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人與螻蟻何異?
能流芳百世的人，必然有他的胸襟，格局和氣度，太史公司馬遷就是如此。
從前聽過這樣的說法：讀《出師表》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孝；讀《祭十二郎文》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友；讀《報任安書》不下淚者，其人必不為人。
這當然是一種誇張的說法，但這也是對《報任安書》中真情實感的肯定，讀完這篇文章的人，都會被書中的流暢的寫作手法，作者的氣節，格局，抉擇，理想與情感所震撼。
司馬遷畫像
讀《報任安書》，首先要了解任安和李陵其人其事，他們一人是司馬遷的好友，一人則影響了司馬遷一生。
任安在戾太子事件中被漢武帝懷疑有二心，遂被判腰斬。李陵是李廣的孫子，他在和單于的戰鬥中被俘，訊息傳到京城，漢武帝龍顏大怒，召叢集臣討論，當大臣們紛紛落井下石，說李陵有罪時，唯獨司馬遷站出來講公道話，他與李陵同朝為官，雖然交情不深，但他欽佩李廣的為人，本意是為武帝寬心，安慰武帝，但漢武帝卻認為司馬遷是“沮貳師” ，將他判處死罪。
當時，免除死罪的方法有兩種，一是交贖金50萬，二是接受宮刑，對交贖金無望的司馬遷而言，他選擇了後者，並在後來被大赦出獄，任命為中書令，把心思用於太史公書的寫作上，創作出了流傳千古的《史記》。
任安曾在獄中寫信給司馬遷，希望他能利用中書令的地位“推賢進士”，向漢武帝求情，司馬遷則用這樣一篇真情流露，蕩氣迴腸的文章，闡述了自己在李陵一事之後選擇苟活的原因，以及為什麼無法幫好友這個忙。
讀完整篇文章，就可以整體地感覺到司馬遷的“發憤著書”，整個文章一氣呵成，氣勢磅礴而邏輯嚴密。
文章運用了大量的排比句，“上之，次之，外之，下之”層層推進，其待罪輦轂下，抱負才能無處施展的憤懣，悲切之深，自然就溢於言表了。
同時，作者還引用了大量的典故，第二段用西伯、李斯、韓信等王侯將相受辱而不自殺的典故，直接引出“古今一體”的結論，憤激地控訴了包括漢王朝在內的封建專制下的酷吏政治；第五段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聖先賢憤而著書的典故，表現了自己隱忍的苦衷、堅強的意志和奮鬥的決心。
司馬遷生於一個小康之家，自幼飽讀古書，在父親的授意下繼承其遺志，成為太史令，他遊歷四方，結識天下賢士，受董仲舒與孔安國的影響尤大，他吸收儒家思想的精華，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他崇尚士大夫的氣節和責任，這也是為何他能在大臣們都落井下石之時，依然相信李陵的為人，為他說話，也因此迎來人生的重大轉折。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賢士最幸運的便是遇到伯樂和明君，為自己的信仰和理想盡忠效力，為國家社會盡一份責任，這是一種格局。“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恭儉下人”，也是一種格局。
在我看來，司馬遷是兩種格局都具備的人，他對漢武帝敢於進言，身為史官編撰著作，修改曆法，記載君王功德。身為孝子，他子承父志，致力於史書的編撰。於大於小，於家於國，司馬遷都做到了忠孝，雖過程有諸多坎坷，但也無愧於自己的格局，而能兼有這兩種格局的人，必不是等閒之輩。
格局之外，司馬遷也有他的胸襟和氣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這是司馬遷有名的生死觀，人們常用它來歌頌偉大而壯烈的犧牲，但這並不是司馬遷當時的處境。他更在意的是後面那句“用之所趨也”，他當時面臨的是“最下腐刑極”的宮刑，若這對一般的想保全性命的人而言尚不算難事，但對於司馬遷來說，這不僅有辱士大夫的氣節，還是斷子絕後的大不孝行為。
他認為“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但若就為士大夫的節氣去死，那“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他在極端痛苦糾結之中選擇了生，選擇了“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這比一死了之需要更大的勇氣，為展現文采，書寫歷史而流芳後世，則是一種更大的胸懷和氣度。
孟子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司馬遷便是這樣。讀《報任安書》，是在瞭解一個傳奇人物的苦難，糾結與取捨思考，也是在看一個時代一個民族在歷史洪流下的榮辱與興衰。
我們後人永遠無法精準客觀的還原一段歷史，歷史也絕不只是一家之言，《史記》就算是“不虛美，不隱惡”，也總有作者的主觀思想在裡面，但這正是歷史的神奇迷人之處。讀這樣一篇“大氣磅礴，頗有楚漢雄風”的文章，就是在感受歷史的偉大浩瀚和個人的渺茫。
無論是一個偉大的人，還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都是經歷過苦難和涅槃的，司馬遷的氣節，格局與抉擇，是個人的，是歷史的，也是我們每個人，每個民族，都能從中汲取營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