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道德觀念是怎麼形成的
引言
在《普羅塔哥拉》之後，柏拉圖再沒有與支援民主的論點直接對質。他當然繼續著與智者的辯論，而且，他對他們的每一次攻擊，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對民主的攻擊。因為，即使當他們反民主時，他也仍將其視為民主的產物或表達（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的確是），理由是他們反映並催化著一個城邦的道德和智識墮落，在這個城邦裡，任何一個人的意見都和其他人的一樣好。
例如，在《高爾吉亞》中，他試圖讓我們理解，無涉道德、沒有原則的卡里克利斯及他主張的“正義就是最強者的權利”，正是民主觀念的邏輯結果，即使當這種強權即公理的觀念被用來支援寡頭制時也是如此
。柏拉圖繼續進行著反民主的論證，卻從不直接參加一場對它有利的嚴肅爭論，然而，普羅塔哥拉仍是他主要的，儘管是匿名的對手。正如我們所見，普羅塔哥拉把實踐技藝當作社會的基礎。位於柏拉圖政治理論中心的是“從技藝角度的論證”，其意圖是使普羅塔哥拉的原則自己反對自己。他用構成雅典民主文化如此重要一部分的工匠倫理規範來反對民主。
只有當我們思考這個論證與雅典貴族文化及其在那個歷史時刻中的傾向的關係時，才能理解它對於柏拉圖的全部意義。
柏拉圖生於公元前427年，雙親都屬於雅典最顯要的家庭，或許不屬於最富裕之列（當然他的財富並非微不足道）但肯定廁身門第最高貴之列。毋庸置疑，他的夥伴當中普遍存在著反民主情感，而他的近親正是那場確立了三十僭主統治的寡頭政變的領導者。
如果我們可以採信《第七書信》，他本人年輕時曾胸懷政治抱負，並殷切希望透過寡頭派革命再造雅典。但值得稱道的是，他無法接受親戚朋友所立政權的暴行，拒絕像曾經期望的那樣加入他們。
當三十僭主被推翻後，他的政治抱負短暫重生過，只在民主恢復後才再次熄滅。柏拉圖褒揚捲土重來的民主派的溫和節制，他們一般都帶著偉大的剋制對待其敵人，這與寡頭派的血腥暴行形成鮮明對比；儘管經歷了蘇格拉底的審判與死亡，這點也一直銘刻在他的判斷中。
然而，在他看來，恢復後的民主制是雅典道德腐化的徵兆，這裡“不再按照我們祖上的方式和制度來統治”，這裡“法律和習俗的整個構架以令人惶恐的速度每況愈下”。
蘇格拉底死後，柏拉圖踏上了一場開拓之旅，不僅弘揚自己的教育，還在西西里敘拉古的宮廷中出謀劃策。
在狄奧尼修斯一世和後繼者狄奧尼修斯65二世統治時期，柏拉圖兩訪敘拉古，狄奧尼修斯二世與這位哲學家反目。約公元前385年，柏拉圖在城牆一英里外創立阿卡德米學園，教授數學、天文學、音樂與哲學（包括自然哲學和政治哲學）。他自己的政治雄心再未死灰復燃，而且，考慮到他的朋友們，它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成功。但是，阿卡德米學園的政治意圖是昭然若揭的。其學生，雅典和外邦的富家子接受柏拉圖式政治學的教育，並作為顧問被輸送給整個地中海世界的統治者和城邦。
在雅典國內，憤憤不平的貴族正在退出政治，柏拉圖的哲學事業正是在這種不滿和逃離的氛圍中發展起來的。
即使在公元前3世紀末，也仍有貴族領袖，著名的如利庫爾戈斯，但政治已不再像往昔那樣是受青睞的職業
。當高貴而有教養的人轉身背對城邦時，這個大眾政治和貴族疏離並舉的歷史時刻自身就為柏拉圖提出了一個哲學問題：思想和行動的分離。他以重新統一它們為己任。他所認為的智慧，在本質上與實踐尤其是與政治有關。如果把他的哲學任務從他覺察到的政治問題中抽離出來，我們就沒法理解他如何構思自己的哲學任務。
他的哲學規劃從未脫離雅典的政治現實，而他對絕對、普遍真理的尋求也從未與再造雅典的任務分離。不能將柏拉圖簡單等同於雅典政治中貴族—寡頭派的意識形態理論家，也不能將他的哲學美德觀念化約為貴族文化的價值觀。但是，他的政治哲學無疑表明，他所希望的道德和政治革新如欲實現，就需要調和貴族與政治。這也不是用一種政治形式取代另一種的簡單問題。
思想與行動的分離，有其極為特殊的社會條件，而重新統一它們需要一場社會轉變。
我們看到，民主與公民政治原則是並駕齊驅演進的；貴族對政治的疏離正是那個歷史程序的頂點
。同時，雅典城邦作為主導的聯合原則的確立，公民共同體及其法律，還有新的公民身份認同，都意味著與貴族統治對立的民眾權力的加強。在雅典，與貴族的統治原則和等級制針鋒相對，公民身份、城邦的司法權和“法”的統治都趨向某種平等。柏拉圖的任務是為貴族奪回城邦。這需要打破政治與民主的聯結，並使等級制而非平等成為城邦的本質。換言之，城邦必須取代等級制的“家庭”，即荷馬史詩中的貴族家庭，成為貴族的天然領土。
所以，柏拉圖必須設計出一種城邦觀念，在其中，基本的政治關係不再是公民之間的互動，而又一次變成統治者與臣民乃至統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劃分。他還需要殫心竭慮地構思一種正義概念，它將挫敗“正義”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兩個觀念在民主中日趨緊密的結盟。
在他的偉大經典《理想國》中，柏拉圖建構出一種“正義”概念，它被等同於不平等和統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社會勞動分工。
對話伊始，蘇格拉底與對話者交流了三種傳統正義概念：第一，誠實生意人的簡單道德，他基本的正當行為準則是講真話、毋欺他人、有債必還；第二，傳統的扶友損敵準則；第三，正義由最強者利益界定的洞見。
柏拉圖以蘇格拉底的身份迅速打發了第一個，理由是像歸還所借之物這種特殊行動，在某些場合下可能是好的和正義的，在另一些場合下則不是。玻勒馬霍斯應對的辦法是，首先提出正義是給每個人應得的東西。
但這當然會引發誰應得到什麼的問題，而柏拉圖在這裡就已經引出了將成為他整個論點核心的技藝類比：對某人應得到什麼的判斷，類似於某種專門技藝即technē的運用者就特定場合下什麼是好手法做出的專業判斷；這需要掌握關於這門技藝蘊含的用途、要實現的目的的知識。
正如醫生、建築工或鞋匠必定具備關於與自己技藝相匹配的目的和手段的特殊知識，同樣，一個人只有知道生活的真正目的及如何達到它，才能過上一種好的、正義的生活。
玻勒馬霍斯隨後具體提出，正義意味著對朋友為善而給敵人以傷害。這依然被發現有欠缺，因為，比如說，損害本身是好人的敵人就不可能是正義的。
玻勒馬霍斯被迫讓步說，他的意思是，我們應當對好的朋友為善，而給壞的敵人以傷害
。然而，這只是讓他容易遭受這樣的反對：傷害他人肯定不可能是正義的，尤其是因為我們能對他們做出的唯一真實傷害就是使他們變得比本來更壞。使某人變得不如原來好，這怎麼能是正義的？所以，我們必須繼續找出正義的根本原理，它獨立於任何具體例子，並使我們能以一個適用於所有情況的普遍標準判斷所有特殊行動。
與色拉敘馬霍斯的論辯，以及他的正義即強者利益的定義，是最富啟發和意義的。他開門見山地道出一個描述性的觀察：在任何既定的情況下，強者或統治部分的利益都會被定義成正義的。起先這不是一種道德判斷。在這個階段，色拉敘馬霍斯是在表達一種人類學的洞見，這是我們從一位嚴肅的智者那裡可以預期得到的洞見，甚至普羅塔哥拉也有可能同意它。這是一個有關傳統的道德基礎的簡單命題，還有如下的進一步觀察：無論如何，統治集團的思想總是傾向於成為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思想。
但柏拉圖為這位智者埋下陷阱，使哲學家自己不僅能夠呼叫和闡述技藝類比，而且能把智者的合理洞見變成一種招致反對的道德無涉性。
結語
對於色拉敘馬霍斯的獨到觀察，蘇格拉底迴應的方式是，反駁說統治者可能會在自己的利益上犯錯，並引導這位智者做出結論：
一位統治者唯有在不犯錯的時候才算是統治者，這個結論很容易導向統治是一種專門技藝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