個修史工作雖然從其表面上看來實際上就是史家用自己的史筆進行歷史的書寫，但是其中過程的複雜性卻是行外人難以想象和理解的。
《通典》載：‘’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愎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
首先就拿修史來說，史家和歷史這是兩個獨立的個體，史家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的人，他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想法，甚至有自己的偏見，而歷史之所以被稱作歷史，最為根本的原因就是歷史是已經發生過的事了。這種已經發生過的事如果距離修史人生活的時間較近，那麼在真正修史的過程中可能不會出現很大的偏差，但是一旦是遙遠的歷史事件，誰也不能夠弄清楚具體情況，那麼歷史的書寫就很難了。
劉知己
這就涉及到了史家個人的情感及其史學功底，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一旦史家能夠根據蒐集的史料進行比較合理的歷史建構和想象，那麼或許其撰寫的歷史和之前的具體事件就不會出現太大的偏差。但是一旦史家因為自己的感情或者偏見，而對某些歷史事件進行大肆注入自己的思想和感情，那麼這種歷史就成為了編著者腦海中的歷史，主觀性的比例非常之大。
到了唐朝時期，一個著名的史學思想家劉知己就已經意識到，這種史學家在撰寫歷史過程中所存在的矛盾，因此他花費了數十年的精力撰寫了《史通》，這部著作被稱為中國歷史時期第一部具有鮮明史學理論的著作。劉知己提出了史家三長以及直筆論，對於史家和歷史書寫這兩個之間矛盾關係進行了充分闡述，並且提出了具體解決辦法。劉知己的史學理論就是講究如實直書，要求史家尊重客觀歷史，儘量將自己的主觀性剋制下來。
資治通鑑
唐朝時期史學門類的豐富：典制體通史
唐朝時期史學思想的發展還體現在新型史學編纂體例的出現，比如唐朝時期著名史學家杜佑編纂的典制體通史《通典》。這部歷史著作主要敘述和介紹的是從中國的上古時期一直到唐朝太宗統治時期的各朝各代的典章制度。這部書的部頭不可謂不大，這也是杜佑一生從事史學研究，特別是典章制度研究的輝煌成果。
杜佑雖然憑藉《通典》一書被認為是中國歷史時期著名的史學家，但是我們也應該知道杜佑能夠寫出這樣的典章鉅著，實際上和他在唐朝時期所擔任的官職有很大關係。杜佑雖然出生於唐朝強盛時期，但是卻經歷了繁榮背後的危機以及安史之亂，杜佑步入仕途之後，最高做到了唐朝的宰相一職。不過他最為擅長的領域就是財政，因此他對於各朝代的財政制度也有很深厚的理解。
司馬光
《通典》載：‘’又開府儀同三司及光祿大夫，亦是官名，還為人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變通，不必因循，重難改作。待戎車息駕，百姓稍康，欲增庶官，則復舊制。‘’
因此仕途上所積累的大量經驗，再加上唐朝時期史學思想和史學研究風氣的盛行，也就造就了杜佑巨大史學成就的出現和取得。《通典》這部著作對於唐朝時期各方面的額典章制度的敘述尤為具體，像軍事、財政、政治、州郡、選舉等等都是杜佑所講述和研究的重點，對於研究唐朝的制度非常有幫助。
因此，從杜佑這種典制體史學模式的創立，我們可以窺探出唐朝時期的史學已經有了非常明顯的進步。不僅僅史學思想有了普遍的發展，甚至突破了傳統史學模式的框架，形成為了唐朝獨具特色的史學研究模式和風格。這種現象的出現，充分證明了中國史學研究是和朝代的興衰治亂有著緊密聯絡的。
隋書
承上啟下，唐確立了史學編著的重要原則
唐朝時期史學思想意識的不斷強化以及發展，使得有唐一代能夠在史學方面取得輝煌的成就。這就讓我們看到，在一個政治、經濟以及軍事非常強大的封建帝國當中，其並不只是身體上的強硬，在精神思想方面，唐朝依然代表了中國封建歷史時期重要的文化高峰。
思想文化的領域有諸多方面，向文學、藝術等等都是能夠展現一個王朝文化軟實力發展水平和程度的重要因素，唐朝在這些文學基本領域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在具有深遠歷史發展基礎的史學同樣也展現出了令人稱奇的成果。
當然，唐朝時期所取得的史學成就是絕對不能夠忽視，之前歷朝歷代對於史學研究的積累和成果，正是有了前人的研究基礎和理論，唐朝時期才能夠在史學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唐朝時期這種史學思想的發展，直接使得官修史書成為了日後封建王朝進行史書撰修的主要方式。
而像劉知己推陳出新的史學理論，杜佑的典章制史書撰寫體裁，都成為了具有開創中古和近世時期史學發展新道路的重要代表性成就。繼承和發展是唐朝對於傳統史學領域研究的重要原則，這對於唐朝時期的文化實力的增強，對於中華文明的傳承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