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讓制有何意義
“朝代歌”相信大家從小都會背，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這一系統制度發展歷程我們也耳熟能詳，但你確定其中每個“朝代”、每個“制度”都是它本來的模樣嗎？
中國古代國家文明的起源，歷史文獻上以世襲製取代禪讓製作為標誌。
關於禪讓制是否存在，先秦思想家存在兩派截然相反的觀點。
孟子和墨子認為禪讓制是存在的，而荀子和韓非子則認為禪讓“是虛言也，陋者之說也”。我們除了用不同的視角去研究禪讓制的有無，還應該關注禪讓制這一制度本身。
在文字體系還沒有被髮明的青銅時代初期，制度的性質是什麼？禪讓製作為一種制度，以怎樣的方式在一個沒有文字體系的政治共同體（即國家）之中存在？是整個政治共同體發明了禪讓制，還是堯、舜、禹發明了禪讓制？如果禪讓制只是堯、舜、禹在政治共同體之中發明的，這一制度又是如何普及到整個社會當中去而成為早期文明的制度象徵的呢？這些問題的答案首先需要我們認清禪讓制的制度性質。
堯舜禹
不管禪讓制是否存在，這種制度都帶有“賦予性”。現在的問題是，這種賦予是當時賦予的，還是後世思想家們賦予的？
時間差別的釐清有利於我們認識制度與文明之間的關係。此外，賦予性制度符合德國思想家黑格爾所說的“中介關係”這一本質屬性嗎？答案是否定的。
馬爺爺
任何賦予性的制度，諸如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制度都不可能成為一種真正的制度，因為它們不能揭示“中介關係”。
如果一種賦予性制度是當時人賦予的，如社會主義制度，那麼它僅能表示政治；如果一種賦予性制度是後人賦予的，如禪讓制，那麼它僅能表示思想。
也就是說，
禪讓製作為一種賦予性制度表徵的是文明起源的思想。
這是賦予性制度的本質內涵，下面我們透過“朝代”這個概念來看看什麼叫“賦予性”。
要理解什麼是“三代”，必須先理解什麼是朝代，進而討論孔子如何將三代朝代化。
孔子的三代，顯然只包含夏商和西周。到了秦漢以後，才包含東周時代，形成所謂的“周祚八百年”的說法。
是不是與我們本來的認識很不一樣？然後，後世的思想家們拼命地去尋找周這一“朝代”能夠延續八百年的原因。如隋朝大儒文中子（王通，王勃的爺爺）《中說》中載：
文中子王通
「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以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
文中子認為列國封建制使得周祚綿延。實際上，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已經完全可以說明夏商周不是三個演替的朝代。如張光直在《中國青銅時代》中說道：「現代對三代考古所指的文明進展方式是“平行並進式”的，即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華北、華中有許多國家形成，其發展不但是平行的，而且是互相沖擊、互相刺激而彼此促長的。」
那麼，我們如何看待孔子及其後世的思想家們將三代朝代化這一思想現象呢？這是以專斷性權力為核心所編織的制度，賦予以社會權力為核心所編織的制度，內容一致性的典型事例。即演替式朝代更替的三代是將後世的朝代觀念賦予三代。也就是說，
“三代”是一種賦予性朝代制度。當然，朝代是否可以稱之為朝代制度，這是政治史上的一個重要學術問題。
但不管我們從哪個角度去看待三代與秦至清朝代的關係（如甘懷真指出從秦漢到宋，所有的國號，即朝代名稱都是東周記憶的產物），都必須明白這是兩個不同性質時段，不能以後世的朝代觀去看待夏、商、周的關係。
梁啟超
近代西方政治學說傳入中國之後，對古代制度的批判是思想界和學術界的關注點之一。梁啟超、譚嗣同等啟蒙思想家，普遍接受孟德斯鳩和日本翻譯界對中國古代政體的評價，即批判專制政體。啟蒙思想家們接受這一學說固然有革故鼎新的時代需要，
中國知識界在短短的一二十年時間裡接受“中國古代專制說”，作為批判的武器雖然無可厚非，但卻對研究貽害不淺。
因此，
我們要對中國古代是否是專制制度進行反思
。如果結果是“是”，這種以近代西方政治學說為核心的政治制度，賦予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專制說”的政治制度時空意義又何在？
如果反思結果是“否”，無疑會大大提高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性”，以被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大旗招入其麾下。
亞里士多德
最後，我們要知道為什麼發明“政體”這一概念。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指明，政體研究是一門實用學術。
也就是說，對制度進行研究不僅僅只是為了追求其所是的純粹知識，更是為了服務當下，言盡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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