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黨人碑是誰下令全國建造的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舊黨最大的靠山，宣仁高太后病逝。元祐年間，在高太后的主持下，舊黨全面復辟，廢止王安石變法，恢復了真、仁時期的國家法令制度。新黨成員大部分被貶出京城，發配到全國各地，但是在司馬光、呂公著、範純仁、呂大防等舊黨君子集團的主持之下，廢法令、降官職，但是不進行人身攻擊，不搞精神肉體消滅，只是讓新黨成員遠離朝堂。這段時間，被稱為“元祐更化”。
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18歲的宋哲宗趙煦正式親政，改年號為紹聖，“紹”是繼承的意思，“聖”代表自己的父親神宗，紹聖就是明確告知天下要重新實行神宗新法。
紹聖開始，新黨成員被批次召回汴梁，重新開始執政，大宋朝的政治風向標又一次掉頭了。而章惇、蔡卞、蔡京等人一旦登上執政臺，其狠辣程度遠不是舊黨君子集團所能比擬的。在章惇的主持下，舊黨被徹底掃地出門，活著的一律遠謫天涯海角，死了的一律追奪名譽和諡號。到了徽宗朝，蔡京執政期間，更是慫恿宋徽宗以他那一手千古流芳的瘦金體，書寫了一百餘人的元祐黨人名單，刻碑頒行天下，元祐黨人及其後人世世代代永不錄用，史稱“元祐黨人碑”，章惇、蔡京兩代新黨黨魁組成連續不斷的小人集團，徹底將黨爭提升到了肉體消滅、精神毀滅的新高度。
作為舊黨領袖的司馬光也難逃身後的汙衊。紹聖年間，章惇、蔡卞之流請求哲宗下令，將司馬光發冢斫棺，就是要把司馬光從墳墓裡刨出來，這時何等的惡毒下作。好在有良好家教傳統的宋哲宗沒有接受這個齷齪的建議。但是哲宗還是下令剝奪了司馬光死後的封賞和諡號，並且推倒了司馬光墳前的石碑。章惇這廝還是繼續喋喋不休地蠱惑哲宗，所以又將司馬光追貶為崖州司戶參軍。
徽宗朝，蔡京下令全國各地都要刻“元祐黨人”碑。長安有一個工匠叫安民的，正好服官差徭役，當值刻碑，他發現這塊碑上有司馬光的名字，就向官吏申請自己能不能不刻這個碑。小吏問他原因，安民說：“我是個沒文化的人，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刻這個碑。但是我知道，大家都說司馬相公是正直的人，可是這個碑上卻說他是奸邪，我不忍心刻這種字。”現場管理的官吏大怒，要治安民的罪。安民害怕了，於是繼續哀求道：“官府的差役不敢不服從，但是請允許我在碑刻的後面免去安民二字，我不想自己被後世的人唾罵。”
宋欽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欽宗親自下詔，恢復司馬光死後的所有追贈和諡號等榮譽。到了高宗建炎年間，司馬光得以配享哲宗，就是將司馬光的牌位配祀宋哲宗，並在祭祀宋哲宗的時候接受後世子孫的合祭。這是大臣身後所能享受到的最高榮譽了。
《宋史》對司馬光的評論是：“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為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
一旦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之間，剗革略盡。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諮嗟嘆息，歡欣鼓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於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憖遺一老，則奸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眾能勝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
“德之盛而誠之著也”，這真的是對司馬光一生最好的總結了。
可惜的是，今天的國人讀過《史記》和《資治通鑑》的已經寥寥無幾了，能反覆讀或者讀明白的，更是鳳毛麟角。我們祖先偉大而絕倫的文化瑰寶，就這樣被我們今天的子孫當作擺設放在某個發黴的角落不理不睬。正是因為我們不讀《史記》，所以有人敢拿司馬遷身體的殘疾當段子開玩笑，正是因為我們沒有看過《資治通鑑》，所以有人亂寫小說，為了突出王安石如何光輝正確，譁眾取寵，敢以辱罵司馬光的方式博人眼球。
千古兩司馬，不可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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