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世界進入什麼時代
19世紀是歐美迅猛發展的時代，這期間最顯著的是西歐和北美因為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促成了技術與經濟、軍事與觀念的進步，於此同時各種自然科學也逐漸成形，並影響和塑造出社會學科的誕生。然而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歐洲的地緣對抗卻也在不斷加劇，並最終於20世紀初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
一戰的爆發，完全不同於此前人類歷史上的所有戰爭，它具有十分模糊的戰爭意圖和非常慘烈的後果。那麼歐洲乃至人類文明是如何一步步滑落到世界大戰的泥潭中的呢？這其實還得從18世紀下半葉發生於歐洲的兩場革命說起，即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
率先經歷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英國，從技術和經濟領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完善了本國的商業、金融制度。而作為啟蒙運動結晶的法國大革命則全面塑造了法國的軍事和政治等方面的制度化。英國經濟的提升和技術的進步從軍費開支和武器裝備兩方面提高了軍事優勢，法國高效的政治制度使得普遍徵兵制得以實行，軍事動員能力大增。英法的制度優勢迫使其他歐洲國家不得不拼命發展技術、建構新的觀念體系，為了擺脫競爭中的不利地位。因此，19世紀下半葉歐洲技術進步和觀念演化的速度，遠遠超過了秩序規則的變化。
近代以來，在歐洲各國的外交博弈中，戰爭動員往往是談判的重要籌碼。直至19世紀中期，由於當時的通訊和交通條件的制約，各國進行戰爭動員往往需要花費幾個月的時間，這就給了外交人員相互談判和妥協的時間，這個時候的戰爭動員是從屬於外交談判的工具。但是當技術取得飛速進步以後，情況就變得十分危險了。19世紀下半葉電報和鐵路技術迅速發展，各國戰爭動員的效率急劇提升，戰爭動員的時間往往幾周就能完成。此時再將戰爭動員當作談判的籌碼，很可能外交談判還沒有完成，動員就已經結束了。問題是，這種戰爭動員是輔助於外交工作的，軍隊並沒有自己明確的作戰目標，僅僅是作為一種威懾力量。此時如果對方的戰爭動員也完成了，雙方就會陷入一種誰都不敢貿然撤銷戰爭狀態的窘境。這樣，外交斡旋的時間就變得非常短，對外交人員的技巧考驗就會變得非常難，戰爭的風險就增加了。
電報和鐵路等技術的進步促使戰爭動員逐漸脫離了外交從屬地位，擁有了一套自己獨立的執行邏輯，對各國博弈的規則產生了很大沖擊。另外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展開，戰爭本身也開始大規模工業化。大量新技術的軍事化應用，提高了戰場的武器屠殺效率，改變了戰場和戰爭的規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克沁機槍的應用使得德軍在索姆河戰役中，最高峰時一天就收割了英軍6萬將士，近乎於屠戮。一系列高度工業化、擊殺效率很高的武器出現在戰場之後，戰爭就開始從摧毀敵方有生軍事力量擴大到摧毀敵方工業能力上了。然而讓許多工業設施都是兼具軍用和民用的，這就不可避免的導致被擊毀的工業設施、被制裁禁運的工業產業是敵方民生經濟的組成部分，戰爭也由此從軍隊擴大至全社會的對抗。一戰時德軍的副總參謀長魯登道夫將其總結成一套新的軍事理論，即“總體戰”。在他看來現代戰爭是全社會、全民族的戰爭，甚至政治、外交政策都是為戰爭而服務的。
從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到政治為戰爭服務，這其中的觀念變化與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歐洲理念變遷是分不開的。而這其中，民族主義佔據了十分重要的因素。法國大革命不僅激發了法蘭西人民的民族熱情和歐洲其他地區的革命情節，同時也促使整個歐洲掀起了一股股民族主義浪潮，並於1848年達到高潮。在普魯士統一德意志、義大利統一的程序中，民族主義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75年奧斯曼帝國疆域內的巴爾幹斯拉夫人起義，同樣激發了沙俄內部的“大斯拉夫主義運動”。當德意志帝國是歐洲大陸第一強國，並且其主政者是俾斯麥這樣具有高超政治手腕、鋼鐵般意志和崇高威望的宰相的時候，透過極佳的政治分寸感和外交技巧勉強還可以維持秩序。然而一旦俾斯麥下臺，在歐洲各國民族主義情緒的裹挾下，對外戰爭的慾望就越來越高漲。
綜上所述，隨著18世紀下半葉的“雙元革命”，即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歐洲出現了技術經濟和政治軍事層面的全面更新。歐洲人對技術的創新和新觀念的構建變得非常積極，也因此導致原有秩序規則發生脫節。最終在民族主義和其他新穎觀念的裹挾下，列國紛紛渴望對外戰爭。另外由於技術的進步導致外交斡旋更加困難、戰爭模式也出現“總體戰”趨勢，世界大戰也就隨之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