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個獨有什麼優勢
【經濟特區40年@治理現代化】
□ 中國改革報、改革網記者 王健生 文/圖
“在深圳之前，全球還沒有一個城市在如此短時間，實現由農業經濟向知識資訊經濟的跳躍。成長為我國重要的經濟、貿易、金融中心和創新發展的代表。”近日，在“經濟特區40年@治理現代化”網路主題宣傳活動開幕式上，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長唐傑在主題演講中指出，深圳根植著改革開放的基因，奔流著改革開放的血液，承擔著改革開放的重任，從“一個圈”到一個城，從小漁村到國際化創新性大都市，從經濟特區到先行示範區，改革開放已成為深圳最突出的特點和優勢。
四十年經歷四次結構性轉型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組擺在深圳博物館的照片，白天工作，晚上學習，照片上是同一位女工。我覺得這是深圳40年能夠走到今天的寫照，一個城市學習的過程。”唐傑指著PPT展示的歷史照片說，深圳是一個不斷學習的城市，是由無限個傳奇故事編織起來的年輕城市。
同時，唐傑認為深圳是充滿創新和危機意識的城市，走了循序漸進的轉型升級道路，較早地進行了系統性的體制機制構建，以及致力於法治深圳建設。
唐傑認為，在過去的40年裡，深圳一共經歷了四次結構性轉型，從重視發展速度到質量，不斷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移。
第一階段是深圳以“三來一補”為代表的工業化，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初步形成外向型的工業發展格局。第二階段以模仿創新為代表，“山寨”經濟現象成為深圳工業化的新特徵，發展經濟學評價為“知識外溢”。第三階段則為““山寨”激發了一種新的的生態系統，深圳走向大規模製造產業。第四階段，深圳2010年前後至今進入了創新發展和高質量發展階段，屬於後工業化時代。
在深圳，這種持續上臺階的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過程，被形象地稱為是“爬鍋底策略”。深圳的工業化過程從初期低層次起步進入全球分工體系，這是一種無奈的開始，逐步向上攀援是必須的選擇。離開炙熱的“鍋底”，才能走上自在、自為、自主的發展道路。在現實中，無窮的深圳創業創新企業的成長，演繹出一幅幅奮勇攀登的壯麗畫卷，也構成了相關產業的相關生產環節向深圳聚集的過程，40年的演進構成了深圳獨特的、發達的、高度細分化的、極複雜的網路化分工體系，構成產業鏈協同分工效應。因分工深化而帶來的進一步的產業擴張和創新，使產業升級成為可能。
經過40年的發展，截至2019年底，深圳GDP從不到2億增長為2。7萬億元。PCT國際專利申請量18081件，連續15年居國內城市之首，總量超過英國、韓國、新加坡，用40年成長為國際創新之都，堪稱奇蹟。“深圳發展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為敢闖敢試、敢為天下先。”唐傑感概道。
利用關鍵性改革帶動多項改革
“從改革程序看，深圳進行系統化改革探索的意義在於，服從一個更加廣闊的制度變遷過程，比較早地探討相關配套改革，尋求漸進的階段性改革的目標逐步深化，用較低的社會成本將多個次優的區域性改革串聯起來，累積產生階段性、梯次性的制度變遷結果。”唐傑說。
他進一步指出，在現實中，市場經濟是有效激勵和資訊有效性集合起來的制度安排，其複雜程度遠遠超過傳統的計劃經濟體系。利用關鍵性改革帶動多項改革，創造體制變革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使改革先易後難，由淺入深。
改革越深入，配套要求越高，漸進式改革的難度也許會增大；但也存在著另一種情況，改革初期因配套條件不充分，一些改革措施難以實施。隨著改革的持續深入，一些難度很大的改革措施會因為配套條件相對成熟反倒是可以較低的代價得以實施。改革能使廣大人民群眾受益就會有動力，就能夠以試錯方式，從上向下和從下向上，多層次多角度網路狀實現市場經濟機制對計劃體制的梯次替換，其中離不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對改革政策和措施的設計與推進。
以沃爾瑪為例，唐傑詳解了在深圳一項改革開放措施是如何引起連鎖性的制度創新。
沃爾瑪曾經是全球最大的連鎖零售企業，上世紀90年代初就實現了以通訊衛星為核心，對全球銷售資訊即時管理。在深圳乃至全國還不存在連鎖商業形態時，引入沃爾瑪是否會產生對中國商業的壟斷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沃爾瑪進入深圳引起市場轟動，也激發了學習沃爾瑪全球採購體系的熱情，進而是沃爾瑪全球採購大會在深圳舉辦，而後來就是沃爾瑪的全球採購中心設在深圳。
深圳開始瞭解並規劃現代物流產業發展，深圳成為全球發達的物流城市過程，就是不斷強化在全球分工體系地位的過程。深圳銀行業與沃爾瑪的合作誕生了最早的購物卡，開創了我國全面“卡”消費的時代。1996年8月，沃爾瑪在深圳開設第一家沃爾瑪購物廣場和山姆會員商店，不出十年，沃爾瑪在中國內地已經開出160餘家店。先是少數先行者模仿沃爾瑪構建連鎖超市，而後是中國商業企業開始了全面規模化連鎖經營，從根本上改變了計劃配給型的傳統商業體系。
法治建設為改革創新加裝加速器
法治建設為深圳的改革、創新加裝了加速器。唐傑指出，自取得立法權以來，1992年至2005年深圳共制定頒佈154項地方性法規，包括特區立法132件，較大市立法22件，現行有效的137件，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立法佔立法總數的70%以上，在全國率先立法的法規中具有創造性的佔1/3。
截至2020年7月1日，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公佈立法為369件，其中修改、修正過的立法為225件，廢止件數27件，平均8年~10年就會修改、修正或廢止。“改革突破了若干限制發展，同時也需要用法律固定改革成果，不斷修改完善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法律框架。”唐傑說。
出臺多項合理細分的創新支援政策
“創新政策支援了創新企業發展，創新企業支援了深圳產業轉型升級。”唐傑認為，深圳的鉅變還在於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決定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斷破解中小微企業創新難與融資難。資料顯示，2012年至2015年，深圳科創委中小微企業支援政策總支出40億元，約8000家中小微創新企業增加值從663億元增長到1853億元。
同時，深圳市政府出臺多項合理細分的創新政策支援中小微企業，如創新券政策，申請獲得資助比率為88%，有85%是小微企業，使獲得資助的企業效率水平提升約7%。創業支援政策申請獲批比率約為1/3，資助規模最高為50萬元，獲資助企業98%是小微企業。技術開發支援政策申請獲批率為25%，資助規模約200萬元。唐傑把深圳政府對於中小微企業的支援行為比作一個巨大的VC（風險投資）企業，鼓勵創新，積極努力解決中小微企業人和錢的問題。
最後，唐傑用“市場是主導，企業是主體，法治是基礎，政府是保障”來總結深圳特區40年的成功經驗。展望未來，唐傑表示，深圳將從產業技術創新走向科學引領。到2025年，深圳經濟實力、發展質量躋身全球城市前列，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到2035年，深圳高質量發展成為全國典範，成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到本世紀中葉，深圳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於世界先進城市之林，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杆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