鸞鏡未安臺是何意
一、S。2607+ S。9931寫本基本情況
S。2607寫本為卷子裝，存90行，首尾上下中間都有嚴重殘缺。S。9931為殘片，存10行，正好可以拼接在S。2607尾端第75-84行下方（見圖一）。綴合後尺寸約為29。5×136釐米，由4紙粘合而成。存詞，包括殘詞共28首。其中兩首見於《全唐詩》，為唐昭宗李曄的作品。其餘為不見於傳世文獻的佚詞。寫本有墨筆句讀，詞牌相同者，用“同前”“又同前”等標識。寫本中比較完整的詞，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1950年初版，1956年修訂本）、任二北《敦煌曲校錄》（1955年）、饒宗頤《敦煌曲》（1971年）、林玫儀《敦煌曲子詞斠證初編》（1986年）、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1987年）、張錫厚《全敦煌詩》（2006年）、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十二卷（2015年）皆有校錄，蔣禮鴻《敦煌曲子詞校議》（《杭州大學學報》1959年第3期）、潘重規《任二北〈敦煌曲校錄〉補校》（《敦煌詞話》1981年臺北石門圖書公司）有補正。
背面抄《某寺交割常住什物點檢歷》（《斯坦因劫經錄》擬題，以下簡稱《什物點檢歷》），汙漬嚴重，行草體，墨跡暗淡。妙智《英藏敦煌遺書人物小考》透過對背面內容的考察，認為是歸義軍時期金光明寺的文書，題目應當叫《金光明寺法器雜物交割帳》。吐蕃佔領時期和歸義軍時期的敦煌寺院，多設有寺學，這些寺學的教學內容有詩詞歌賦。金光明寺是敦煌當時最大的寺院之一，據饒宗頤研究，敦煌一些大的寺院裡有教坊一類的機構，有戲場、樂舞隊、聲音人等，僧人要進行誦經、作偈、唱導的訓練。S。2607+ S。9931所抄的曲子詞就是進行訓練的備用教材。當這些教材不再使用時，寺院便用他的背面抄寫交割帳。
這是一份寺院儲存的寫本，曲子詞一面書寫工整，通常作為正面，《什物點檢歷》一面書寫潦草，通常作為背面。按常理，正面要抄得早一些。但對寺院而言，《什物點檢歷》是更重要的檔案資料。
二、寫本抄寫年代的考證
此寫本沒有題記，正面所抄的28首殘詞中，有6首《菩薩蠻》詞，其中《登樓遙望秦宮殿》、《飄搖且在三峰下》兩首詞見於《全唐詩》，題唐昭宗撰。《舊唐書·昭帝紀》等史籍明確記載作於乾寧四年（897）。那麼寫本抄寫時間的上限就是這一年（897）。寫本背面的《什物點檢歷》記錄了沙州某寺的部分幢傘、供養具、傢俱、銅鐵器、鐺鏊、函櫃等物品。其中供養具、傢俱、銅鐵器、鐺鏊等名目，為硃筆抄寫。其中一部分物品名目右上方有硃筆勘驗符號，可能是交接時點驗的標誌。《什物點檢歷》中有“經師堂在道政”、“法真”、“都判官”、“教授”、“管內法律”、“石寺主”、“陰寺主”等與人名有關者，其中“道政”還見於S。2711《金光明寺抄經人名》，S。3776《佛臨般涅槃略說教戒經一卷》，S。3905《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可見他是歸義軍時期金光明寺僧人，生活在10世紀初期。據S。6417《同光四年（926）金光明寺徒眾慶寂神威狀》，法真於同光四年（926）任金光明寺寺主。而在《什物點檢歷》中法真還是普通僧人，所以該《什物點檢歷》抄於法真任寺主之前。這是寫本抄寫的下限。
趙鑫曄認為，該曲子詞集可能為張球所抄。理由有三：一是筆跡，敦煌文獻中有不少可確定為張球本人所抄的寫本，筆跡非常近似。二是曲子詞中既有蕃佔時期的作品，又有黃巢之亂後的作品，與張球所生活的時代也吻合。三是詩詞歌賦確實是張球所擅長的內容。如果確為張球所抄，那麼該寫本的抄寫年代下限就可以有個範圍。敦煌寫本中有十多件署名“八旬老人”的寫經題記，其中最晚的是BD10902（L1031）《金剛經》後題記：“辛未年七月廿日，八十八老人手寫流通。”經楊寶玉先生在前賢研究基礎上的考證，這位八十八歲的老人就是張球。辛未年為後梁天平五年（911）。那麼S。2067曲子詞寫本的抄寫時間最晚也在此年。
寫本的抄寫者可能是寫本的編集者，也可能僅僅抄寫其他人編集的寫本。如果張球確是此寫本的製作者，則他的經歷當要增補諸多內容。比如，張氏歸義軍時期，他曾被吐蕃俘虜過；他年近七旬時（唐昭宗初期）曾在到過長安，經歷了昭宗逃亡，長安遭受重大劫難等歷史事件。他的去世時間，或許正是金山國時期的大亂之中。金山國建立伊始（910），甘州回鶻便以重兵進攻敦煌，歸義軍勢弱力單，只得講和投降，有一篇《沙州百姓一萬人上回鶻天可汗狀》（P。3633）的投降書，也可能與張球有關。
三、寫本中詞集內容分析及曲子詞的性質來源的討論
S。2607+ S。9931綴合本曲子詞的內容可分為以下幾類：有關唐昭宗即位及華州事件的作品，宮廷樂工的一般感時抒情之作，詞集編集者自己的作品。
公元888年，壽王李曄即皇帝位，是為唐昭宗，李曄“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國家一派恢復振興的氣象。昭宗即位後，實施了一系列措施打擊宦官，鞏固皇權，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也造成了藩鎮勢力加重。景福二年（893），昭宗與鳳翔、隴右節度使李茂貞的關係惡化，昭宗討伐李茂貞，以失敗告終。乾寧二年（895），李茂貞再次兵圍長安，昭宗被迫出逃，尋求河東節度使李克用的庇護。而半路被華州刺史韓建挾持，於乾寧三年（896）七月十七抵達華州，期間與韓建關係日益惡化，導致皇室宗親十一王被殺，直到乾寧五年（898）八月才回到長安。
失調名一首正寫新皇帝繼位，朝野上下一派期待中興的景象：
國泰人安靜風沙，向秀地種呂閙任船車。聽海燕座金牙，提胡蘆帝薩金沙，長垂羅袖拂煙霞。齊拍手，賀我當家。
原寫本題署作“同前 般涉”，“同前”是說與前面所抄詞同調，因前詞已殘，故調名佚失。“般涉”，指宮調名。《敦煌歌辭總編》此詞題作“失調名 般涉調 賀當家”。當家，指當今皇帝。這首殘詞寫唐昭宗即位事。《舊唐書•昭宗紀》：“文德元年（888）二月，僖宗暴不豫。……及大漸之夕，而未知所立。……軍容楊復恭請以壽王監國。三月六日，宣遺詔立為皇太弟。八日，柩前即位，時年二十二歲。……帝攻書好文，尤重儒術，神氣雄俊，有會昌之遺風。以先朝威武不振，國命寢微，而尊禮大臣，詳延道術，意在恢張舊業，號令天下。即位之始，中外稱之。”這首詞的作者親歷了唐昭宗即位的重大事件，面對國家一派恢復振興的氣象，他感到興奮喜悅。
然而，好景不長，內戰旋起，昭宗出逃，被軟禁華州，唐皇室宗族集體遭屠戮。寫本中的六首《菩薩蠻》詞，集中反映乾寧年間華州事變前後這一重大事件：
登樓遙□（望）秦宮殿，翩翩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丘），野煙遮遠樹，陌上行人去。何處有英雄，迎歸大內□（中）。
飄搖且在三峰下，秋風往往堪沾灑。腸斷憶仙□（宮），□□□□□（朦朧煙霧中）。思夢時時睡，不語長如醉。何日卻迴歸，玄穹知不知。
御園照照紅絲罷，金風墜落沾枝架。柳色政（正）依依，玄宮照淥池。每思龍鳳闕，惟恨累年□（別）。計日卻迴歸，象似南山不動微（巍）。
千年鳳闕（爭雄棄，何時獻得安邦計。鑾駕在）三峰，天同地不同。 宇宙憎（嫌側，金作蒙塵客。閫外有忠）常，思佐聖人［王］。
自從鑾駕三峰住，傾心日夜思明主。慣在紫微間，笙□（歌）不暫閒。受祿分南北，誰是憂邦國。此度卻迴鑾，須交（教）社稷□（安）。
常慚血怨居臣下，明君巡幸恩沾灑。差匠見修宮，謁（竭）誠無有終。奉國何曾睡，葺治無人醉。尅日卻迴歸，願天涯總西。
其中《登樓遙望秦宮殿》、《飄搖且在三峰下》（見圖2）兩首見於《全唐詩》卷八八九，題唐昭宗撰。按《舊唐書》卷二十《昭宗紀》：乾寧四年（897），“春正月丁丑朔，車駕在華州行宮……七月甲戌，帝與學士、親王登齊雲樓，西望長安，令樂工唱御製《菩薩蠻》詞，奏畢，皆泣下沾襟。覃王以下，並有屬和。”《新五代史·韓建傳》：“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辭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宋莊綽《雞肋編》：“華州子城西北，有齊雲樓基，昭宗駐蹕韓建軍，嘗登其上，賦《菩薩蠻》詞雲：‘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者是也。”則此二詞作於乾寧四年七月，昭宗原作三首，傳世文獻保留下來的只有二首。昭宗作的另一首《菩薩蠻》，饒宗頤《唐末的皇帝、軍閥與曲子詞》一文透過對詞中典故的分析，認為就是《御園照照紅絲罷》。這首詞，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認為是乾寧四年，原從李曄來華州之臣工將回長安，而有所。饒文辯駁曰：“詞中無數典故，出自帝王口吻，任氏均漠然置之，反說是作者率意，歌者傳訛，非妄說而何？”
其餘三首《菩薩蠻》，當是韓建和諸王的和作。《千年鳳闕爭雄異》，饒宗頤認為，史籍明確記載昭宗李曄作詞後，覃王李嗣周等有和作。“此首口吻唯覃王可以當之，故茲定為覃王所作”。覃王李嗣周於乾寧四年（897）六月被任命為鳳翔節度使，以代李茂貞。覃王赴鎮，而茂貞不受代，圍覃王於奉天。這年七月，韓建移書李茂貞，乃解除奉天之圍，覃王遂歸華州。八月，覃王與其他十王為韓建所殺。
《自從鑾駕三峰住》一首，其中有“受祿分南北”句，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南北指南北司，南司指廷臣，北司指宦官。”並引僖宗中和元年孟昭圖上疏：“北司未必儘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這個時期，僖宗與宦官密切，天下大事決於此，而待外戚殊薄，所以孟昭圖有此議。疏入，宦官田令孜扣留不奏皇上，不久遂矯昭貶孟氏為嘉州司戶參軍，並遣人沉於蟆頤津。事見《新唐書》卷二〇八。饒宗頤《唐末的皇帝、軍閥與曲子詞》認為詞中南北司，應指昭宗時事。乾寧二年（895），韓建、李貞茂、王行瑜極言南北司相傾，危害時政，請誅其太甚者。於是，三軍閥迫使昭宗貶宰相韋昭度，不久又殺之。“三帥以南北司既受祿而互相傾軋，又諸王掌兵，以召危亂。今諸王已除，社稷可安矣。故此首口氣，疑亦韓建所作，以剖明心跡。若然，則當在是年八月，與七月帝登齊雲樓令樂工唱御製《菩薩蠻》，相隔只一月而已”。昭宗作《菩薩蠻》辭三章後，韓建與諸王皆有和作。饒宗頤認為，韓建的和詞不止一首，“可能有三首，一與諸王同作，今不可見；一為修宮所作；一在殺諸王之後，故有‘常慚血怨居臣下’之語。君臣各制三章，自是講得通的。”
《常慚血怨居臣下》一首，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說：此辭乃華州修葺行宮之工匠對李曄所作《菩薩蠻》“飄搖”一章之和作，不但同內容，且依原韻。古工匠自撰之歌辭，確鑿可信者殊少，右辭曰“葺治”，明謂其所任者乃修繕工作。潘重規《敦煌詞話》認為：“任氏誤解‘差匠見修宮’，以為是華州修造行宮之工匠和昭宗的作品，事實上是說不通的。因為‘常慚血怨居臣下’、‘謁誠無有終’決不符合工匠的身份口吻。況且‘差匠’的意思是差遣工匠，所作詞的人應該是差遣工匠的人而不是工匠。”所以，從詞的內容分析，此詞是華州刺史韓建的和作。饒宗頤《唐末的皇帝、軍閥與曲子詞》透過對“血怨”“差匠修宮”等史事的考證，更加論證潘說之可信。而“工匠”云云，根本無緣見到皇帝，更遑論和詞。這裡有幾個歷史事實需要說明。第一，首句的“血怨”，指韓建殺諸王事。《新五代史》卷四十《韓建傳》記載，昭宗作《菩薩蠻》辭三章，“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佗鎮。昭宗召建，將辨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韓建與昭宗和諸王的矛盾越發激化，“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呼叫，遂見殺”。詞中“血怨”當指此。第二，關於“差匠修宮”事。《資治通鑑》：乾寧三年十月“丁巳，以韓建權知京兆尹，兼把截使。戊午，李茂貞上表請罪，願得自新，仍獻助修宮室錢；韓建復佐佑之，竟不出師。”乾寧四年（897）初，“詔以韓建為修宮闕使，諸道皆助錢及工材，建使都將蔡敬思督其役。既成，二月，建自往視之”。
寫本《獻忠心》一首，當是寫昭宗乾寧五年（898）八月御駕回長安事：
自從黃巢作亂，直到今年。傾動遷移每驚天。京華飄搖因此荒。空有心，長思戀明皇。願聖明主，久居宮宇。臣等然始有望常殊。弓劍更拋涯計會，將鑾驚步步卻西回。
這首詞，任二北《敦煌曲初探》說：“當是僖宗赴蜀以後，留京之人作。巢事始終四年，中和三年，公元883，長安已為唐收復。故此首之作時代，可以假定在882年，僖宗中和二年。”按，從整個寫本的詞作看，當是昭宗時代的作品。“將鑾駕步步卻西回”，明確提示鑾駕在長安之東，所以是在華州的樂工或大臣之作。僖宗赴蜀，乃西出長安，不得說“西回”。《資治通鑑》昭宗乾寧五年（898）八月，“己未，車駕發華州。壬戌，至長安。甲子，郝天下，改元。”這首詞所寫當即此事。
三年前，昭宗離開京城時，長安城在黃巢之亂後剛剛修葺一新，但乾寧三年（896）七月李茂貞攻克長安後，又一次燒殺搶掠，宮室俱焚。乾寧五年（898）八月昭宗回到長安，面對的正是這樣殘破的場景。P。2506寫本背面存殘詞5首，所寫也是乾寧事變。如《酒泉子》：
每見惶惶，隊隊雄軍驚御輦。驀街穿巷犯皇宮，祗擬奪九重。長槍短劍如麻亂，爭那（奈）失計無投竄。金箱玉印自攜將，任他亂芬芳。
詞中所寫，正是李茂貞入長安的情形。據《舊唐書·昭宗紀》及《資治通鑑》，乾寧三年（896）七月李茂貞兵入長安後，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市肆，燔燒俱盡。《資治通鑑》胡三省於此注：“黃巢之亂，宮室燔毀，中和以來，留守王徽補葺粗完。襄王之亂，又為亂兵所焚，及僖宗還京，復加完葺。上出石門，重罹燒爇，還又葺之，至是為茂貞所燔。”任二北《敦煌曲初探》亦認為“與昭宗乾寧二年五月，李茂貞、王行瑜、韓建，各率精甲數千人入覲，京師大恐，人皆亡竄，吏不能止之情形，比較相合”。但《敦煌歌辭總編》改變了此說，因為P。2506“唐國裡”之“國”字，作武周新字，遂斷定此卷抄於盛唐。據王三慶先生初步調查，敦煌寫本中有武周新字者約500號，這些寫本中約有一半是武周時期所抄，其餘多為晚唐時期所抄。如P。2187《降魔變文》有題記明確說是抄於“天福九年（944）”，但其中“為灌頂之國師”句中“國”作武周新字。故不能以武周新字為孤證斷定寫本的時代。我們把這兩個寫本聯絡起來，判斷P。2506所抄詞亦作於昭宗乾寧末或光化初。
在華州的三年，昭宗雖然名義上是一國之主，但由於受到韓建的控制，等於過的是軟禁生活。韓建為了挾天子以令諸侯，又擔心別的軍閥藉機“清君側”，還是給予昭宗應有的優裕待遇，比如他從長安帶來的樂工，照樣進行演奏。由於昭宗本人愛好詞曲，他的創作透過樂工傳唱，流存下來了一些。除了前文有明確可考的《菩薩蠻》三首外，S。2607+ S。9931寫本還抄有兩首“御製”詞，第一首原卷題《御製》，第二首原卷題名《御製曲子》：
時清海晏，定風波。恩光六塞，瑞氣遍山坡。風調雨順，野老行歌。四寒（塞）休徵罷戰，放將仕（士），盡回戈。君臣道泰，禮樂讌中和。此時快活感恩多。願聖壽萬歲，同海嶽山河。似生佛向宮殿裡，絕升（勝）兜率大羅。
百花競發，煥新楊柳垂院光。向珠簾池，萬喜含芳。觀園裡青青，山川草木異禎祥。一萬人樂，行歌□泰時康。我□□明主，□中看景色在邊疆。更將新翻御製□□□，□步元戎，千秋萬歲，豐作得姚長。知存而治化，□□□舜禹湯。
這兩首詞，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擬名《獻忠心•瑞氣遍山河》，認為二首卷相續，內容一致，故為聯章。其《敦煌曲初探》曰：此曰“御製”，乃制曲，非制詞也。認為這兩首是玄宗所制之曲無疑。饒宗頤《敦煌曲》：“敦煌曲有‘御製’者，不知何帝所撰。考《新五代史》三七《伶官傳》雲：‘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今S。373為李存勖同光元年（923）迎太后詩。敦煌卷寫於同光年間不一而足，若《嘆百歲詩》，當即《五代史》二七（《莊宗紀》）伶人所奉之《百年歌》。則《御製內家嬌》一類，可能為莊宗時之作品。”按，任先生、饒先生所說，都是一種猜測。這兩首詞與昭宗御製《菩薩蠻》三首同抄一起，當為昭宗御製之曲，內容則為歌頌昭宗所作。前引《資治通鑑》記載昭宗即位後，國家有中興之象，就是此兩首詞所寫之背景。
S。2607+ S。9931寫本中第二類曲子詞，是寫閒散優裕的生活情景。下面我們對這幾首比較完整的詞進行分析。
《西江月》三首：
女伴同尋煙水，今宵江月分明。馱（柁）頭無力，別一船橫。波面微風闇起，嬾掉（棹）乘船無定正（止）。拜詞處處闇聲，連天紅浪侵秋星。悟（誤）入蓼花藂裡。
皓（浩）渺天涯無濟（際），呂（旅）人船薄（泊）孤舟（洲）。團團明月照江樓。遠望秋花風起，東去不回千萬裡。乘船整置（正值）高秋，此時變作望鄉愁。一夜苦吟雲□（水）。
雲散金波初吐，煙迷沙煮（煮）沉沉。棹歌驚起亂西（棲）禽，女伴各歸南補（浦）。船押（壓）波光遙野（搖曳），虜（娛）歡不覺更深。楚詞哀怨出江心，整置（正值）明月當南午。
任二北《敦煌曲校錄》認為三首同詠女伴弄舟，又同卷相續，故為聯章。這幾首詞的作者，當為宮廷文人，或者樂工，內容寫宮女生活。
還有《浪濤沙》一首：
五兩竿頭風欲平，長（張）帆舉棹覺船行。柔虜（櫓）不施停卻棹，是船行。滿眼風波多陝汋（閃爍），□□（看山）恰似走來迎。子細□□□（看山山）不動，是船行。
任二北《敦煌曲校錄》改調名為“浣溪沙”。詞寫盪舟愜意的情景。
值得注意的是失調名一首：
良人去住邊庭，三載長征。萬家拈（枮）杵搗衣聲。坐寒更。添垂玉淚，嬾頻聽。向深閨，遠聞雁悲鳴。遙望行，三春月影照階庭。簾前跪拜，人長命，月長生。
原寫本題詞牌“浣溪沙”是不正確的，所以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此首列入“失調名”。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原本調名《浣溪沙》，非，《唐雜言格調》擬名“搗衣聲”，茲從之。“三春月影照階庭。簾前跪拜，人長命，月長生”，這是唐代貴族婦女拜新月的習俗。《雲謠集》收錄有《拜新月》：“蕩子他州去，已經新歲未還歸。堪恨情如水，到處輒狂迷。不思家國，花下遙指祝神祇。直至於今，拋妾獨守空閨。上有穹蒼在，三光也合遙知。倚幈幃坐，淚流點滴，金粟羅衣。自嗟薄命，緣業至於斯。乞求待見面，誓不辜伊。”詞寫女子在月下自嘆命薄，惟有祈求能和丈夫早日相見，併發誓決不辜負他。與這首《良人去住邊庭》情境相近。《樂府詩集》卷八二《近代曲辭四》收有李端《拜新月》：“開簾見新月，便即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又吉中孚妻張氏《拜新月》：“拜新月，拜月出堂前。暗魄深籠桂，虛弓未引弦。拜新月，拜月妝樓上。鸞鏡未安臺，蛾眉已相向。拜新月，拜月不勝情。庭前風露清，月臨人自老，望月更長生。東家阿母亦拜月，一拜一悲聲斷絕。昔年拜月逞容儀，如今拜月雙淚垂。回看眾女拜新月，卻憶紅閨年少時。”《全唐詩》中還儲存了三首拜新月詩：卷四九四施肩吾《幼女詞》：“幼女才六歲，未知巧與拙。向夜在堂前，學人拜新月。”卷七五六徐鉉《禁中新月》：“今夕拜新月，沈沈禁署中。玉繩疏間彩，金掌靜無風。節換知身老，時平見歲功。吟看北墀暝，蘭燼墜微紅。”卷八〇二常浩《贈盧夫人》：“佳人惜顏色，恐逐芳菲歇。日暮出畫堂，下階拜新月。拜月如有詞，傍人那得知。歸來投玉枕，始覺淚痕垂。”這些作品所寫無一不是貴族階層，說明《良人去住邊庭》也是從宮廷流散出來的作品。
寫本中寫錯調名的還有幾首，如有三首署“浣溪沙”調名的詞，任二北、王重民、饒宗頤先生皆認為非是，當為失調名：
浪打輕船雨打蓬（篷），遙看蓬下有魚翁。莎苙（蓑笠）不收船不繫，任西□（東）。即問魚（漁）翁何所有，一臺（壺）清酒一竿風。山月與漚（鷗）長作伴，在五湖中。
倦（卷）卻詩書上釣船，身披莎苙（蓑笠）執魚竿。棹向碧波深處去，復幾重灘。不是從前為釣者，蓋緣時世厭良賢。所以將身巖藪下，不朝天。
一隊（陣）風去（起）吹黑雲，船車撩亂滿江津。浩涆洪波長水面，浪如銀。即問長江來往客，東西南北幾時分。一過交（教）人腸欲斷，謂行人。
這三首詞的作者，即“倦（卷）卻詩書上釣船”的這位文人，他目睹了當時觸目驚心的社會動亂，“所以將身巖藪下，不朝天”，希望過一種“蓑笠不收船不繫，任西東”、“一壺清酒一竿風，山月與漚長作伴，在五湖中”的生活。但作者又明確說：“不是從前為釣者，蓋緣時世厭良賢。”點明為釣者的原因，是典型的下層文人抒寫懷才不遇的作品。
寫本原題“曲子恭怨春”的作品：
柳條垂處也，喜鵲語零零。焚香稽告素（訴）君情。慕德（得）蕭稂（郎）好武，累歲長征。向沙場裡，輪（掄）寶劍，定攙槍。去時花欲謝，幾度葉還青。遙思相（想）夜夜到邊庭。願天下銷戈鑄戟，舜日清平。待功成日，麟閣上，畫圖形。
《敦煌歌辭總編》擬名《宮怨春•到邊庭》。岑仲勉《隋唐史》第二十三節《西方樂曲影響與開元聲律及體裁——從實踐論看詩詞與音樂之分合》疑“恭怨春”三字是《教坊記》所見“宮人怨”之訛。按，據《唐六典》，唐代貴族之家，門多列戟。出土唐墓門多畫戟。此詞雲“願天下銷戈鑄戟，舜日清平”，又云“待成功日，麟閣上，畫圖形”，則作者或為隨從昭宗的宮廷樂工或上層文人。
S。2607寫本中這第二類作品，或描寫湖光山色、盪舟悠閒的優裕生活，或抒發厭倦官場、人生如寄、隱居逍遙的高士情懷，或寫少女嬉戲，或寫佳人相思，其作者當為上層文人，或者宮廷樂工。尤其是其中書寫宮廷拜月風俗的作品和出自皇帝的御製曲，更是把其來源鎖定在宮廷。因此，S。2607詞集中有唐昭宗和大臣的詞作，也有反映宮廷生活的作品，這些歌辭只能出自宮廷。掌握這些曲詞的樂工，在中晚唐的大亂中流散到民間或諸侯割據之地，他們把這些曲詞也帶到民間。所以，曲子詞的真正源頭應當就是宮廷，而不是民間。敦煌曲子詞的代表《雲謠集》雜曲子共30首，有S。1441和P。2838兩個寫本。這30首曲子詞，可以明確說是“酒筵競唱”的歌辭，雖然其中可能有民間的歌辭，但由其中皇帝御製的兩首《內家嬌》和宮中婦女的兩首《拜新月》可知，《雲謠集》是宮廷歌辭。宮廷樂工演唱的歌辭，除了皇帝或大臣創作的之外，改造民間歌謠是重要來源。S。2607+S。9931寫本詞集是與《雲謠集》同類的作品集，與稍後的《花間集》性質上並沒有太大區別。
S。2607+S。9931綴合本還抄有一首題名《傷蛇曲子》的歌詞，殘損很嚴重，據殘缺部分推算，總字數在130字左右，是一首敘事體的長調。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認為：“以‘聽說’開端，分明是講唱口氣，下片‘蒙君’句又顯屬代言，宜據此斷其體用為講唱辭，是從一較大之指令碼摘出者。”原寫本題作“傷蛇曲子”，則為曲子詞無疑。開始寫道：“聽說昔時，隋侯奉命”，表明是故事敘述體。其中的殘辭，也可展示一定的故事情節：隨侯是在漢水邊上發現傷蛇的；他發現受傷的蛇後，“開展芝囊，取藥封裹”，停留了大概十天，等傷蛇痊癒後繼續出使；等他回來之後，遇到一位十六歲的童子。由此我們判定《傷蛇曲子》是一首唐代的敘事文字的插詞，其故事情節比較曲折。P。3128也有一首曲子詞《浣溪沙》：“結草銜珠不忘恩，些些言語莫生嗔。比死共君緣外客，悉安存。百鳥相依投林宿，道逢枯草再生春。路上共君先下拜，遇藥傷蛇口含真。”與《傷蛇曲子》內容相近，從內容語氣看，也和敘述故事有關。敦煌變文中講的部分和唱的部分內容相連，講唱者往往在敘述一定的情節之後，以唱詞進行小結。《傷蛇曲子》和《浣溪沙》“結草銜珠不忘恩”當是這一類唱辭。
《傷蛇曲子》的民間性，並不影響大量曲子詞經過宮廷改編陶冶的性質。據中唐人郭湜《高力士外傳》記載，唐玄宗從蜀中回到長安，經常和高力士等“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這四種講誦形式的文字，在敦煌寫本都有留存，講經文（如P。3808《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論議文（如P。3716等《晏子賦》和P。2718等《茶酒論》）、變文（如P。2614《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話本（如S。2073《廬山遠公話》和S。2144《韓擒虎話本》）。除了講經文比較文雅外，其他三種都應當是下層的文藝。但一旦被玄宗引進宮廷，當然要經過文人雅士的改造。曲子詞要繩之以樂律，更要經過雅化。唐代最專業的樂工就在禁中教坊。所以，曲子詞出自宮廷，當無疑問。
四、詞集編者的考證
上文對S。2607+ S。9931寫本中的詞作了分析，討論了前兩類曲子詞。還有第三類曲子詞，從內容和語氣看，應當是本曲子詞集編者的作品。如《贊普子》一首：
本是蕃家帳，年年在草頭。夏月披氈帳，冬天掛皮裘。語即令人難會，朝朝牧馬在荒丘。若不謂（為）拋沙塞，無恩拜玉樓。
他本來是落蕃人，居住在蕃家的帳篷裡，以牧馬為生。後來回到敦煌，又曾作為歸義軍使臣出使朝廷，到了長安，親歷了唐昭宗時期的重大事件，尤其是韓建挾持昭宗至華州，並藉故殺害十一王的事，對他震動很大。他回憶在吐蕃“夏日披氈帳，冬天掛皮裘。語即令人難會，朝朝牧馬在荒丘”的生活，感慨萬千。出使長安，見到新即位的皇上，他感到萬分榮幸。
我們認為，這位文人，喜歡曲子詞的文字，但對音樂和曲子並不在行，他曾自嘲說“蠻騫不會宮商”（見P。2506背），應當是寫實。所以他整理的這個詞集總是把詞牌抄錯。如《五兩竿頭風欲平》《八十頹年志不迷》兩首，原寫本調名作“浪濤沙”，任二北《敦煌曲校錄》認為當作“浣溪沙”。《良人去住邊庭》一首，原寫本調名作“浣溪沙”，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列入“失調名”，認為原寫本題“浣溪沙”者誤。饒宗頤《敦煌曲 》仍用“浣溪沙”名，而注曰誤。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認為調名應按《唐雜言格調》作“搗衣聲”。
這位曾為蕃家牧馬人的文人，還與P。2506卷背的殘詞有關，或者說此殘本當是他編集過的另一個曲子詞集。P。2506卷背殘存詞5首，其中《臨江仙•岸闊臨江底見沙》也見於S。2607。第一首殘存30字：
［前殘］塞，舊戎裝，卻著漢衣裳。家住大楊海，蠻騫不會宮商。今日得逢明聖主，感恩光。
這是作者自道。他從邊塞回到內地，脫掉“舊戎裝”。“今日得逢聖明主，感恩光”，正是S。2607寫本“若不謂拋沙塞，無恩拜玉樓”。P。2506另有兩首《獻忠心》：
臣遠涉山水，來慕當今。到丹闕，御龍樓。棄氈帳，與弓劍不歸邊地，學唐化，禮儀同。沐恩深。見中華好，與舜日同。垂衣理，菊花濃。臣霞方無珍寶，願公千秋住。感皇澤，垂珠淚，獻忠心。
驀卻多少雲水，直至如今。涉歷山阻，意難任。早晚得到唐國裡，朝聖明主，望丹闕，步步淚滿衣襟。生死大唐好，喜難任。齊怕（拍）手，奏仙音。各將向本國裡，呈歌舞。願皇壽，千萬歲，獻忠心。
我們把這三首詞與S。2607所寫“本是蕃家帳，年年在草頭。夏日披氈帳，冬天掛皮裘。語即令人難會，朝朝牧馬在荒丘。若謂拋沙塞，無恩拜玉樓”、“長垂羅袖拂煙霞。齊拍手，賀我當家”及“唐堯鴻恩四補海內樂”等殘句對比一下，很明顯非常相似，當為同一人所作。
這位曾為蕃家牧馬人的使者，從長安回來，帶來了流傳於長安的曲子詞。這些曲子詞，大多是社會上流傳的來自宮廷的作品。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他把自己的創作與宮廷樂工流散出來的曲子詞抄到一起，彙集成了這個寫本。
S。2607寫本還抄了一首詞：
八十頹年志不迷，一竿長地坐磻磎（溪）。釣□□□□□□□時清。直道守池（雌）頻負命，子（紫）鱗何必用東西。我不
這首詞以姜太公磻溪釣魚自況，謂長竿直鉤，與世無爭，像嚴子陵那樣直道守正，不用東西奔走。這首詞的作者已經八十多歲了。這位八十歲的老人，與敦煌寫本題記中反覆出現的“八十老人”當為同一個人。楊寶玉先生考證這位八十老人就是張球。那麼這首詞也當為張球晚年的作品。張球就可能就是本寫本的編集者。
古代文人編輯詩文總集，總是在其中夾雜自己的作品。《詩經》在周王室正式“定樂歌”之前，以不同的類別流傳在不同時空，其中一些類別還保留在後來的成集中。如風詩有諸多“組詩”，郭晉稀先生曾加以論證。這些組詩，其中必有作者或彙集者的詩作，可惜已不可考證。而《雅詩》中，還可以考證出一些蛛絲馬跡。如《節南山》的作者為家父，則此詩前後數篇同類作品當是家父編輯流傳的。同樣的道理，寺人孟子把斥責讒言的一組詩編為一集，另加上自己的《巷伯》。至於《小雅》中的《常棣》《伐木》《天保》，《大雅》中的《假樂》《民勞》《蕩》《江漢》《常武》，都和召伯虎有關係，是他編輯的宣王中興時期的一組詩，其中就有他自己的作品。《楚辭》的成書更是明顯，至少經過宋玉、淮南小山、劉向、王逸四次編輯，每一次編集，編集者都要加上自己的作品。
這種編輯前人或同時人詩文集加上編輯者自己作品的習慣，在敦煌其他寫本中也多見。Дx3871+P。2555綴合寫本抄錄詩211首、文2篇，其中落蕃人毛押牙在抄完劉商《胡笳十八拍》後，情難自禁地附上自己的第十九拍：“去年骨肉悲［□］坼，不似今年苦為客。失土翻同落水瓶，歸蕃永作投河石。他鄉人物稀相識，獨有夫君沉憐惜。歲暮態情生百端，不覺愁牽加一拍。”而其中的60首陷蕃詩，經考證也是毛押牙所作。毛押牙編集的這個文學寫本，把唐人詩文和自己的作品彙集到一起。P。4660是“敦煌名人名僧邈真贊彙集”，該卷正面抄錄了吐蕃和歸義軍時期的邈真贊共39篇，作者主要有：悟真、蘇翬、張球、惠菀、竇良器、李顓、善來、洪䛒等，而悟真創作的有14篇之多。卷背抄闕題的七言詩15行，與正面為同一人所抄。39篇《邈真贊》中，寫作時間最晚的是悟真撰寫的《杜氏邈真贊》，P。4660僅存尾題殘文，藤枝晃把它和P。4986綴合，發現了題記“於是龍紀二年庚戌（980）二月蓂落柒葉記”，而諸多作者中，也以悟真和張球最晚，悟真卒於乾寧二年（895）三月（P。2856），而張球據楊寶玉考證，卒於後梁開平五年（911）以後。但寫本後附錄的七言長詩云“寂然空院坐階墀”“苦是釋門先老將”，則詩的作者是佛門之人。所以，我們初步判斷本邈真贊集是悟真所彙集，該寫本的編者也是悟真。根據我們對悟真現存作品的分析，晚年的悟真，百病纏身，廣明元年（880）七月七日，前河西節度使掌書記、試太常寺協律郎蘇翬為悟真撰有邈真贊，其中有“耳順從心，色力俄衰，了蟾蜍之魄盡，覯毀篋之騰危”（P。4660）的話，知古稀之年的悟真一度病危。但之後漸康復，不久因風疾相兼，致半身不遂，自責身心，作《百歲詩》十首並序。闕題的七言長詩當是他晚年的作品，當他編完了39篇《邈真贊》後，昔日的朋友，大多已不在人世，老人心灰意冷，孤寂難耐，寫下了這首詩：“悲咽老來怨恨多，寂然空院坐階墀。燕語［□］啼愁煞我，那堪更睹雁南飛。人生厚薄誰能定，世路應知有盛衰。苦是釋門先老將，臨年誰料數分離。前歲珍珍拋我去，今春象象又先歸。北堂空有行來跡，西院休聞誦古詩。……”詩以年邁僧人口吻感嘆歲月流逝，年老苦悲，萬事皆空。
S。2607+ S。9931綴合寫本正面的曲子詞，是隨唐昭宗從京師到華州，從華州回到京師，又流落到民間或諸藩鎮的樂工傳播出來的，也許是他們演出用的備忘抄本。這位敦煌來京師的使者在這個備忘本的基礎上，加進自己的作品，抄錄為這樣一個曲子詞寫本。其內容和形式的多樣，亦可見當時宮廷樂工演唱內容的豐富。整個寫本中，編者的經歷和思想情感表現得十分明顯，他曾陷蕃而被迫牧馬，後出使長安，其時昭宗剛剛即位，國家氣象興盛，人們對新君期望很高，詞家也情不自禁為之歌唱。但藩鎮割據，陰霾籠罩，昭宗被劫華州，皇家宗族被集體屠殺，長安宮室再次化為灰燼，樂工四散，以昭宗為代表的皇族發出絕望的吟唱。這位編者經歷了國家的災難，痛定思痛，思緒萬千。樂工所唱愜意自由的生活，也是編者美好理想的展示。而一曲悠長的《傷蛇曲子》，在歷史的穿越中寄託了編者的無盡思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