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
初到成都，杜甫居住在草堂寺，高適得知，便寄詩以示關心，即《贈杜二拾遺》：“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昕法還應難，循經剩欲翻。草玄今己畢，此後更何言？”杜甫的答詩《酬高使君相贈》言：“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雙樹容昕法，蘭車肯載書。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杜甫的答詩均是在回答高適，此時，杜甫布賴於裴冕的幫助，生活暫時無憂，高適大約在得知杜甫到達成都的訊息時，對杜甫的生活狀況應有所瞭解，因此杜甫沒有在答詩裡顯露出希望高適幫忙的意思，且“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為次韻所居也”，劉友竹所說“高詩純屬應酬，毫無真情可言，只是聽說杜甫棲身古寺，但對他的處境十分隔膜”，這樣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高適既是執掌一州的長官，又與杜甫相交多年，流落兩川的杜甫，從此在經受艱難處境時便有了依靠。上元元年秋，杜甫因裴冕離開之後，生活逐漸困窘，便寫詩給高適，“百年己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適當有所表示，以緩其急難。細品其詩意還可知，適曾於此之前或屢助於杜甫，否則，詩之語氣又何如此直白？略這個分析極有道理。
夏天，杜甫作《狂夫》，詩中厚祿故人不當指高適，如果因為高適書信斷絕，對杜甫的接濟也停止的話，杜甫不應在秋天的時候託崔五給高適帶去這樣一封直白的求救信。上元元年，“高適六十歲。秋，由彭州刺史改任蜀州刺史”飛高適應在接到杜甫的求救信後就幫忙了，並且告訴他自己馬上要改任蜀州了，因此並沒有邀請杜甫去彭州。在得到高適的幫助後，杜甫生活狀況好轉，便去了蜀州新津與裴迪同遊。而後高適到了蜀州之後，杜甫當是去會面了，一首《奉簡高三十五使君》足可證明：“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騁駟開道路，鷹輩出風塵。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真。”
出發時已是深秋，符合當時的情況，等到高適在蜀州安頓好之後，杜甫才前去。儘管這次會面兩人都沒有留下詩歌，我們依然不能否認兩人感情的深厚。不然，若高適一直這麼冷淡，漂泊中變得比較敏感的杜甫不會如此熱情地再三寄詩給高適了。上元二年，高適寄來《人日寄杜二拾遺》：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身在遠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恭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
劉友竹說，“高詩頭四句情景交融，寫得較好。但其後除身在南蕃無所預’的牢騷和今年人自空相憶’的套話之外，沒有對等地對杜甫的文學成就進行評價，沒有對他的貧窮求救作出反應，只有對他落魄生涯的憐憫。”我們應結合高適詩歌的特點來分析，“與他直抒胸臆的抒情特點相適應，在語言運用上，高適大都顯得特別率直，不假修飾，用非常直觀的語言將內心喜怒哀樂的感情毫無保留地和盤托出”，的確如此。高適和杜甫的詩歌風格不一樣，素來作詩豪壯的高適，在這首人日詩歌裡愁腸寸斷、百憂千慮，算得上情真意切了。
因此我們不能拿杜甫贈給高適的情義滿滿、溢位紙外的詩歌來與高適的贈杜詩來對比，就說高適對杜甫很冷淡。誠然，杜甫沒有及時的和詩，這也不能說明杜甫就和高適之間有嫌隙了，否則，兩人應當不會再有交往。加上這年春天，杜甫一直心情很偷快，作了不少表現春日草堂閒適生活的詩歌，這也是兩人之間沒有扭踞的一個例證。上元二年，高適62歲。四五月間，蜀中大亂，段子璋反，被殺後，花敬定又作亂，據李霜琴的合理推測：
既要有力地，制止恃功驕橫的花敬定及其手下，並做好安撫穩定蜀中百姓等工作，對於已屆暮年的高適而言，無疑是一件勞神費力又耗時的事。當此之際，高適必須投入全部精力，相應地，很可能就一時顧不上對杜甫的援助。揣其時間，從花敬定縱亂到朝廷知悉並責崔光遠到以高適代崔，再到高適制止花敬定之掠並做好一系列善後事宜，當在上元二年六月到十一月間。杜甫該年秋冬時節生活困月窘，止在這個時段。因此，我們就比較好理解為何該時不見高適對杜甫伸出援助之手了。
忠厚的杜甫得知高適繁忙，必然不願意再給年高的老朋友增加負擔。況且這段時間，杜甫遇到了好朋友唐興縣劉主簿，因作《唐興縣客館記》而暫時能得到一些錢財。隨後，杜甫應李七司馬邀請，前去蜀州看造竹橋，期間必然得到款待，，這也跟高適分不開關係。成都事了，高適返回蜀州市，恰好與杜甫碰到，＂己傳童子騎青竹，總擬橋東待使君”，兩人相逢的喜悅顯而易見。
並且，公事繁忙的高適在成都一得閒暇，便與王掄前去草堂探望杜甫，王掄尚且帶著美酒，高適必不會空手而來，杜甫的《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可見這次聚會：“臥疾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自愧無蛙菜，空煩卸馬鞍。移時勸山筒，頭白恐風寒”，杜甫在詩後自注，“高每雲：汝年幾？且不必小於我。’故此句戲之”。高適和杜甫互相戲謔，如此融洽和諧，足可證明兩人的關係沒有因人日和詩、秋冬飢寒而受到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