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木一個山一個己是什麼字
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張瑾華
行走黃河的李敬澤。
如果我們跟著一個人走黃河，恰好他又是個作家，那麼，我們會有怎樣的體驗呢？
當下，我們可能還沒有開始旅行，並沒有走向黃河，但是，我們可以跟隨著這位作家，完成了一次“雲走黃河”。
我們跟著他，經甘肅—寧夏—內蒙古—陝西—山西，行走了三個月。事實上，很少有人真的會有這麼大把的時間，扔下一切，只為了走黃河。但是，有一個人替我們走了，而且他還全程用文字紀錄了，並且，有圖有真相，我們看到了黃河邊的一個一個人，我們感受到了他們的悲歡，我們感知到了屬於黃河岸邊的大量的生活細節。
我們跟隨他，走過了黃河邊那些古老的故事，走過了鮮活的日常，走過了河邊的英雄與凡人，走過了玫瑰、羔羊肉與酒，走過了花兒會上的歌聲和笑靨，走過了城堡和老渡口的夢……
他還手繪了路線圖。記錄下黃河邊幾十個富饒豐滿的日子：喧鬧、沉靜、鮮豔、晦暗、快樂、沮喪、放浪、莊重的日子。它們閃閃發光，因此，他將這些日子寫成了書。最初漫遊黃河，是2000年。
22年之後，就有了這部連線過去和當下的《上河記》。
本書中附有兩張明信片，一張是人，是《上河記》的主人公，也是36歲的李敬澤；另一張是河灘邊的一老一小兩頭牛。說起人與動物的關係，甘肅人談起他們的羊就像談論他們的親人。《上河記》中，則有不少地方讓人反思人與自然之間，怎樣才是一種和諧共處？
讀著讀著，彷彿身臨其境。我們可以肯定，他講述的所見，所觸之物，是可信的一種經驗。
在李敬澤的全部創作中，《上河記》，理應占據特殊的一席，因為這是一個當時30多歲的年輕人用身體在寫作，也是一個年輕人帶著考古學者的老靈魂在行走。
2000年6月，在黃河之行的始發地甘肅，他以蘭州為中心漫遊，見過甘南路上的青稞地，在無盡的草原上流連，在流淌了千年的大夏河邊駐足；
2000年7月，一路向東，行走於西海固地區，一個個帶著“關”字的地名、山間的座座城堡，讓人不禁如“幾百年前的將軍”般久久凝視這土地；
2000年8月至9月初，穿過烏蘭察布草原探訪“百靈地”，拜訪榆林這座曾屬於武士、商人和工匠並曾引領潮流的城市，在米脂街頭遇見“堂吉訶德”；
2019年，在汾陽賈家莊，看山西梆子，回想歷史中的熱血青春……
李敬澤手繪的行走黃河線路圖。
一部穿越了20餘年時間的行走之書，也讓人看到了巨大的變化。可能曾經，一百年間的黃河岸邊的生活也沒多大的變化，而現代社會，20年不見，恐怕就已滄海桑田。變化太大了，2000年，李敬澤看到的黃河村子的牆上，宣傳語還是跟電話普及有關，如今呢，現在農村都是網路社會了，有一些直播當地原生態的鄉村生活的快手抖音博主很受歡迎，人在深山老林裡的某個老鄉沒準成了網紅。我們不僅也憧憬著，黃河沿岸生活方式的轉變，會迎來一個“黃河文明”的新時代嗎？
李敬澤曾說過，自己是沒有故鄉的人。他出生在天津，可以算是山西人，又在河北長大，心中的故鄉概念是模糊的。
行走過黃河後，他心中有了一個答案：“我是誰？這漸漸成了一個重大問題。那麼至少我確認，我是黃河的後裔。”
《上河記》，也似乎並未終結。
因為，如今的李敬澤，站在新年的頭上，“依然夢想著、計劃著很可能不可能的旅程：在某一日繼續行走，直上河源，而後掉頭沿黃河而下，走上次沒有走完的路，山西、河南、山東，走過春秋戰國的、北方的大地，走到黃河入海之處。不是為了寫另一本書，只是為了莽莽蒼蒼、人間行過”。
新的一年來臨，“陽”了的李敬澤這幾天還在養病中。辛苦了一整年，公務兼寫作之餘，也正好可以趁此難得的機會，靜靜地在家休整幾天。等日曆翻到新的一年，他又將再次出發，有太多的事情等著去做。況且，離春天也已經不遠了。
新的2023年，我們每個人都滿心期待，就像李敬澤說的——
“我想，你要任自己的意走出去，
去往你未曾去過的地方，
你得見見山川，世面，會一會陌生的人。”
李敬澤和剪紙藝人郭佩珍。
【不是採風，是像田野調查那樣走著】
李敬澤講述《上河記》的緣起——
“我將從黃河之源走到黃河的入海口。在黃河流域的廣袤土地上漫遊，走過山、原野、河流、村莊、城市。那時是2000年，在那時，旅行通常是為了出差或者探親，沒有功利目的僅僅為了置身於彼，這樣的事似乎並不常見。在那時，我被‘行走’這個詞所召喚，我想，你要任自己的意走出去，去往你未曾去過的地方”。
“我的夢想、我的計劃如虎，我的行跡如蛇。在那一年的五月，我意氣飛揚地出發，當時我是《人民文學》的編輯，每個月把稿子發完就跑了，浪上半個月再回來，工作、發稿，再出發，如此到了秋天，這樣的節奏漸漸不能持續，我走過甘肅、寧夏、內蒙古、陝西，然後窩在家裡寫出了一本《河邊的日子》。”
20多年前，當時田野調查在作家群體中還沒有形成一種自覺的氣候，但李敬澤已經自覺地在“反遊記”了，
他說，“採風”這個詞太彆扭了。“人家不是‘風’，我也無心來‘採’，我覺得我倒是一陣小風，從這裡刮過去，了無痕跡。
2000年6月8日，李敬澤請隨車的司機張師傅拍了一張他在大夏河邊的照片。他說，“一個在2000年6月8日駛過大夏河邊的人見證了一種高度成熟的農業文明的勝利，它已經‘改天換地’，這是持續了2000年的宏大工程，與此相比，人如同螻蟻。”
他在黃河沿岸的漫遊中，自覺化身為一名社會學者，一名田野調查者的角色。
他跟當地人一起去趕集，差點在集市的一個牙醫攤子前拔了一顆牙，終究還是“臨陣逃脫”。
他逛“花兒會”。
會在路邊攔住運西瓜的拖拉機，買一個大西瓜，躊在公路邊吃起來。
他走進了一位叫馬登元的老人開的麵館。這位老人臉上有鬱悶的歉意，對他說：“人有錢了，心狠了，假的多了。”
他見識了城堡裡的各種生活。
漫遊的一路上，他遇到了各種老人，老人，一個個都是田野調查的“活樣本”、“活字典”。
比如，在蘭州，在整個甘肅，人們都知道的一個楊木匠，人們口中的“木頭聖人”。
比如，米脂的民間剪紙藝人郭佩珍，她剪下了《千年古樹開花，夢一場》，在李敬澤看來，那是繁華之極，又悲涼之極。他買回了這件作品，隔了幾天，他想了想，還是覺得是繁華。
他把這些沿途所見的最真實的生活，寫到了這部書裡。
“我已看過。”李敬澤說，“我感到黃河已不須再看，它是看不盡的。但一個人不能無休無止地看它。”
黃河日落。
【他真實地寫下了，紀錄者也有自己的“情感困境”】
重返黃河，已是2019年，恰如久別重逢。
“這是穿越，是重返22年前，現在侵入往昔、他鄉原是故鄉。”李敬澤用李商隱的兩句詩形容這種歲月的穿越：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恍兮惚兮，你不知那寫詩的人在哪裡，他看著窗外星沉海底，他看著大雨僅在一座之隔掠過黃河之源。
2019年，重返黃河。他說，“當然，22年過去，我自己也變了。”
我們每個人都將經歷時間裡的蛻變。從最初的《河邊的日子》，到如今的《上河記》，一個說走就走的年輕人，漸漸地步入了人生最充實的盛年。如今的李敬澤，也比當年的自己自信太多。
“最終我還是感激他在2000年突發神經地進行了那次漫遊，那確實是我的決定，那次漫遊一定程度上確定了、標記了後來的我：對田野、對山河故人、對實際的而不是理念的人世與人事的持久熱情和嚮往。”
走黃河的過程中，李敬澤個人的一些很有個性的態度很有意思：比如他說，要嚴肅地談論花兒會。不想對著長城抒情，對關羽和楊六郎沒興趣，等等。
這些主觀態度，更讓我們讀到觀察者的主體性，一種主觀色彩。也會讓讀者接收到資訊：這是一個有意思的，真實的人在行走，他有著自己的喜怒哀樂，他一邊走，一邊在表達著自己的看法。
這個外來的行走者，和黃河沿岸的土地，鄉民，構成了一種情緒流淌的互動關係。
旅途中，多的是這樣的細節——
“後來就走到了操場。一個男孩看著我，兩個女孩吊在雙槓上，也看著我。我向他們笑，他們也笑。”
書中最動人的章節之一，是關於喊叫水的。喊叫水，是西海固的兩個村莊，一個嚴重缺水的小地方。
他看到，一個男人，四個男娃。大的那個十多歲了，可問他有沒有上學，父親回答：不上。
“下面我就有點找不著話了，我不好意思跟這個面容憔悴的中年男人談孩子應該上學。我掏出煙，和他一人一根，點上，抽著。
“抽著煙，我又有話了。我問：這房子以前是幹什麼用的？
“那人說：‘是學校。
“那學校呢？
“搬走了。”
原來，不上學的孩子住在昔日的教室裡。
這黃河之行中，李敬澤遇上種種尷尬的情形，這位行走黃河者，內心時時生起波瀾。
這種困窘，主要是因為他從根本上是一個黃河的過客，他是一位紀錄者，觀察者，而不是那個解決問題的人，更不是施捨者和“救世主”。
但行走黃河的旅途中，因為時時遇見他人的困苦，他時時也感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壓力。
在乾涸到嚴重缺水的喊叫水，一個姑娘指著村邊的一小窪水，堅定地對他說，這水可以喝。事實上，這水是苦的，不能喝的。
“我看到那姑娘站在河邊，她穿著鬆糕鞋、喇叭褲，她的裝束與這個村莊格格不入，她也許二十歲，也許十七八歲，但臉上已掛了風塵。”他這樣寫道——“那天我和那姑娘只有這麼兩句問答，然後我就灰溜溜地走了，我覺得那姑娘一眼就把我和我在那一刻所代表的一切都看穿了。”
在《上河記》中，難能可貴的是，李敬澤多次表達了他真實的內心，他面對貧瘠的土地上的人們時，自己的那種慌亂和虛弱。
“我甚至不敢面對秦義美的眼睛。我感到虛弱，我強烈地想做點什麼但又覺得我所做的事令我無地自容。”
“我害怕成為一個施捨者，那是羞恥的，卑劣的。”這是一位人在旅途的知識分子的情感和思考。
【作家簡介】
李敬澤，著名評論家、散文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曾獲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文學評論家獎、散文家獎，花地文學榜年度評論家金獎，十月文學獎、春風悅讀榜年度白金獎等。著有《青鳥故事集》《詠而歸》《會飲記》《會議室與山丘》、《上河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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