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郡國利病書由明末清初大儒什麼所撰寫
第5章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孔子高徒，姓卜名商，春秋末期晉國人，“孔門十哲”之一，“孔門四科”中，子夏、子游是文學科的翹楚，他們合稱“遊夏”，三國時期曹植的《與楊德祖書》：“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遊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
孔門解散後，子夏從事教學工作，自立流派叫“子夏儒”。唐代的韓愈有師雲：猶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
子夏擅長闡發孔子的微言大義，讓人聽起來更通俗易懂。
亡：讀wang或者wu。指事字，芒的初文。甲骨文“亡”字從刀，刀刃上一短豎表示刀刃鋒芒。
亡的原義就是鋒芒，後被假借為“逃亡”，《說文》：“亡，逃也。” 《國語·晉語八》：“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後引申為滅亡。如《廣韻·陽韻》：“亡，滅也。”出土的中山王方壺：“故邦亡身死（所以國滅身死）。”
“亡”讀wu時，通“無”。如“勿焚姜，亡其雨（如果不焚燒姜這個女性，就不會有雨嗎）？”又如“降餘魯多福亡疆（降給我的福很多沒有止境）。”
郭店楚墓竹簡《老子甲》：“盜賊亡有（沒有盜賊）。”本文的“亡”就是“無”的意思，讀wu，第二聲。
亡還通“忘”。如“哲德不亡（忘）。”又如“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不可亡（忘）。”
忘：形聲兼會意字。由“亡”，“心”構成，“亡”字有逃亡的含義，整個字意思是從心中逃跑了，由此產生忘記的含義。
“忘”是“亡”的後起分化字，表示在記憶中亡佚（其同源字群與“忽”等相通）。本義為忘記、不記得。如《書·微子之命》：“予嘉乃德，曰篤不忘。”（我讚許你的美德，以為純厚而不可忘記）。
中山王鼎：“天子不忘其有勳。”
由忘記引申為遺失、遺漏，由遺失引申為遺棄、捨棄等義。
全文理解為：
子夏說：“每天學習一點新知識，每月都複習鞏固所學的知識，可以說是好學了。”
這章內容講到了“求新溫故”的學習思想。知識的獲得靠的是點點滴滴的積累，沒有捷徑可循，只能依靠勤奮和努力。這是一種最基本的學習方法，只有以其為前提，才能順利展開學習的過程。
“日知其所亡”，也就是求新，這是第一步。可以說，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會面臨未知的事物。社會每天都在發展，日新月異，資訊已成為主要的社會元素。
面對這樣一個社會，很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就被時代遠遠地甩在了後面。因為在我們奮起直追的同時，社會在發展，而且知識增加的速度比我們追趕的速度快得多。
“月無忘其所能”，也就是溫故，這是第二步。學習是一個知識積累的過程，知識的積累是大腦的記憶系統在起作用。
記憶是過去活動、感受、經驗等在人腦中留下的印象，而遺忘是將這種印象抹去的大腦活動，二者透過回憶機制聯絡起來。
學到的知識會遺忘，這是一個必然，也是大腦的資訊整理功能在發揮作用，不過，這並不是說我們對遺忘無能為力，我們可以透過人為的干預，強化記憶，削弱遺忘，最大限度地將所學固定下來。
遺忘不可避免，常加複習能夠降低遺忘的程度，最終使所學在腦海中紮下根來。如果能不斷地汲取新知識，又能牢牢記住舊知識，我們的知識儲備自然越來越多。
知識儲備多了，我們就可以運用所學的知識來改造客觀世界，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學習要“知足”也要“不知足”，每天都學一點，要感到滿足，不能抱怨自己學得太慢，不能指望一口飯吃成胖子。另一方面，要每天堅持下去，這就是“不知足”。
求新溫故是基本要求，如果能溫故知新，那就達到了較高境界了，簡直可以做老師了。
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深感“日知其所亡”的重要性，把他花了30多年而編成的一套書取名為《日知錄》。
顧炎武和他的《日知錄》
顧炎武本名顧絳，字寧人，人稱亭林先生，南直隸崑山（今江蘇崑山市）人。明末清初的傑出的思想家、經學家、史地學家和音韻學家，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
顧炎武幼年承祖父之命出繼堂叔為子，嗣母王氏十六歲即守寡，一直未婚守節，白天紡織，晚上看書至二更才休息，獨立撫養顧炎武成人，教以岳飛、文天祥、方孝孺的忠義之節。
顧炎武相貌醜怪，瞳子中白而邊黑，性情耿介，不諧於俗，唯與同村歸莊（書畫家，文學家）為摯友，時有“歸奇顧怪”之謂。
少時深受嗣祖顧紹芾的影響，關心現實民生，注重經世學問。十四歲取得諸生資格後，便與歸莊共入復社，與復社名士縱論天下大事，反對宦官擅權。
二十七歲鄉試落第後，他“感四國之多慮，恥經生之寡術”，斷然棄絕科舉之道，發憤鑽研經世之學，遍覽歷代史乘、郡縣誌書，以及文集、章奏之類，輯錄其中有關全國各地山川、地理、農田、水利、兵防、物產、賦稅、交通等資料，開始撰述《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
書未成而明亡，清兵南下，崑山城破，嗣母王氏絕食二十六日，慷慨殉國，遺命勿仕清廷。顧炎武深受感動，與歸莊等人以匡復故明為志，積極投入蘇州、崑山、嘉定一帶的抗清武裝鬥爭。
起義失敗後，他開始了漫長的逃亡生涯，隨行的騾馬馱著書籍，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隻身北上，十謁明陵，遍遊華北，所至訪問風俗，蒐集材料，尤致力邊防和西北地理研究，並墾荒種地，結納同道，以圖恢復。
康熙七年（1668），為山東“黃培詩案”株連入獄，經友人營救獲釋。
顧炎武律己極嚴，身處逆境而終無頹唐之想，剛正不阿，堅毅不屈，一生誓不與清廷為伍。其詩《精衛》寫道：“嘗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
對於投清變節者，他毫不留情，憤然直斥：“薊門多狐鼠，舊日鬚眉化兒女”。康熙十六年（1677）開博學鴻詞科，都中爭相舉薦，他致書曰：“刀繩俱在，毋速我死。”並鄭重宣告：“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
次年議修明史，總裁葉方藹又特邀他入明史館，他嚴詞拒絕，回信說：“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其超行氣節，令清廷都敬畏不已。
此後，顧炎武客居山西、陝西，潛心著述，不再入世。晚年築土室於華陰叢冢間，與妻偕隱，自署門聯雲：“妻太聰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康熙二十一年（1682），卒於曲沃。
顧炎武閱歷深廣，學問淵博，著述宏富，今可考見者已有 50 餘種，代表作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音學五書》、《韻補正》、《亭林詩文集》等。
顧炎武於經史百家、音韻訓詁、金石考古、方誌輿地，乃至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水利河漕、兵農田賦、經濟貿易等都有精湛研究，為清代學術開闢了眾多門徑。
如在經學上，他繼承明季學者的反理學思潮，注重確實憑據，辨別源流，稽核名實，不僅對陸王心學作了清算，而且在性與天道、理氣、道器、知行、天理人慾諸多範疇上，都顯示了與程朱理學迥異的為學旨趣。
在音韻學上，考訂古音，離析《唐韻》，分古韻為十部，在闡明音學源流和分析古韻部目上，有承前啟後之功，被譽為古音學的奠基者，其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學五書》中。
顧炎武為學以經世致用為其鮮明旨趣，認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並以其樸實歸納的考據方法，創闢路徑的探索精神，宣告了晚明空疏學風的終結，開啟了清代樸學的先路，對吳、皖考據派有深刻影響，被譽為明清學問有根柢第一人，成為清初繼往開來的一代思想家。
顧炎武強調為學必須先立人格：“禮義廉恥，是謂四維”；秉承“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的古訓，認為對社會歷史（“文”）的探討和操守氣節（“恥”）的砥勵，同樣重要；
顧炎武還提倡“利國富民”，認為“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他大膽懷疑君權，並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啟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更是影響深遠，流傳至今。
顧炎武的治學思想同樣貫策在他的文學創作中，主張作品應為“經術政理”服務，認為“文須有益於天下”，“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又說：“詩不必人人皆作”，“和韻最害人詩”，反對一切阿諛、剿襲及無聊的應酬文學，提倡嚴肅的創作態度。
他主張“詩主性情，不貴奇巧”，但並不一般地反對運用技巧。他指出《漢書》“束於成格，而不得變化”，《史記》則“情態橫出，文亦工妙”，所以他認為《漢書》不如《史記》。
他反對盲目地摹仿古人，曾批評一位朋友的詩文說：“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
顧炎武的文學成就主要以詩見稱，現存各體詩412首，顧炎武生當亂世，詩歌創作的現實性和政治性十分強烈，形成了沉鬱蒼涼、剛健古樸的藝術風格和史詩特色，精神骨力，接近杜甫，成就很高。林昌彝在《射鷹樓詩話》中便評曰：“獨超千古，直接老杜。”
清軍南渡，一路燒殺淫掠。顧炎武寫下了一系列國亡家破、長歌當哭的壯烈詩篇。楊廷樞、陳子龍、何騰蛟等抗清不屈而死，他都作詩哀悼。
顧炎武起初寄希望於南明政權，在《京口即事》中，他將督師揚州的史可法比作東晉志圖恢復的祖逖。
南明唐王遙授他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他收到唐王的詔命後十分激動和興奮，《延平使至》詩中寫道：“身留絕塞援枹伍，夢在行朝執戟班”。
南明政權相繼覆滅，使他深感悲痛，以“春謁長陵秋孝陵”寄託胸懷。《五十初度時在昌平》、《一雁》、《元旦》等，都表現了他直至垂暮之年，懷念故國之心仍耿耿不釋。
顧炎武同時也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的書信筆鋒銳利，議論文簡明宏偉，記事文如《吳同初行狀》、《書吳潘二子事》等，或揭露清軍屠城罪行，或表彰志士的高風亮節，讀來情景如在目前，人物躍然紙上。
《日知錄》是顧炎武的代表作品，對後世影響巨大。該書是一套經年累月、積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學術札記，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以明道、救世為宗旨，囊括了作者全部學術、政治思想，遍佈經世、警世內涵。
顧炎武把寫這部書比作“採銅于山（第一手資料）”。其對此書的價值很是自信，自言“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
該書影響深遠，確如潘耒（顧炎武弟子，蘇州人）在《日知錄序》中評價，“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
顧炎武去世後，潘耒據其手稿，在福建建陽整理付刻，是為三十二卷本，《日知錄》體現了顧炎武研究學問的態度和方法是對明朝空疏學風的反動，對有清一代學風的轉變與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梁啟超認為：“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人。”後人仍常用顧炎武“採銅于山”的比喻，說明歷史研究要重視第一手資料，可見其影響之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