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至萬曆時期，商人對戲曲表演蓬勃發展的推動作用有多大？

引言

明嘉靖至萬曆時期，商人對戲曲表演蓬勃發展的推動作用有多大？首先，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需要知道，精通戲曲音律、熟悉排場程式的文學之士、曲樂行家配合富商大賈在家樂的籌演上精益求精，名流雅士隨後檢驗其舞臺效果並發表品鑑，這不僅有利於提高商戶之家的戲曲藝術品位，重要的是，此之於當時社會上的戲曲排演具有正規化和借鑑意義。

由商人與文人共同打造出來的家班，水平大多一流，甚能冠絕儕偶，從表面來看這直接對一般的職業戲班造成巨大的生存壓力，

但深入長遠地分析，這對刺激同行間產生良性競爭，促進整個戲曲界的向好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

優伶歌伎經商人嚴格挑選和系統培訓，最終才被帶到文士和曲家面前，他們中一部分得到認可便成長為紅極一時的名角名伶，代表了當時戲曲演員所能達到的較高水平，而能夠帶領一時期演員去提升和完善技藝。

另一部分大抵如史志記載，“散之四方，各為教師，孳乳既多，流風彌盛”。

就算從家班出來自立門戶，這些經過嚴格訓練的俳優聲伎以一技之長謀生的同時，其實亦能為一方戲曲藝人的培養輸送己力。

當然，還有慷慨如汪猶龍，將精心培養的家班贈給了同樣嗜好戲曲的名士範允臨，其動機在於“欲終其愛，以進於技，令得列之班行”，其背景是二人的私交關係，而其結果是接收了汪班演員的範班實力倍增，

得以與當時吳中頗負盛名的萬曆首輔申時行家樂齊名。

這種競相逞美的局面無疑將更加激勵雙方演員去打磨演技。戲曲集表演、音樂、舞蹈等藝術形式於一體，而它的基礎是文學或稱劇本創作。

戲曲的影響

文人與商人在戲曲表演藝術上達成的共識和凝結的合力隨之被帶往了戲曲文學創作領域。在文人與商人的共同作力下。

首先，戲曲愈加成為社會各階層投以關注的娛樂方式，

這意味著戲曲欣賞市場的規模將不斷擴大，戲曲創作將迎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在明嘉靖至萬曆時期作家輩出、名作迭現的現象便是印證。

統計來看，這一時期姓名可考的雜劇作家有三十餘人，明代戲曲史上著名者如李開先、徐渭、顧大典、王驥德、梅鼎祚、徐復祚、葉憲祖、呂天成等皆為當時之人。

傳奇作家可考者則不下百人（包含兼作雜劇者），其中以創作了《牡丹亭》的湯顯祖最著，而屠隆、張鳳翼、王世貞、沈璟、梁辰魚、陸採、汪廷訥等同樣頗具盛名。中上層文人群體對戲曲的關注迅速升溫的同時，

許多未留下姓名的作家一刻不停地在增加戲曲文庫的容量。

這對於明初以來禁曲的風氣、“恥留心詞曲”的觀念具有莫大的消解作用，並且，隨著文化價值得到認同，戲曲這一文體漸從邊緣地帶回到中心領地。

其次，戲曲文字的內容和風格實現轉型。

文人為商人這類戲曲消費需求旺盛的市民階層提供戲班演出劇本時，必然會考慮到欣賞主體的審美期待，甚至會對受眾群體的接受水平作出反思。

如徐渭在批評同期文人所作戲文中盡是對偶和典故時指出：“夫曲本取於感發人心，歌之使奴、童、婦、女皆喻，乃為得體。經、子之談，以之為詩且不可，況此等耶？”於是這一時期的戲曲作品不僅題材多樣、語言淺易，

而且多以貼近市民生活，反映其生存狀態和價值觀念為主導。

這恰合嘉、隆以來曲壇的走向，即“提倡要表現真實的人性、抒發真實的感情，成為戲曲創作和批評的主潮流”。

內部發展和外部因素相輔相成，加速推進了戲曲創作的革新。

另外，為符合市民階層審美情趣，這一時期戲曲作家從廣闊的現實生活中取材，他們身邊的商人往往成為就近取材的物件，而且還迎合了觀戲群體的普遍身份。

馮夢龍的《送友訪伎》，男主人公便是他的好友蘇州書商袁無涯，其曲記敘的則是無涯與秦樓名姝王生冬情愛之糾葛。何良俊論戲曲：“大抵情辭易工。蓋人生於情，所謂‘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者’。”

士商關係推動文學發展

商人愛情故事入曲，不僅是時代和現實的引導，還有文學和藝術的選擇。而時代和文學的火花，現實和藝術的交融，離不開士商關係的助推。

再次，戲曲創作理論不斷成熟。透過大量創作戲曲文字、指導戲曲排演、觀聽商人之家美妙絕倫的戲曲演出，從文字產出到舞臺實踐，

在各個環節中的經歷和經驗對於文人們開展戲曲創作和總結創作規律具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和指導作用。

拿潘之恆來說，這位文人圈中的戲曲行家，注意到商人戲班主人的氣度和修養、演員的遴選演練與表演技巧等要素之於一場完美演出的重要性，他從中得到啟發並總結出規律寫進其戲曲理論著作裡，既成就了他個人在戲曲藝術上精深的造詣，也推動著古典戲曲理論朝更高層境界邁進。

最後，需加關注的是，頻繁的戲文搬演對優秀劇本的儲存與傳播作用。

明中葉以前，舊戲文字流傳少，且南北音有別，搬演效果欠佳，只“《西廂》《琵琶記》傳刻偶多，世皆快睹，故其所知者獨此二家”。

很顯然，到明嘉靖至萬曆時期，這一情況得到根本扭轉，戲曲文字燦若繁星，戲曲演出轟轟烈烈。關鍵的是，一些劇目透過精美的製作而流傳下來。

《牡丹亭》在萬曆問世後搬演風行一時，潘之恆多次在商人吳琨家觀演該劇，他觀後稱“既感杜、柳情深，復服湯公為良史”，

又言：“餘喜湯臨川《牡丹亭記》。得越石（吳琨字）徵麗於吳，似多慧心者，足振逸響。”

戲曲文字只有付諸舞臺實踐，才能完全實現其藝術價值，而好的舞臺效果不僅能帶來撼人肺腑的觀感體驗，反過來還能提升戲文的藝術價值。正是不斷的搬演、不斷的提升，《牡丹亭》這篇戲文才能在傳播和關注中成為明代戲曲史上里程碑式的傑作。

在俗文學領域，文人與商人關係之於文學藝術的影響較於傳統的詩文體系是更廣泛而深刻的。

其為小說家提供瞭解讀廣闊社會現實的機緣，為戲曲家創造了施展藝術才華的氛圍，尤為重要的是，文學書寫的容量由此而大大增加，以往被放逐於外緣的文學樣式登上大雅之堂，越來越多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的藝術作品群葩競放、異彩紛呈。

商人的文人化及創作

文人在與商人的密切接觸中，日常生活、精神觀念乃至文學創作體現出與商人相通的氣息，反過來，由於與文人的頻繁互動，商人的生活面貌和文化素養大有與文人趨同的傾向。

這些商人不是翩翩有書卷氣，便是瀟灑有儒雅風度，

而且他們積極從事文學創作，壯大了文學創作隊伍的同時，豐富了一時期文學的樣貌。

書賈童珮少無餘資從師塾，隨父親以鬻書為業，

“買一舫，不能直項，讀書其中，窮日夜不休”。正是在且賈且讀中，學日益富，最終他以文行名重而得以交遊於公卿之間。同樣是前有言及的商人，張宴幔亭來款待汪道昆、胡應麟諸雅士名流的徽商方景真，是因父疾才出儒入商，其在里社間就頗有才名，“稱聲詩，作書契傾其曹”。

他賈遊臨清時，不忘夙志，經國子監嘉誼介紹，入進士吳寵門下學習。

三年之後，他返回徽州，嘉、吳二人皆惋惜不已，前者甚至表示願意傾囊相授所學。無怪乎他能進入名儒汪道昆的交友名錄。

這些商人憑藉文學修養融入文人圈，而進一步來看，文人圈中豐富的文化資源反過來又提升了他們的素質涵養。

慕悅風雅在這一時期商人身上同樣普遍，這是士商交往的因，其實也是士商交往的果。

為了得到文人墨客的青眼相待和身份認同，商人們在經商致富後講求文人高度的雅趣，追慕其審美觀念，模仿其生活方式；與名流雅士深入接觸往來後，受文化氛圍的薰陶漸染，商人們又會重視文化事業而大過營生賈事。

結語

總的來說，這其中有些商人本來就具有深厚的文人情結，他們富有餘資後在風雅之事上更是不遺餘力。這使得商人的本色逐漸淡化，而表現出明顯的文人化傾向。這具體體現在他們的文化行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