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的西怎麼寫
“西行”，“南下”所涉及的人物大都在魏晉南北朝時代。
我們想透過這些人物事蹟的論述，來談一下當時河西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及河西僧人對南朝的影響等問題。
最早的相關描寫
關於中國僧人西行的問題，很早就有人注意了。
張星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就蒐集了這方面的大量資料，其書所錄魏晉南北朝時代西行僧人共十一人，始於曹魏朱士行，終於宋雲、惠生。其中河西僧人有智嚴、寶雲、慧覽、宋雲四人，從其比例來看，所錄河西僧人，已不算少了。但河西西行者並不止這四人口當然，
張先生是著眼於“交通”史料的，有些人物錄入其書的意義並不太大。但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些人物的活動同樣是重要的。
下簡述其事蹟便明之。
竺法護，原籍月支，後“世居敦煌”，八歲出家，他看到當時“寺廟影象，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蔥外”，故決意西行，於是他便同老師一同去西域求法。法護
很快
通曉了西域各國的語言，攜帶了大量典籍，回到長安。他後半生的精力，幾乎都用在翻譯上了。大概為了更確切
的
翻譯某種典籍，他常常往來於敦煌、長安、洛陽等地。竺法護在長安青門外立寺修行，各地道俗來從學者竟達千餘人。
《出三藏記集》卷十三《法護傳》一說：“法經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可見其對中國的影響之大。他譯的經書，數量龐大，種類繁多，“言準天竺，事不加飾”，以其忠實於原文而為後
釋
稱道。法護一生譯經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現存下來的還有八十五部，一百九一卷。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西晉太康五年（公元284年），他還在敦煌譯出過《修行道地經》和《阿惟越致遮經》。十年後，又在酒泉譯出過《聖法印經》。他的弟子竺法乘，後來在敦煌建寺延學，影響很大。
大概由於法護世居敦煌，又名揚中外，所以被謄為“敦煌菩薩”。
寶雲，涼州，戈，雲於東晉隆安中在張掖遇到法顯，同去西域。《法傳》謂寶雲先歸，《高僧傳》卷三《寶雲傳》及《歷代三寶記》卷十皆言寶雲歷遊天竺諸國，遍學梵書音學話訓，後還長安，不久南下江左。《高僧傳》還說寶雲遊歷天竺諸國，“別有本傳”。《隋書·經籍志》和兩唐志皆錄寶雲《遊歷外國傳》一書，可今佚。
智嚴，西涼州人，嚴“每以本域丘墟，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浩”，亦於東晉隆安中在張掖遇法顯後一同西行，嚴在敦煌與法顯分別，稍停之後又西行，又返高昌“求行資”。後繼續西行達廚賓。三年後又“逾越沙險，達自關中”。
東晉義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劉裕西伐長安，智嚴受請南下建康始興寺。《高僧傳》卷三《智嚴傳》說智嚴“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泛海，重至天竺”，後來又步歸廚賓，“無疾而化”。鉤嚴先後從陸海兩路去天竺，這在西行的僧人中還是少有的。
竺道曼，涼州人。《出三藏記集》卷十一《比丘尼大戒序》曰：“涼州道人竺道曼，於丘慈（龜茲）因此異事來於敦煌道人……”云云，可見竺道曼也是去過西域的。《比丘尼大戒》末有“秦建元十五年十一月五日歲在鶉尾”的題記，可知道曼為前秦時人。
道泰，也為涼州人。北涼沮渠氏時，道泰“杖策冒險，愛至蔥西”，取回《大毗婆沙經》等胡本十萬餘渴。涼王詛渠牧健對此經特別重視，請西域沙門浮陀跋摩同道泰及其他北涼僧人一起在涼城內閒豫宮寺譯出。由於此經為有部所依據的主要經典，且數卷浩大，先後經三百多人考文詳義，歷經幾年方迄。
此經後來雖然散失了不少，但道泰的功跡歷來為釋家稱道不止。
沮渠京聲，為北涼王沮渠蒙遜從弟，位列安陽候。京聲曾渡“流沙至於聞”，在於聞從禪師《禪要》、《秘密治禪病經》，又於高昌得《觀世音彌勒觀二經》。在於聞大寺遇到五年一度的結集，這裡“三藏諸學、各弘法寶，說經講律，依業而教，學等八僧隨緣分聽，於是競習胡音，折以漢義，精退通譯各書所聞。元嘉二十二年歲在乙酉，始集此經。京師天安寺沙門弘宗者，……此經初至，隨師河西”。從上文可知，曇學、威德共八人出使西域，可惜其餘幾人佚名。
玄暢，金城人，後往涼州出家，曾從北方著名禪師玄高受學。北魏太武帝玄暢南逃揚州。《高僧傳》卷十一《釋法期傳》說法期為玄暢弟子，學業過人，暢很讚賞，因而嘆日：“吾自西至流沙，北歷幽漠，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可見玄暢也曾西行。
法獻，西海延水人。獻聞智猛等人西遊，“備矚靈異，乃誓欲忘身，往觀聖蹟”。宋元徽三年（公元475年）獻“始發金陵，西遊巴蜀，路出河南，道經丙丙，既達於聞，欲渡蔥嶺，值棧道絕，遂于于聞而返”。
慧覽，酒泉人。在尉賓從達摩比丘洛受禪要等法。後還於聞，不久東歸，“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間，遣使並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即居之，後移羅天宮寺”。覽不久又東下建康，止鐘山定林寺。
宋雲，敦煌人。雲於北魏神龜元年十一月，與惠生等人西行，他們西行的路線是越“赤嶺”（今青海省境內的日月山），至吐谷渾國，達善、於聞等地後越蔥嶺進入天竺諸國。宋雲這次西行取回“大乘妙典一百七十部”。其事蹟詳載於《洛陽伽藍記》卷五。《隋書·經籍志》錄有《宋雲家紀》，兩唐志皆錄《宋雲以西十一國事》，可惜皆佚。
以上共列了十三名河西西行的僧人，
這些人西行的背景雖各有不同，但大多數是為了訪求名師，瞻仰“聖蹟”，這十三人中，有六人後來回到了江南，在南朝界很有影響。
當時的南朝，活動著很多北方僧人，在北方僧人中，以河西僧人最多。其有可靠記載，且事蹟突出者，除前面提到的六名外，還有很多，如敦煌單道開、竺曇酞、於道邃、道法、法穎、超辯；涼州道猛、法成、僧候、弘充；隴西僧鏡、法緩；安定道溫、僧慧等人。
商旅要道
河西地區自漢武帝設郡以來，其地位日益重要，這裡不但是漢王朝經營西域的基地，也是東西往來的商旅要道。但東漢以後，這條道路常常被阻，一直處於半通半絕的狀態。
西晉末年，張軌入據河西后，西通西域，南諸羌內攘巨猾，東燕晉室，這條道路又被開啟。由於張氏政權是當時北方唯一的漢人政權，故很多中原的漢人都避難河西，這些人中，不但有一般的老百姓，也有不少西晉士族和文人。
所以河西地區的經濟、文化在前涼時代有了蓬勃的發展。這種情況，為傳播和中西僧人的來往提供了良好條件。前涼張天錫時曾翻譯了不少經書，就說明了這一點。前涼被前秦滅後，河西很多僧人東到關中，對前秦、後秦都有很大的影響。
這時也有很多河西僧人輾轉到了江南，這些人和西晉末年戰亂時那些南下的僧人，大概是河西南下較早的一批僧人。前秦亡後，呂光又治河西，史稱後涼。呂光原是荷堅派往西域徵龜茲的將領。
呂光東返時，帶回的不光是西域寶物和龜茲音樂之類，最重要的是“大譯家”鴻摩羅什也被“請”來了。
後涼被後秦滅後，河西曾經有過一段戰亂，但不久就以沮渠蒙遜代段業入據張掖而告終。因為沮渠蒙遜也是一個“弘化利民”之君，河西在這個時代發展到了頂峰。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親提大兵，攻下涼城，河西從此衰落了。但這時的河西沙門並非《魏書》上說的“皆俱東”，而是有
不少
南下了。
我們如果拋開其他不談，
只就河西當時有這麼多的西行和南下的高僧這一點來看，也足以說明當時河西之盛了
。這點，在有關的
僧傳
中也表現
的
非常明顯。梁慧皎《高僧傳》儘管詳南略北，很多活動在北方的河西高僧沒有錄入其書，但在立傳的二百五十多個僧人中，河西僧人就有三十多人。
在唐道宣《續高僧傳》中，所錄的河西僧人就很少了。至於宋贊寧的《宋高僧傳》，河西僧人就更少了。這種情況不但
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代河西的盛況，也反映了此時代之後，河西的衰落
。
隋唐兩代，雖然比以前更盛，“絲綢之路”也更加繁榮，但是由於這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皆在中原，河西就遠不如魏晉南北朝時期興盛了。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記錄了六十多位唐代西行求法者，河西僧人卻寥寥無幾，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結語
總之，不管從那一方面講，魏晉時代的河西要比隋唐時代興盛的多。
這時的河西僧人，在很大程度上肩。這種情況，在隋唐時代是看不到的，其他方面也大概如此。因此，我們可以說，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河西，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就河西地區的文化發展來說，其他任何時期都不能和這一時期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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