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名士是什麼意思
嵇康（約224年－約263年，字叔夜）——自不用說，他就是名士中全不妥協、始終反抗的代表。他的不妥協和反抗體現於兩個方面。一方面，他堅持拒絕出仕，不願為司馬家族效力；另一方面，他透過思想文字，表達對司馬家族及其意識形態的否定和諷刺。司馬昭想要禮聘他為幕府屬官，他就跑到別的郡去躲避徵辟。依附司馬家的名士，司隸校尉鍾會前來拜訪他，遭到他的冷遇。
同為竹林七賢的山濤在離開尚書吏部郎的職位時，舉薦嵇康代替自己，嵇康不惜與他絕交，因為他非常清楚，山濤舉薦自己實際上是奉司馬家的意旨的。所以他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連列“七不堪”、“二不可”，號稱自己“非湯、武而薄周、孔”，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上都和司馬家族撕破了臉皮。所以這封信明著是寫給山濤的，但實際針對司馬氏集團，因此司馬昭聽說嵇康寫了這封信後，極其憤怒。而這也埋下了嵇康被司馬氏集團殺害的伏筆。
阮籍（210年—263年，字嗣宗），則是魏晉名士和竹林七賢中對帝國當權者採取不合作態度的代表。所謂不合作，是說他並不能像嵇康那樣直白地表示諷刺反對，但他能夠退而求其次，儘量不為司馬氏效力。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阮籍作為傳統士人的一員，最初是有入世抱負的。但為了避免和他所厭惡的當權者發生關係，阮籍採用了一種佯醉賣痴的態度。例如司馬昭為了兒子司馬炎——也就是未來的晉武帝——向阮籍求親。阮籍大醉六十天，不給司馬昭開口的機會，這才回避了此事。
鍾會多次問阮籍時事方面的問題，想要根據阮籍的回答給他栽點罪名，但阮籍都用醉酒搪塞過去了。但這種拖延的策略，終究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阮籍死前幾個月，朝廷官員要給司馬昭寫勸進表，要阮籍執筆，阮籍又想用老辦法醉酒推脫，沒想到這次這些走狗上門來索要勸進表了，阮籍只好現場寫完了事，這雖是不得已，但也可以算是阮籍人生少見的一個汙點。
在嵇康的反抗態度和阮籍的不合作路線在帝國政局中都走不通的情況下，向秀（約227年－272年，字子期）的選擇，顯示了魏晉名士對專制權力無可奈何的投降。向秀是嵇康的好友，嵇康喜歡打鐵，他在一旁充當助手，“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在嵇康被誅殺之後，向秀不得已入朝為官。司馬昭假惺惺地問他：“聽說您有隱居的志向，為什麼現在還是到這裡來了呢？”向秀只好委曲求全，否定自己過去的理想：“隱士都是一些狷介之士，沒有領會聖主明君的心意，我並不嚮往他們。”
司馬昭聽了非常開心——這已經是士人精神上的屈膝了。但向秀總體上還是投降而不投誠，雖然他最終選擇入朝為官，但並不主持具體事務，只是尋找一個容身之所而已。不但如此，向秀還用曲折含蓄的筆法，為我們留下了對生平好友兼帝國思想犯、政治犯嵇康的懷念之作——《思舊賦》，這在當時和後世都是非常少見的。
“昔李斯之受罪兮，嘆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 ——最後兩句是說：人生命運無常，自己餘下的生命，也不過是在寸陰之間而已——這可以說是帝國時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最普遍的無奈和悲哀的人生觀了。
劉伶（生卒年不詳，字伯倫）是歷史上非常著名的酒精愛好者，他屬於竹林七賢與魏晉名士中的逃避派。逃避的原因，除了嵇康、阮籍、向秀他們也具有的，對現實政治的不滿之外，還有一個因素可能是：他本人的政治和社會地位，相對其他幾人本就較為低下，因此更少受到傳統對士人責任和形象的要求束縛。
所以嵇康、阮籍也縱酒，但仍可以說是“半醉半醒”，保持風度，劉伶就是酩酊大醉，不顧一切了。嵇康、阮籍反抗禮法，主要針對的是忠孝這類帝國意識形態，但在信義風度方面，他們還是保持了士的標準。而劉伶則不然，他在妻子的要求下，對天發誓不再喝酒了，結果一轉頭又背棄了誓言。一次他喝醉了，和某人吵了起來，對方生氣地捲起袖子、揮起拳頭就要打他。劉伶卻從容說道：我這雞肋一樣的身體不配做您拳頭的靶子。這種低聲下氣的軟弱做法是傳統士人不能接受的。
又如，前面我們提到阮籍作窮途之哭，這主要是為了表達內心對時局的不滿和憤懣，但劉伶的做法更為極端，他是常常坐著鹿車，帶一壺酒，派個僕人扛著鍬跟著，吩咐說：“如果我死了，就把我埋了吧。”——這抒發的與其說是不滿和憤懣，不如說是一種全無所謂的情緒。但這種全不關心的逃避態度，在當時的士大夫中非常吃得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種逃避的、無所謂的態度做法，在當時的環境下，反倒可以幫助他們保全自己的性命。
阮咸（生卒年不詳，字仲容）是阮籍之侄，又與阮籍並稱為“大小阮”。他的事蹟比起竹林七賢的其他六位，要略少一點。從已有的材料上看，他身上兼具阮籍和劉伶的特質，一方面，他和他叔叔阮籍一樣，對帝國官方持不合作的態度，而在另一方面，劉伶式的逃避主義在他身上就比在阮籍身上更重了。歷史上關於他最有名的典故，就是他用大甕盛酒，圍坐豪飲，一群豬也聞香跑來飲甕酒，而阮咸竟和豬們一起喝起了酒，這種極端的做法，其實也是有自甘墮落、自汙求全的意味的。
但還有比投降或逃避更糟糕的，這就是投誠。竹林七賢中的山濤（205年－283年，字巨源）和王戎（234年－305年，字濬衝）就屬於這一類。他們入仕為官，為司馬氏集團的統治出了大力。在司馬氏集團的著力扶持下，他們達到的官位也最高，最終都坐上了三公之位（司徒），遠在竹林七賢的其他五人之上。山濤和王戎不是一無是處，但他們僅僅保留了傳統士人某一小部分的品質，而更重要的氣節風骨，在山濤和王戎身上，已經很難看到了。
比方說，人們（包括山濤的妻子）公認：山濤的才華不如嵇康、阮籍，但也認為山濤的氣度更佳，但因為山濤缺乏氣節風骨，所以他的氣度，往往體現在對於人物和時事多做讚美歌頌，少做甚至不做針砭，這讓他容易被大眾接納認可，但大家也因此不明白山濤具體的長處又是在哪裡。
王戎公認的長處，是他的精明才智（我們可以回憶一下王戎小時候“道旁苦李”的典故），但因為他本人缺乏氣節風骨，所以他的精明才智主要被用到勾結權臣自我保全，以及晝夜算計，為自己積攢個人財富上面，顯得吝嗇、詭詐、不負責任，因此往往遭到時人的鄙薄。
正所謂“薰蕕不同器”（香草和臭草不能放在同一個器具中），所以很自然地，同為竹林七賢，嵇康、阮籍和這兩位終究還是發生了衝突。山濤早年選擇隱居，嵇康和他關係很好，但後來他逐漸在功名場中越陷越深，終於導致了兩人的絕交。嵇康在絕交信中諷刺他說：“您老遇事善於應變，對人稱讚多而批評少；我性格直爽，心胸狹窄，對很多事情不能忍受，只是偶然跟您交上朋友罷了。”（《與山巨源絕交書》：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
阮籍則當著其他竹林七賢，稱王戎為“俗物”，總是讓自己覺得掃興（《世說新語》排調第二十五：“嵇（康）、阮（籍）、山（濤）、劉（伶）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這不是偶然的，嵇康、阮籍和山濤、王戎的衝突和分裂，其實體現了傳統士人群體在魏晉時代的不同人格和道路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