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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權下的“分權”:淺析明代政治體制的演變

作者:由 歷史八卦社 發表于 易卦日期:2022-06-30

三司分權怎麼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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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公論,君主集權制發展到明朝已經趨於完善。皇權高度集中,就連存續兩千多年的丞相制也被廢除。但諷刺的是,也正是皇權近乎無限大的明代,在重新整理皇帝怠政歷史記錄的同時,也催生了後世“虛君”與“民主”的標誌——內閣。

這種極不科學的怪象是怎麼產生的呢?我們需要好好了解一下明代政治體制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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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大祀天地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在最初朱元璋構建帝國框架時,很多方面借鑑承襲了元朝的經驗,比如在中央設立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三大機構,這三個機構被稱為“三大府”。

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說法,這三大機構各有分工,總理天下政務,大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管風紀,而中書省則為“政之本”,顯而易見,都督府和御史臺的地位低於中書省。

“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白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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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中書省在地方也設立行中書省,總覽地方軍政,甚至連地方衛所都受其管轄。

如此以來,洪武朝前期構建出一套皇帝——中書省——行省——府縣垂直管理的政治體系,皇帝是下令者,中書省是執行者“發號司令,責任中書”。

垂直領導的好處顯而易見,由於每一級都擁有相對的權力空間,在治國理民的過程當中也更容易根據具體情況做出正確決策,提升行政效率,可以說是現代國家政體的初級形態。但這種好處對於皇帝來說,卻是最大的壞處,因為把相當一部分權力讓渡給中書省及地方,容易造成上下矇蔽,大臣專權陸續的隱患,這是最不能忍受的。

所以一俟天下大定,朱元璋便開始著手進行收權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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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同時把地方上對接御史臺的提刑按察司,對接大都督府的都指揮使司拔高到與承宣布政使司平級的地位,在地方上確立三司並立的局面。

洪武十年七月,朱元璋在中書省之外,又另設通政司,這是一個全新的部門,主要職責是收受天下奏疏,轉達下情,等於說是越過中書省,另闢一條皇帝直接與地方對話的渠道。朱元璋在頒給首任通政使曾秉正的諭旨裡把通政司的“政”比喻為水,通政司的作用就是疏通水道,使其無阻塞之患。

“官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明太祖實錄》

在這道諭旨裡,朱元璋把中書省暗喻為阻塞政令暢通的禍患,因為按照之前的規矩,中書省為“政之本”,天下事務先透過中書省再進呈御覽,也就是說,皇帝所看到的都是二手訊息,這對於權力慾極強的朱元璋來說,是不可忍受的。所以在通政司成立三個月後,朱元璋下令“諸司奏事毋關白中書省”。

短短十個字,卻字字誅心,公開剝奪中書省最核心的權力,等於公然向存在兩千多年的丞相制宣戰。洪武十三年新春正月,朱元璋興起胡惟庸案,在短短十天之內完成殺胡惟庸、廢中書省、權分六部的壯舉。

至此,君主集權制達到巔峰,皇帝真正做到了言出法隨,乾綱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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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在廢除丞相後,更是在《皇明祖訓》首章嚴正宣告不許復立丞相,“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這無異於是在“丞相制”的棺材板上再釘上釘子。

乾綱獨斷固然能滿足權力慾,但天下庶務由一個人來處理也明顯不大現實,下面我們來看看朱元璋的工作時間。

“每至日鼎,食不逞暇,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

每天這樣高強度的工作,哪怕朱元璋堪稱皇帝中的“勞模”,也有點吃不消。所以陸續設立四輔官,殿閣大學士,讓他們當自己的秘書和參謀,輔導自己處理政務。但四輔官不久就被裁撤,殿閣大學士也屬於諮詢性質,終洪武一朝,皇帝也沒有讓渡權力給六部之外的其他人。

而在地方上,三四分立固然能夠防止一家獨大,消弭離心隱患,可這樣也造成一旦有事,各司相互推諉觀望,嚴重拉低行政效率,久而久之,容易造成“窺伺者易動,結聚者難除”的局面。

集權下的“分權”:淺析明代政治體制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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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極端集權所造成的中央及地方上的各種問題,明代後來的繼承們在表面上遵從祖制的情況下,不斷的對政治體制進行微調,總結起來也分中央及地方兩方面。

朱棣打著維護祖制的旗號起兵靖難,但在奪取帝位一個多月後,就做了一件一定程度上違背祖制的事。

“八月壬子,侍讀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尋命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故儼同入直,並預機務。”

重點在“預機務”,前面說過,殿閣大學士在洪武時期早已有之,但彼時的大學士僅僅只是擔任秘書參謀的角色,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更不能主動接觸政務。而這次朱棣所任命的大學士,卻是賦予了他們參與機務的權力,“機密所繫,裨益不在尚書下也”,也正是從這一刻開始,後世所熟知的內閣制度被正式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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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以後,歷任皇帝不斷給內閣加權,使他們掌握“票擬權”,公開的代皇帝處理天下政務,宣德以後,英宗年幼,內閣大臣更是兼顧輔政大臣這一角色,威權日漸加強,至正德年間,內閣大臣楊廷和已經公開宣稱閣臣“雖建官無宰相之名,而責任有鈞衡之重”。

當然,“分權制衡”這是老朱家的祖傳技能,歷任皇帝在給內閣加權的同時,也在不斷扶持內閣的競爭對手,這個競爭對手就是——司禮監。

司禮監設立於洪武十七年,最初是掌管御前勘合的衙門,屬於內十二監之一,也就是說向它這樣的衙門還有十一個。宣德年間,明宣宗開設旨在培訓宦官知識分子的內書堂,並給予司禮監一媲美內閣的權力——批紅權。明宣宗的目的顯而易見,就是要在內宮打造一個“映象內閣”,事實上,司禮監無論是從許可權還是地位都直接對標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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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有首輔,司禮監有掌印太監;內閣有次輔,司禮監有提督東廠太監,至於其他的內閣大臣,對標的是司禮監的秉筆太監、隨堂太監。這還不夠,哪怕是在司禮監內部,也存在制衡,比如司禮監掌印太監掌司禮監大印,是一把手,但二把手提督東廠太監卻權力更重。

“掌印秩尊,視元輔;掌東廠權重,視總憲兼次輔。其次秉筆,其次隨堂,如眾輔焉。”——《酌中志》

再說地方上,明宣宗時期為了解決地方上三司並立,互相肘掣的問題,開始在東南等一些重要省份派遣中央官員擔任巡撫,此時的巡撫只是差遣官,無品級,不常設。但隨著承平日久,社會矛盾的進一步加劇,巡撫由不常設逐漸變為常設性官職,到了弘治時期,除了浙江福建南北直隸外,其它身份都已設有巡撫,並且逐漸規範化,常駐地方。

巡撫代表中央在地方開府建衙,軍政一把抓,三司逐漸淪為巡撫的下屬。巡撫本質上與內閣一樣,內閣雖然行使著宰相的職權,但畢竟不是宰相,有實無名;巡撫亦然,雖然實際上管轄著三司,但名義上地方的首腦仍然是三司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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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名義上內閣統轄不了六部,只能票擬後透過司禮監的批紅,才能以皇帝的名義對六部行使權力,巡撫也不能直接差遣三司長官,而是必須上奏得到允許後才得以代天牧民。

不管是司禮監內閣越好,巡撫也罷,都是屬於有實權無名義,而能夠給他們名義,讓他們光明正大行使權力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皇帝。也正是有這些重重製衡,才使得皇帝能夠從浩繁的政務中抽出身來,而又不擔心大權防落。

有了這些既省心又放心的下屬,皇帝自然惰性日增,這也導致從成化到天啟,一百七十多年的時間裡,皇帝召見大臣的次數屈指可數,譬如嘉靖萬曆,二十多年不上朝,就連明代出了名的仁君明孝宗,也曾經創造過十年不召見外臣的記錄。

既然能夠安心當鹹魚,誰又願意整天辛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