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顯學是什麼意思
《康有為手稿》
定價：6000。00元
作者：王劉純 李培 劉洪輝
開本：大4開
書號：978-7-5347-7935-0
大象出版社
康有為是極具創造力，富有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第一人和領袖，在中國首倡自由平等和改良漸進，被掩埋百年，今日露臉乃大幸事。他思想的長短得失功過對錯值得仔細分析和研究。
——李澤厚
如果歷史可以假設，假設康有為有自知之明，清晰明智的啟蒙與政治改革的推進，當區別對待，前者自己來踐行，後者讓張之洞等政治實力派去開拓，雙線互動，也許結局會兩樣。
——茅海建
出版背景及內容簡介
晚近這幾年，對康有為的研究逐漸被學界重新重視——重新審視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在晚清政治格局中所起的歷史作用、重新考察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保皇派對革命問題的反省、重新梳理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今文經學對儒學在中國的學術與政治雙重維度的制度化建設之思想資源。
無論從實證史學的角度，舉證了多少康有為當年的謊言與虛妄，但康有為以一介書生，年方四十，卻創造了歷史的偉大畫面。這是不爭的史實——政治家李鴻章逢人感嘆“康有為吾不如也”，出版家張元濟則評論，“康固非平正人，然風氣之開，不可謂非彼力。”
而從康有為後期海外遊記中體現出的，堪可比擬托克維爾的比較政治思考——他對於法國大革命的路線可能會造成的嚴重後果、對世界各國政治史的認識、對政治變革的認識，可能比今天很多人還要深刻。
對於這樣一位中國近代史的複雜偉人——甚至可能在未來影響中國傳統思想資源再造、儒學制度化重生的當代歷史偉人，亟需學界以新的思想眼光去審視康有為的遺產，重新塑造康有為的歷史形象。
《康有為手稿》（六種）藏本述要
王劉純
作為中國二十世紀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學者、書法家，康有為一生留下了大量的手跡，諸如手稿、信札、筆記、批註、奏摺、書法作品等等。在其身前身後，陸續被發現、整理、刊行於世，成為研究中國近代革命史、思想史、文化史、書法藝術史的珍貴資料。
由於戊戌變法的失敗，康有為長期流亡海外，輾轉漂泊，其手跡藏隨無所，散佚較多，給後來的蒐集整理帶來了很大困難。同時，又因為世事多舛，兵燹戰火頻仍，承接無序，致使藏家秘不示人，更使康氏很多珍本不能公諸於世甚至湮沒無聞。康、梁變法以後，其對中國歷史程序的貢獻逐漸為世人所肯定，特別是對“大同”理想世界的憧憬和描述，對中國近現代思想革命運動產生了積極影響，學界對康有為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康有為的遺作得到其後人和生徒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大象出版社原寸高仿影印出版的《康有為手稿》（六種），大致分為以下幾類：
一是著作手稿。其一是《大同書》，二冊，字型為行書稍間草意。從內容上看，該書是康有為系列著作中影響較大的一部，對於研究中國近代社會史、思想史、書法史具有重要價值。關於該書稿的寫作時間，據康氏自述，於一八八四年就開始了，時年康有為二十六歲，“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類公理》”。但從手稿內容來看，其中記述一八八四年以後的事例較多，還有一些是關於歐美社會的見聞。這是康氏關於大同社會的思想萌芽階段。一八八五年，康有為在廣州萬木草堂、桂林遊學時曾向聽眾講述過大同思想，但其講稿並未公諸於世。有學者透過對其友人犬養毅的跋語和康氏有關記述的研究後認為，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逃亡日本，曾把《大同書》已經完成的二十餘篇手稿在東京向犬養毅等人出示過，其餘部分是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間避居印度時完成的。
一九六一年，康有為的四子康同凝及其親屬向上海博物館捐獻了一批康有為的手稿及書信，其中包括《大同書》手稿四冊。該手稿為四開，單幅尺寸29cm*35cm，元書紙，對摺兩面書寫，行草書，勾畫、改動之處較多，還有部分康氏自注需要查閱資料後再行補入的提示，如“大同紀年一篇當補入”“有空白者宜查書補入”等等。由此可證這是一部最初的手稿，並不是一九三五年其弟子錢定安印刷刊行所據的版本。
天津圖書館藏有《大同書》的前三冊，用紙、規格、書體與上海博物館藏本相同。兩處藏品合璧，知此手稿原分八卷，與後刊本分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結構並不相同。一九五六年，古籍出版社依據錢本進行重印，其內容亦與此手稿本多有出入，如第一冊稿本“大同書論女第二”，古籍本作“戊部《去形界保獨立》”等。稿本記錄了康氏最初對大同理想的思考，對於研究其思想體系形成的過程彌足珍貴。
其二是《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手稿。這部分手稿原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書稿前有康氏自序，小楷真行書，正文亦為行書略兼草意。序雲是稿成於“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夏”，即一九〇一年夏，是康氏避難去國的第三個年頭，這時他住在馬來西亞檳榔嶼英國督署的“大庇閣”。書稿前附有七言絕句詩二首，其一：“矻矻膏焚二百日，茫茫筆削三千年。大義微言掇十一，幸留口說演心傳。”其二：“執器西行曾有夢，抱書東走竟遭焚。太平大道天難喪，蒙難幽憂續此文。”詩中飽含壯志未酬、英雄扼腕的憤慨與喟嘆，壯懷激烈、豪情萬丈的胸襟與抱負，細讀此詩，可以理解康氏汪洋恣肆、雄奇飄逸的書風與文風是一脈相承的。
二是詩稿。這次出版的《詩稿》包括《逍遙遊齋詩集》和《寥天室詩集》兩種。其中《逍遙遊齋詩集》作於一九〇二年康氏因避難遊歷印度、緬甸、爪哇、暹羅等地期間，自序雲：“癸卯春，賊臣榮祿死，吾辭英人保護，自印度出遊緬甸、爪哇、安南、暹羅還港省，遂遊歐美十餘國，吾舊有逍遙遊齋，黃學士仲弢為吾篆額九萬摶搖都之為逍遙遊齋。”《寥天室詩集》作於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期間康有為離開日本到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避居。自序雲：“乙亥之夏，吾避地居加拿大域多利之文島，名其室曰寥天。海島雪山，有憂輒解去，幽勝不可忘。自甲辰十月再入加拿大，遂再遊美墨，再歸於歐，鴻歸冥冥，扶搖九萬，則入於寥天一矣。凡乙丙萬三年美歐之作都為寥天室集，其歐土國別之作，先附於逍遙齋集者不復記，故不再錄於此。”可見兩部詩集中詩作的時間順序互有交叉，作者亦未詳加檢次，故統之合為一秩。
需要指出的是，兩部詩稿墨跡並非全部出自康氏之手。其中各有部分是他人抄錄的，從筆跡上可以辨出明顯的差異。
三是典籍註釋與批註。包括《論語注稿》《禮運注稿》《孟子微稿》三種。這部分手稿原藏天津圖書館，此次出版是首次面世。對經典的註釋是中國儒家“微言大義”、以解經為時政服務的一種傳統。康氏變法自然需要重新註釋經典，從註文手稿中不難看出作者的用意之深。
稿本將所注的原書裁切分貼於元書紙上，在其空白處書寫註文，留白不足處或另加浮簽，皆為行草書，個別亦有他抄者，然不多見。康氏註文走筆精熟，筆力勁健，足見其文思、才思橫溢，令人歎服。
從《康有為手稿》（六種）的墨跡可以看出，康體書風是在深厚的帖學基礎之上，吸收碑刻雄渾剛勁的特質形成的。披覽康氏手跡，其雄才大略和深厚學養與其豪邁性情、浪漫詩風、縱逸書風躍然紙上，常使閱者感懷不已。
據康氏自述，《大同書》從他二十六歲時就開始構思創作了，其稿本的寫就應在他四十歲至四十二歲之間或者更早一些。《詩稿》亦作於康氏流亡時期，其他三種注稿的寫作時間可能較早。康有為的書學理論著作《廣藝舟雙楫》脫稿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時年其三十二歲。由此可知，這些手稿大多書成於康氏書風成熟期，是其在明確的書學理論指導下完成的。碑學之興，由阮元《北碑南帖論》開其先，包世臣《藝舟雙楫》廣其義，而康氏《廣藝舟雙楫》明其旨，使碑學取代帖學居於正統，影響巨大。
康有為書風的形成與其力主改革的政治思想是相互生髮的。其以碑學之新風力矯帖學餘緒館閣體的流弊，身體力行，取碑之長而成“康體”新派，從而使碑學不斷髮揚光大、蔚為大觀。從手稿書法的用筆、結體等要素來看，註文手稿以文思為思維主脈，故下筆多信手而就不拘一格，其筆墨技法的法度與氣息則是一以貫之的。康氏書手稿多用硬毫，行筆強調中鋒，即以側、偏入紙，仍會快速轉為中鋒，尤其明顯者如環曲之筆，多以下側鋒入紙上行復轉接中鋒後下行，然後出鋒收筆，線條既富於變化又圓潤自然，筆力、張力相互映發，流暢自如，足見其魏晉古法功力深厚。實際上，康有為力倡碑學，是在傳統帖學基礎上尋找變法一途，二者並不偏廢。因為無論帖學還是碑學，其書寫工具都是毛筆，一切必須從毛筆的特殊效能與漢字的點畫結構特點出發，如果一定要分派，也只是技法與風格的差異。從康氏的實踐來看，以帖學為體，碑學為用，應當是一個比較恰當的選擇。
感謝大象出版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