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如浮大白意思
今天很多的聚會娛樂專案，在中國古代已有原型，除了飲酒賦詩外，也有一些新奇的娛樂專案，讓歷代文人雅客樂此不疲。
文人雅集：曲水流觴
中國古代文人雅集時，飲酒賦詩是最重要的一項娛樂活動，最有名的便是東晉時的蘭亭集會，蘭亭集會又因“曲水流觴而成詩文”名揚天下。
東晉永和九年（353年），時任會稽內史的王羲之與子侄王凝之、王徽之等以及名士謝安、謝萬、孫綽等共四十二人，在會稽山陰蘭亭舉辦修禊集會。修禊這一習俗源於周朝，在陽春三月，人們來到溪水邊洗滌身體，來滌盪過去一年的舊病。這一延續千年的習俗到魏晉時期的禮儀意義已不再明顯，逐漸成為文人出遊聚會的一個契機。
王羲之環顧蘭亭左右，周邊“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帶左右”，藉著潺潺溪水，名士們玩起了“曲水流觴”的遊戲：蘭亭雅客列坐於溪流之旁，把盛酒的杯子從水的上游放出，順流而下，杯流到誰面前，誰就取酒而飲即席賦詩，作不出的則要罰酒三觥。盛酒的杯子“觴”也很有講究，它外形橢圓，淺腹平底，因兩側有耳，狀如飛翼，又稱“羽觴”。
蘭亭聚會沒有華麗的車服，沒有宏大的排場，在杯子流動停止的瞬間，文士們隨著心情、美景、一較高下的心態舉觴賦詩，揮灑才學，在“一觴一詠”之間暢敘幽情。日暮西山時，曲水流觴結束，王羲之、王凝之、謝安、謝萬、孫綽等十一人作出兩首詩，王渙之等十五人作出一首詩，包括王羲之九歲的幼子王獻之在內的十六人未能作詩，故而罰酒三觥。集會尾聲，王羲之組織眾人將三十七首詩集結成冊，即《蘭亭集》，他藉著酒興揮毫為之作序，這就是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集序》。
席間助興：行令投壺
蘭亭集會形成了一種“詩酒文化”，不僅是曲水流觴，酒令中的一系列文人娛樂活動對推動集會發展也起到功不可沒的作用。
酒令是佐酒助興、活躍聚會氣氛的重要遊戲，文人聚會的詩酒文化在宴飲的酒令中進一步發展。
酒令源於觴令，眾人聚會時推舉一人作為令官，餘者聽令輪流進行詩詞、聯語等遊戲。唐宋之際文化繁榮，觴令廣泛出現並加以改進。唐代白居易詩云“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其中酒籌便是行令時用的計數籌子。
宋代酒令以文字令居多，如北宋初年的丞相丁謂聚會時，舉令“有酒如線，遇斟則見”，對答“有餅如月，因食則缺”。這就是一個疊韻令。歐陽修與人行令時別出心裁，要求必須以罪當被判徒刑的事為內容。一雲“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雲“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到歐陽修時，行令為“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眾人不解，歐陽修回答“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意為縱酒過度和沾染風月之事，徒刑以上的罪也敢幹了。
除行酒令外，隨機飲酒、不按令出者也有代表：北宋名臣範鎮每到春季花繁盛時，便宴客於花下，與客約定“有飛花墮酒中者，為餘釂一大白”，一陣微風吹過，春花撒落，在座所有賓客酒杯中浮滿花瓣，眾人在歡聲笑語中一飲而盡。
文字酒令有“人名令”“五行令”“拆字令”“飛花令”等，“擊鼓傳花令”則是曲水流觴的演化。不僅如此，曲牌、中藥、節日、花木無不入令，如沒有一定的文學修養，在聚會之中難以應對，這也正是文人聚會時酒令流行的重要原因。
射覆不同於文字酒令，是一種猜物遊戲。自漢代到魏晉時宴飲聚會較為流行，李商隱在宴飲時寫下的“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正是對這種猜物遊戲的寫照。
與射覆相比，投壺更加聞名。投壺，發源於古代的射禮，是酒令中的投擲遊戲。壺頸高七寸，腹高五寸，內裝有小豆，以防投矢彈出。投壺之戲由司射仲裁，賓主交叉投之，在離壺二矢半約七尺處以矢投壺，中者為勝，負者罰酒。投壺活動中所蘊含的“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的“中正”思想，可以修身養性，得到歷代文人的推崇。唐人高適在《鉅鹿贈李少府》中寫道“投壺華館靜，縱酒涼風夕”，宋代司馬光在與張明叔兄弟聚會時也縱酒投壺，直到薄暮而散。
戶外集會：球類運動
類似保齡球、高爾夫球這些今天的聚會娛樂活動，在中國古代就已出現。古人除了寄情山水、郊遊踏青外，室外聚會時也進行一系列刺激而富有文化的球類運動。
唐代時，中國出現了類似於保齡球的娛樂方式——木射。木射，又名“十五柱球”，以球為箭，以木柱為靶，所以被稱為“木射”。唐代《木射圖》詳盡記載了遊戲規則：首先於遠處立起十五根木柱，這十五根木柱下粗上窄，不易翻倒。十五根柱子均刻有文字，裡面有十根是塗成紅色的，上面刻著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另外五根黑色的柱子刻有慢、傲、佞、貪、濫。參加木射比賽的選手用球滾擊木柱，如果擊中了上有紅字的柱子則勝，擊倒黑柱為負，擊倒紅柱多為勝者。這種遊戲的發明創造深受儒家思想影響，體現著古代文人的道德追求。比起保齡球，木射的難度更高，木射可以在戶外開闊場地，也能在室內的文人聚會中佔得一席之地。
除木射外，唐代馬球也逐漸流行。馬球又稱“打馬”“擊鞠”，花費頗高，但朝廷組織的文人聚會中，文人打馬不必擔心用度，可放心在馬球場上大展風采。唐中宗神龍年間，進士及第在長安慈恩寺塔下提名，繼而參加朝廷組織的曲江宴會，聚會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便是要這些文人雅客上馬一展身手，在月燈閣進行馬球賽。《唐摭言》有兩處記載：“鹹通十三年三月，新進士集於月燈閣為蹙鞠之會。擊拂既罷，痛飲於佛閣之上”；乾符四年（877年），進士出身的劉覃到球場上與軍將出身的擊球手一較高下，“跨馬執杖……覃馳驟擊拂，風驅電逝，彼皆愕視。俄策得球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由此可見，唐代的文人聚會時更加豪邁，不僅飽讀詩書，也能縱馬擊球，絲毫不輸武將，盛唐氣度可見一斑。
在馬球的基礎上，演化出新的運動形式：步打球，下馬對抗，爭奪球權。到了宋代，由於戰馬的緊缺與觀念的轉化，對抗激烈的步打球逐漸演化為依次擊球無對抗的娛樂專案，名稱也改為“捶丸”，即在一定距離外，將球擊入指定的洞口為勝。明宣宗朱瞻基這位超級玩家，在皇家園林中開闢捶丸場地，自備多根捶丸球杖，在眾太監的簇擁下進行捶丸。
以木射、馬球、捶丸為代表的一系列球類運動，是文人聚會時的戶外娛樂，離開了酒桌，文人墨客也照樣能把聚會玩出新意。
另類聚會：博弈遊戲
古代文人在室內聚會時，比較常見的是品茗弈棋、觀賞古玩，然而具有博弈色彩的遊戲也會使聚會氣氛更加熱烈，甚至逐漸出現以博弈為目的的文人聚會。
“博”指六博，“弈”指弈棋，“博弈”是二者的統稱。六博在先秦時期就已出現，最早的六博為兩人遊戲，十二枚棋子，六黑六白，投擲骰子行走。六博自誕生以來就深受各階層歡迎，漢代文人宴飲時為活躍氣氛，六博、投壺同時出現，以至出現了“投瓊著局上，終日走博子”“投壺對彈棋，博弈並復行”的局面。
隋唐時，樗蒲、雙陸等一系列的博弈遊戲興起，樗蒲玩法相對複雜，但深受文人喜愛，在與同僚聚會時進行樗蒲，總能使他們想起自己鮮衣怒馬的少年時光。但對於這種遊戲，時人也給予警示，李白在《少年行》中寫道：“君不見淮南少年遊俠客，白日球獵夜擁擲。呼盧百萬終不惜，報仇千里如咫尺。”其中的呼盧就是樗蒲計算中最上乘的盧採。到宋代時，不僅男性文人士大夫沉溺於此，就連李清照也難逃博弈之樂，自述“予性喜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晝夜每忘寢食”。
除了專門設計的博弈遊戲外，世間萬物也在文人墨客的博弈賭彩範圍之中，鬥草就是其中一例。鬥草又稱鬥百草，於魏晉時期開始流行，隋唐宮廷甚至為此專作樂曲。文人鬥草，主要比的是花草質量、花式品種，以奇貴、寓意吉祥者為上品。這種鬥法需要掌握相應的花草知識，且有時令性。史料記載：“（唐）長安王士安，春時鬥花，戴插以奇花多者為勝，皆用千金市名花植於庭苑中，以備春時之鬥也。”
既然是鬥草，也就和鬥雞鬥狗一樣有彩頭，鬥草似乎在女性中更流行，鬥草的彩頭往往是金釵。鄭谷詩曰“何如鬥百草，賭取鳳凰釵”，李白也曾作詩曰“百草巧求花下鬥，只賭珠璣滿鬥”，這些都點出了鬥百草聚會時的博弈性。直到宋代，鬥草的博弈性也沒有消退，王安石的“共向園中尋百草，歸來花下賭金釵”便是真實寫照。
古代文人聚會的變化
古代的文人聚會，隨著歷史發展出現了兩個明顯變化：一是娛樂專案逐漸豐富，文人娛樂也逐漸下移到民間；另一個是聚會逐漸目的化，尤其是政治目的化。
以六博為例，其雛形創立後經過了漫長的發展、豐富，而後陸續有了樗蒲、雙陸等遊戲；弈棋也是如此，到宋代文化繁榮之時，不僅圍棋、象棋與如今基本吻合，還發展豐富了新內容，如司馬光所創“七國象棋”，將參與人數提升至七人，頗像今天的桌遊。這些改進不僅豐富了文人聚會的娛樂專案，也使得很多遊戲規則簡化，走入百姓家，在兒童、女性中更受歡迎，從而更有生命力。
古代文人聚會經歷了政治目的化的過程。魏晉時期的文人聚會成員通常以出身地域、家族姻親為凝聚，在一些重要的節日中結伴相聚，寄情山水，飲酒賦詩，無論是蘭亭集會還是石崇組織的金谷集會，從記述中可以看到聚會以宴飲和賦詩為主，體現了魏晉時的灑脫風度。北朝在漢化過程中也有意進行這種性質的文人聚會，無論是拓跋燾還是苻堅，都組織過大規模的文人雅集。
隨著時代的發展，中古時期魏晉風度逐漸隱去，文人聚會也從最早的娛樂演化為“娛樂為表，議政為裡”。唐宋之際，朋黨之風藉由文人雅集再度抬頭，北宋士大夫將“君子不黨”扭轉為“君子有黨”，司馬光、蘇軾、秦觀等人的《朋黨論》給文人聚會提供了大量的理論依據。以蘇軾為首的“蘇門文人”逐漸成黨，歐陽修稱黨人“不思國體，但樹私恩”。北宋統治者出臺了一系列限制文人交遊聚會的政策，有些文人受處罰的理由是“交遊非類，不修檢操”，這種不明不白的罪責也能看出統治者對聚會的態度。
由於有結黨之嫌，士大夫也紛紛減少交遊、慎重聚會，聚會的內容與目的也變得隱晦起來。人們不再像魏晉時期聚會者自述，而是透過參與者、畫家甚至特務組織窺見一二，明代杏園雅集便是一例。
正統二年（1437年），楊士奇等九名閣臣在楊榮家的杏園集會，畫家謝環將這次聚會的場景描繪下來。聚會人物都是臺閣重臣，且有七人來自江西，又多為同年，組成了以楊士奇為首的江西文官集團。
宴飲聚會時，三楊仍不忘政治家本色，楊士奇在《杏園雅集序》中寫道：“閒居未嘗一日而忘天下國家”，所以即使與會者對杏園雅集諱莫如深，我們也有理由推測，杏園雅集很可能是針對時局，尤其是宦官猖獗的一次政治聚會，三楊的目的可能是挑選接班人。
從曲水流觴到六博弈棋，從馬球到鬥百草，中國古代文人的聚會玩樂專案越發豐富，但由於文人常常“醉翁之意不在酒”，因而內容上總是體現出既想寄情山水、閒雲野鶴，又要處江湖之遠時心繫廟堂，娛樂時還反思不能沉迷其中而喪志。看來，對古代文人來說，單純娛樂的聚會似乎是不存在的。（潘雨晨）
——本文摘自書籍《古人這樣過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