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義倉為了什麼
代宗即位後不久，寶應二年（763年）
史朝義
首級傳送京師，安史之亂結束。在他執政期間，藩鎮跋扈的局面並未得到根本扭轉。
割據開端
玄宗時分天下為十五道，每道置觀察使以為監察；置度支使以理賦貢，其各州刺史主管政治，以治民事；各府都督，仍主管軍政。
為充實邊地國防，邊遠苦寒之地又設定十個節度使，持節主管數州的軍事政治及度支，而受各道觀察使，採訪使之監察。
及安史之亂，全國紛擾，朝廷為平定戰亂，乃相繼於內地建置河南節度使、山南節度、江南道節度使、淮南節度使、關內節度使等，於是，節度使乃遍於各地，形成作戰地區及籌兵籌餉地區；所謂觀察使、度支使從此皆不能行使其職權，淪為虛名。
史之亂平定，河北副帥
僕固懷恩
怕失去戰時權勢，想出引安史降將以自重的方法。勸朝廷用他們為節度使，以“綏靖賊黨，早得平定。”
因而
薛嵩
為永平節度使；
田承嗣
為魏博節度使；
張忠志
賜名
李寶臣
，為成德節度使；
李懷仙
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是為
河北四鎮，河朔割據
自此始。
跋扈節帥“來瑱事件”與代宗朝對藩鎮態度變化
唐代宗
李豫
並不是一個生於承平、不諳世事的富貴閒人。馬嵬事變後，他隨肅宗北上到靈武，參與了平定安史之亂的全過程。
代宗
大亂之後，朝廷處置藩鎮，
來瑱
就是第一位。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長期征戰中“成長”起來的
來瑱
是新軍閥中頗具代表性的一位。
安史之亂爆發後，玄宗下令西北邊軍組建行軍，入援勤王。伊西、北庭軍隊就是在這個背景下來到內地的，
來瑱
就是這支軍隊的行軍司馬。
其後屢立戰功，寶應元年（762年）三月，肅宗召已是山南東道節度使（治襄州）的
來瑱
赴京師，
來瑱
命屬下軍將上表請求他留任得逞。
荊南、淮西兩節度使及往來的朝廷中使都稱
來瑱
廣佈恩惠，恐時久難制。肅宗於是將其所領的商、金、均、房四州分出，別置觀察使，即
使用分割節鎮的老辦法來遏制來填的勢力
。
同時，又利用
來瑱
內部的矛盾（其行軍司馬
裴茂
請起兵襲擊
來瑱
），任命他為淮西、河南節度使，外示尊寵，實奪其權；密敕
裴茂
接替
來瑱
的職位。
來瑱
再次故伎重演，要求留任。其時代宗剛剛即位，也仍舊使用肅宗的策略，一面答應其留任，同時暗中命
裴茂
圖之。雙方兵戎相見，
裴茂
兵敗被擒，被
來瑱
送往京師，這無疑有向朝廷挑戰的味道。
當時安史之亂尚未結束，“朝旨務安漢南，乃歸咎於茂”，將他長流費州，並在藍田驛將他賜死，一者殺人滅口，一者安撫
來瑱
。八月，
來瑱
入朝謝罪。
來瑱
幾次拒命回朝，但在打敗
裴茂
後不久卻自動入朝謝罪，似乎他本無跋扈之心。其實不然：
他在“入朝謝罪”之前，分兵戍守各地，已全面控制了山南；以為即使入朝，朝廷不僅不會處治他，而且不得不放他回來，否則山南將失控。
事實上，他雖然被代宗於廣德元年（763年）正月處死，朝廷也終於未能重新真正控制山南。
來瑱
苦心經營山南，確有跋扈之心。他拒命之時，正值安史之亂期間，朝廷雖採取諸如調防、分割其所領屬州等種種措施以遏制其力量的膨脹，甚至利用其內部矛盾，兵戎相見，但卻竭力避免將控制與反控制的矛盾公開化，
裴茂
的結局就是這一底線的體現。
來瑱
入朝之時，仍是如此，所以才有種種寵任。然而，隨著不久安史之亂的結束，朝廷對他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他不僅成為代宗即位後遇到的第一個擁兵而不聽命受代者，而且成為安史之亂結束後朝廷面對的第一個跋扈鎮將。對
來瑱
態度的前後變化及其最終結局，都說明代宗對藩鎮態度的變化。這是
來瑱
始料不及的。對
來瑱
的處置，也因此而具有某種象徵意義。
僕固懷恩
的反叛遭遇、
來瑱
之死，都使握兵之將意識到，隨著安史之亂的結束，朝廷對他們的遏制乃至打擊的程度正在進一步升級。這不能不使他們高度警覺，兔死狐悲之感尚在其次。雙方的舉措，彼此都十分明白。
山南裨將
梁崇義
聽聞朝廷處死
來瑱
，乃趁機鼓動將士，殺兵馬使、節度副使諸人，自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然後拜表上聞，朝廷無力討伐，乃下詔其為襄州刺史，領山南東道節度留後。
於是，平盧淄青兵馬使
李懷玉
後起而效尤，節度使
侯希逸
不得眾心，而驅逐之，請自為留後，朝廷亦不得不許，而賜名為
李正己
。
至於河朔諸鎮則競相引聚英豪，以為己用。故“士之喜利者多趨之，用為謀主”。《新唐書·李石傳》：
又各收容安、史餘黨，遂各擁勁車數萬，治兵完城，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淄青節度使李正已皆結為婚姻，互為表裡以抗朝廷。朝廷乃專事姑息，不能複製，雖名藩臣，羈縻而已。
對藩鎮的“姑息”和應對方法
面對軍將的這種反彈，代宗不得不調整對藩鎮的政策，以避免釀成公開的武裝對抗。在可能的情況下，代宗仍然對藩鎮有所動作。
第一，對關鍵地區的藩鎮仍不惜以武力以控制之，利用河北諸鎮內部的矛盾。
第二，中央採取了一些較為溫和的措施以削弱藩鎮的力量。如大曆十年（775年）正月，詔諸軍：“其官健逃亡，非承正制敕，不得輒相召募”。以限制藩鎮隨意招募兵馬，擴充實力。
第三，中央也在有意積蓄力量，其中最為重要的措施，就是發展禁軍力量，醞釀財政改革。
安史之亂結束以後，擺在中央朝廷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穩定局面，盡力恢復自己的政治影響力。這時的中央根本沒有組織對跋扈藩鎮進行大舉討伐的實力；它不可能在努力結束與安史叛軍的軍事對抗之後，很快便與其他跋扈藩鎮兵戎相見。
《新唐書·兵志》：
“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扶之，謂之姑息之政。及其末，自國門以外，皆分裂為方鎮矣。”
其實，所謂姑息，實際上是在安史之亂結束後，中央與擁兵藩鎮之間進行“磨合”的方式——雙方都在相互摸底、彼此適應，並在摸底與適應中，建立起一種離遊與控制之間的合理的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