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金龍是什麼屬性
5月22日，兩會開幕。到今天已經快一週過去了，兩會代表和委員圍繞社會民生各種現狀提出了很多建議，其中自然也包括遊戲。
比如全國人大代表張武宗建議，在孩子上課期間應當關閉網路遊戲服務，對網路遊戲的開放時間給予嚴格限定。而另一位人大代表楊金龍表示，建議引入生物識別技術來防止未成年來沉迷遊戲。另外還有幾位代表不約而同地提到了“遊戲分級”。
我們可以看到，除了年年都會提到，但不知何時能落實的“遊戲分級”對遊戲產業有一定的鼓勵作用，兩會圍繞遊戲等的大部分建議，都以加強管控為主。這也比較符合主流社會對電子遊戲的態度：警惕、提防，擔心遊戲對國民造成更多負面影響——就像我們在很多跟遊戲有關的社會新聞裡看到的那樣。
但另一方面，你可能在前段時間注意到，人民日報發表了一份標題為《啟用網遊產業的文化屬性》的報道。文章對遊戲產業的發展做了諸多的肯定，不僅稱“以網遊為代表的宅經濟打破了時空限制，豐富了數字文化生活，成為逆勢上揚的行業之一”，還格外肯定了遊戲作為“第九藝術”的文化屬性，將其定義為了“一種國際化互動的語言”。
而在上個月，在有關部門釋出《北京市推進全國文化中心建設中長期規劃》的時候，更是將總目標定為了建設“國際網路遊戲之都”，要“激勵原創精品遊戲創作”，以及“打造國際遊戲創新高地”。
這一系列操作再次讓很多玩家心裡打出了一個問號：為什麼在官方眼裡，遊戲時好時壞？一會要加強管制，一會要積極鼓勵？
本文將試圖解答這個問題。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在平時基本上都是從玩家或者從業者的視角去看待遊戲的意義，這次我們換個視角，以一種更為宏觀的視角，來聊聊遊戲在當下社會的價值到底到底是什麼，一些過於區域性的價值判斷就暫且不談了。比如人民日報的《啟用網遊產業的文化屬性》發表後，我看到有小朋友發帖質疑，說為什麼只啟用網遊產業，不啟用單機產業呢？明明獨立遊戲和主機遊戲更值得啟用呀。
這個問題很好解釋，從上峰的宏觀視角來看，並沒有網遊和單機之分，遊戲=網路遊戲，上峰說網路遊戲的時候，其實就是在說遊戲本身。
類似這樣的糾結點就不多說了，在這個議題上，拋開個人的“主機玩家”或者“手遊玩家”之類的身份，忽略遊戲個體之間的差異，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為什麼官媒或者監管部門對遊戲的態度會有兩面性，為什麼有時候他們十分警惕遊戲，有時候又稱讚遊戲是文化先鋒？
先說為什麼上層對遊戲很警惕，對遊戲嚴控不斷。
關於這一點有很多老生常談的說法。比如中國自古以來對“純娛樂”的東西有著一定的警惕心，有“玩物喪志”“不務正業”“不學無術”之嫌。市場上的主流遊戲在一定程度上，也確實具備一些成癮性和利用人性弱點來牟利的情況，需要一定程度的遏制。
但除此之外，上層的警惕還包含了另一種含義，這種含義已經超出了“遊戲本身如何”，而是跟中國的網際網路發展有關和輿論環境有關。
如果你對中國的網際網路企業有一定了解，會注意到中國的大型網際網路企業，往往有著自己的遊戲業務。
這不僅因為遊戲是國內最賺錢的流行文娛產品，更是因為，遊戲在以免費為主基調的網際網路上，是最容易直接變現的產品。比遊戲更接近變現的，那就只剩下電商和P2P了。
因此，中國的大部分網際網路平臺，在流量多到一定程度後，總會想著參與到遊戲行業中。
騰訊自不必說，像是阿里、百度、位元組跳動、快手、B站、微博甚至早年的人人網，都把（或者曾把）遊戲作為重要的戰略方向之一。即便馬雲說過“餓死不做遊戲”，阿里巴巴依然在遊戲產業三進三出，去年終於靠著《三國志》手遊把業務做起來了，遊戲部門擴編了很多。而早年你或許記得有家網站叫VeryCD，空有巨大的流量，就是賺不到什麼錢，後來他們代理了《神仙道》，然後一舉翻身，成為了國內一線的遊戲發行商心動。這說明，一家網際網路公司，在恰當的時機把握住遊戲的脈搏，回報是巨大的。
注意第24名的位元組跳動，上個月的排名變化可以用飛漲來形容，甚至還出現了一個特殊的標記以展示其名次變動情況。而大部分遊戲玩家，可能還意識不到位元組跳動有什麼遊戲業務
在西方你很少能看到這種“網際網路大廠扎堆搞遊戲”的現象，你不太會聽說到推特做大了，就要摻一腳遊戲發行。或者谷歌發展到一定程度，就要組建自己的遊戲開發團隊。他們對遊戲產業的參與，更多的是上下游的關係，如提供廣告或渠道。有名氣的網際網路大廠，也就Facebook靠著社交關係鏈，在遊戲產業裡有著直接的發行業務。
國內這種網際網路大廠扎堆做遊戲的傳統，使遊戲有機會輻射到的使用者層級多了很多。它不僅是一個龐大的產業，與稅收和就業直接相關。在各大網際網路平臺的推動下，也讓遊戲的出圈速度快了很多。
無論是社會還是遊戲，並沒有做好迎接這種出圈的準備。
這也導致，遊戲為社會承擔了很多不滿情緒。因為遊戲之於主流社會，處於一種“既流行，又陌生”的階段。遊戲快速轉化了很多外圍使用者，但大眾對其的認知水平並沒有提升上來。這個時候一旦出現什麼負面社會問題，比如“不良青少年行為”，人們就會習慣性地歸因到“遊戲”這種個既常見又陌生的事物上。
對比來看，這兩年短影片流行之後，相關的負面社會新聞其實也有很多。但你不太會看到“這個孩子本來學習好好的，看了短影片就學習不好了”之類的說法，因為短影片太直白了，失去了作為一種“模稜兩可的背後誘因”的機會。而遊戲則不同，外界對其的陌生感，讓其有了更多想象和歸因的空間。
至於那些負面事件是否是遊戲導致的，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家長和社會習慣性地如此歸因，並將壓力傳導到上層——換句話說，如果你在相關部門，成天看到各種“遊戲害了我娃”的投訴，你也難免不受其影響。因為它不是一個行業問題，而是一個輿情問題。而輿情問題，歷來是上層非常重視的。
這也能解釋為什麼遊戲越來越大眾，管控力度卻更大了。除了文娛大環境在收緊外，也因為遊戲在社會上越來越扮演著一個舉重若輕的角色，深入到了大眾的生活中。對於這樣一個行業，上層自然慎之又慎。
但是在另一個層面上，遊戲又對上層展示出了不可忽視的正面價值，這同樣跟單一的遊戲品質無關，而是一種宏觀的影響。這種影響，促成人民日報之類的官媒發出了鼓勵式的報道，也促成了“要將北京建立成網路遊戲之都”的規劃。
因為遊戲是中國現階段，唯一能成規模、成體系地走出國門的流行文娛產品。
這雖然聽著很反直覺，在很多玩家的認知裡，中國遊戲產業還落後國外好多年，但中國遊戲遠銷日韓歐美，卻也的確是現實。無論是騰訊、網易、還是莉莉絲、Funplus，無論是《PUBG Mobile》《夢幻模擬戰》還是《荒野行動》《劍與遠征》，中國製作的遊戲，在海外獲得了巨量的使用者群體，還積累了不錯的口碑。
在過去，中國的流行文化產品是很難走出去的，無論是電影還是音樂、書籍，都只有少量可以打破東西方的文化隔閡。但到了遊戲這裡，中國的開發商，甚至可以製作出原生的“國外遊戲”，不依託本土的基礎，而是直接打入西方市場，其性質相當於中國的導演直接拍一部歐美人愛看的電影。在影視圈，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在遊戲界，這兩年卻時常發生這樣的事情。
比如在國外一度排名很高的《黑道風雲》，因為題材和文化上的契合度，聚集了大量日、美、韓、俄玩家，國內玩家卻對其知之甚少。年初《劍與遠征》上線的時候，官方用早些的國外運營成績做了不少宣傳。但其實同一個公司做的《萬國覺醒》在國外的成績更高，由於是全球文明題材，對各國的文化包容性也更好，只是由於還沒拿到版號，遲遲不能在國內上線，成為了一款原生“海外遊戲”。
這兩年，中國遊戲出海的成功案例越來越多，這反過來讓有關部門重新開始審視遊戲的文化意義。這裡我們就不提什麼“文化輸出”了，好東西不需要刻意輸出，不然之前早輸出出去了。遊戲是以一種自然市場推進的方式，走出了國門，造成的影響最終折射回了國內。無論是官媒還是有關部門，這兩年對遊戲態度的改變，很大一部分來源於此，即發現了遊戲的“用”處。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遊戲在中國，有著多重的社會含義：它是一種廣大群眾喜歡的娛樂產品，同時為社會承擔了很多負面情緒，它既是文化載體，又是納稅大戶。中國的遊戲發展之路，註定是與眾不同的，這是一種權衡了市場、輿論、審美、時代、國情之後的，一種非常微妙的狀態。
但也正是因為現在遊戲承載了太多，才讓身處其中的玩家感到如此迷茫。
所以說了很多宏觀角度，最後讓我們還是回到微觀。要真正提高遊戲開發的綜合實力，可能還是得讓遊戲承載少一些，純粹一些。就像那些走出國門的遊戲，初衷也只是為了掙外國人的錢，可能沒想那麼多，結果順手就給世界普及了一下中國遊戲。當我們的開發者也不用想如此多重的社會意義，而是隻讓遊戲好玩一些時，可能也就把真正的好遊戲做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