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坑打井房頂扒門是什麼意思
1月5日安徽合肥市永紅路小學教導處副主任羅某以“老公還沒上車”為由，用身體強行阻撓高鐵關門發車，導致列車晚點，對此鐵路公安和站方當時採取了允許羅某一家三口登車的做法，事後則宣佈“介入調查處理”，1月10日，羅某被公安機關以違反《鐵路公安管理條例》第77條的理由“責令認錯改正並罰款2000元”。此前稍早，安徽省合肥市廬陽區教育體育局釋出通告，以羅某“行為造成不良社會影響”為由，宣佈將其停職。
對於這一系列處理人們意見不一，有一種意見認為，羅某在高鐵站上的行為再怎樣不妥，也應該“就事論事”，任職學校“不具備處罰權”，是“越俎代庖”、“管得太寬”。這種說法是否有道理？
其實這種說法似是而非，將兩個有關聯但彼此獨立的矛盾混為一談了。
第一個矛盾，是羅某“高鐵攔門”行為和鐵路公安、站方維持鐵路、列車和車站秩序，維護法律法規尊嚴的矛盾。
《鐵路安全管理條例》第77條規定，禁止實施各種危害鐵路安全的行為，羅某涉嫌違反了其中第一（非法攔截列車、阻斷鐵路運輸）、二（擾亂鐵路運輸指揮排程機構以及車站、列車的正常秩序）、十五（強行登乘或者以拒絕下車等方式強佔列車）、十六（衝擊、堵塞、佔用進出站通道或者候車區、站臺）等，按該條理第九十五條，違反第77條者“責令改正，對單位處1萬元以上5萬元一下的罰款，對個人處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罰款”。可見1月10日的處罰是根據《鐵路安全管理條例》相關規則作出的“頂格處罰”，是較為適當的。
除了《鐵路安全管理條例》，羅某還涉嫌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該法第三章第一節第二十三條2、3、4款規定，擾亂車站、港口、碼頭、機場、商場、公園、展覽館或者其他公共場所秩序的，擾亂公共汽車、電車、火車、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非法攔截或者強登、扒乘機動車、船舶、航空器以及其他交通工具，影響交通工具正常行駛的，處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五百元以下罰款。一些主張“處理過輕”者質疑“為何不拘留”，係指其涉嫌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而言，但迄今針對羅某的處罰尚未涉及該法，在此情況下是不便就此置評的。
儘管事後公安機關的處罰中規中矩，但事發時有關方面的做法是不妥的。
他們為息事寧人，採取“和稀泥”手法敷衍了事，讓羅某一家上車繼續旅行，甚至一度稱“未造成晚點”，這些做法讓嚴肅的法律和規則形同兒戲，讓違法違規行為非但無需付出應有的代價，甚至還能達到目的（當事人就達到了晚點也能上車的目的），讓整列高鐵幾千乘客為一人的任性埋單，若非此事透過網路被曝光、鬧大，“誰鬧誰上算”的野蠻邏輯將再一次得逞。從這一點上講，就“高鐵扒門爭議”的即時處置而言，有關方面的行為是失職、不負責任的，如果說羅某的行為是“藐法””，那麼有關方面的即時處置就是“亂法”，唐代大臣柳公綽曾經說過，“亂法”比“犯法”更危險，因為“犯法法在，亂法法亡”，有權力和責任維護法律、規章制度尊嚴的一方倘若放棄這種權力和責任，其後果之嚴重性甚至遠超過違反法律、規章制度本身，因為這將從根本上動搖整個社會對法制和規則的信心。
第二個矛盾，則是羅某和其任職學校的上級主管部門——合肥市廬陽區教育體育局間的僱傭關係及矛盾。
就“停職事件”而言，其實質並非教育體育局“越權”去幹預鐵路公安方面針對羅某“高鐵扒門”的處罰，而是作為一個僱主，對僱員的操行、素質是否勝任所賦予工作職責的考核、評價和反饋。
簡單說，作為僱主，合肥市廬陽區教育體育局認為其僱員羅某不再具備為人師表的素質、不符合其僱傭要求，如果不作出相應處理，會影響僱主及其他僱員的聲譽和利益，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行使了一個僱主的權利，對“不稱職僱員”作出了一定處罰，是其職責許可權範圍內的權利。
事實上，教育體育局對這一權利的使用是有分寸、有限的：羅某僅被“暫時”停職而已。
教育體育局作出這樣的判斷固然和羅某在“高鐵扒門”事件中的表現有因果關係，但仍然是基於一個僱主對僱員操行的評價作出的獨立決定，而非“對羅某高鐵扒門的處罰”——作為非執法機構，教育體育局無權處罰扒高鐵門的羅某；但作為僱主，教育體育局有權根據其表現對其操行作出獨立評價，也有權根據這一評價調整一個僱員的工作。
在喧囂的熱點面前我們必須牢牢把握住“法”與“理”的座標軸，不能將不同屬性的矛盾混為一談，更不能“人家和你談法律，你和人家講人情；人家和你講人情，你卻又和人家說八卦”這麼“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