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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時期,張柬之把什麼秘密,藏在墓穴之中?

作者:由 娛丸研究所 發表于 歷史日期:2022-07-27

永昌是誰的年號

唐朝時期,張柬之把什麼秘密,藏在墓穴之中?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今湖北襄樊)人。年輕時補為大學生,他廣泛地涉獵經史書籍,尤其喜歡《三禮》之學。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考校課業,知其有才,非常看重他。張柬之進士及第後,曾任許王府倉曹參軍。許王李素節的母親蕭淑妃當年與武則天爭鬥非常厲害,等到武則天成為皇后,蕭妃終被幽殺,素節也被出為申州(今河南信陽南)刺史乾封(666-667年)初,高宗又下旨不許素節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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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於網路

素節作《忠孝論》以自明,作為許王府僚的張束之就上書將這篇文章奏明高宗。武則天看後更加不悅,誣稱素節受贓賄,遂貶之為鄙陽郡王,安置袁州(今江西宜春)。捅了簍子的張束之,大概也不得已地回到了襄陽老家,與幾個弟弟校讎經史,自得為樂。張柬之兄弟六人,也都不喜竟躁,專心儒業以述作為平生追求。然而好景不長。

鹹享四年(673年)的七月到十二月,不過半載景之等三個弟弟先後故去,不久只剩下了張柬之與幼弟晦之侍奉孤母這一下,對張柬之打擊不小,而且子侄多人,都要依賴他一個人,生活頗為清苦。就這樣過了二十年,之前的事件漸漸地被人遺忘掉了。垂拱三年(67年),63歲的張束之才參加了吏部銓選,授為清源縣(今山西徐)丞。縣丞,芝麻大點兒的前程,完全不足以讓張柬之施展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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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的工夫,他便等不及任滿遷官了,迫不及待地想找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武則天這次大開制舉,可以說是為他打開了方便之門。制舉對應試者並沒有特殊要求,無論是白身士人,還是前資官都可以參加。甚至連現任官,都可以應試,只要確有真才實學。在唐代前期,唯一的要求是要有品官推薦保舉,這是早期察舉制在它身上的一個殘留正好,張束之的父親有一位故友李行廉,在朝為地官郎中(即戶部郎中),他便請行廉幫忙,推薦他來參加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的制舉考試。

這一年應制舉的有千餘人,其中既有翩少年,又有張束之這樣的喜年戰士。武則天大為高興,美對左右而說:“當年太宗皇帝看見舉人絡繹而出,說道:天下英雄,盡人我假中。想來也不過今日之盛!”誰知考試結束,張束之卻聽說自己竟落入下第,心灰意冷,嘆道:“這真是合啊!”於是便收拾行囊,準備回襄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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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又傳出訊息,說武則天看到中第人數很少,認為其中必有遺漏便令鳳閣舍人(即中書舍人)劉允濟重新試策。不想張束之竟藉此東風,自下第被判人甲第,天下第一。武則天更加高興,遂授監察御史。不過武則天說什麼也不會想到,這個六十五歲的老頭,日後竟會與自己有莫大的關係。日後的事,又有誰能預先一一料到呢?不過張束之卻在武則天熱火朝天的、令人眼花繚亂的活動中,隱隱感覺到了自己身上的使命。很快,冬至就到了,武則下詔大赦天下,改用周。

以永昌元年(689年)十一月為載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隨後又造出十二個新字,頒行天下。革唐命,正式稱帝,已按照武則天的設計一步一步地實現著。載初元年九月九日,武則天正式下制改國號為周,以載初元年為天授元年(690年),十二日,遂接受了“聖神皇帝的尊號,降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順理成章地將聖母神皇的帽子換成了新的聖神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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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完成這個角色的轉換,她花了多少心血,處死了多少人,沒有人能說得清。但是,她知道,會有更多的人反對自己。對付他們,她只有更加強硬;會有更多的官職空缺,會有更多的事情等待她去處理,她只有提拔更多的人才。在這場博奔中,武則天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她永遠不可能知道所有人全部的心思。雖然有告密者、知匭使,也是不可能的。形勢異常的複雜。載初元年七月,許王李素節也被武則天縊殺而死不過,張柬之仍然在朝中平靜地度過了兩年監察御史的生活。

畢竟他已是將近七十之人了,沒有人會太多在意他:他能有什麼作為?天授二年(691年)九月,張柬之母親丘氏病故於家,所以他就守制在家。不過在這期間發生了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情,雖然這件事在當時並沒有被人所知。丘氏既終,張柬之便與其弟弟晦之一起營護母親喪事,將父母合袱而葬,並將諸弟改葬於新置的家族墓地。兄弟二人又請地官郎中李行廉為父母合葬墓撰寫銘文,而志文與幾個弟弟的墓誌銘則由張束之自己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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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這幾篇志文很值得玩味。張柬之在給父母寫的這篇墓誌中,稱母親丘氏”以永昌三年九月三日終於私第“,又稱”府君友人司元大夫李行廉撰銘,張柬之等不敢改易,謹刊李銘。“司元大夫,即戶部郎中,高宗龍朔二年(662年)改易官名時所改,到鹹享元年(670年)即復舊,武則天光宅元年(684年)則又改之為地官郎中。為何張束之不直書武則天所定的新官名?當然唐人確有這種沿用舊有官名的習慣,我們不可以過分地闡釋發揮。但更讓人起疑的是”永昌三年“這個紀年。

如前所述,永昌僅用不及一年,便已改元,永昌三年實是天授二年。為何不書天授而沿用永昌年號?大概就是因為永昌是最後一個行用唐朝正朔的年號。奉行正朔,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的重大問題,張束之竟然如此大膽表明心跡,可能是因為墓誌銘很快就會被埋入墓中,外人無從得知。不過,他在次年正月為諸弟所作的志銘卻又清一色地書作:”大周天投之三年正月大日“改葬。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變化。至於李行廉的態度我們不得知。張束之只是表示他對銘文”不敢改易,道刊李銘,以存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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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張柬之立即就將那塊墓誌石埋在父母墓中,因而沒有被別人知道,逃過一劫。只是千餘年後,襄樊張氏家族墓地被髮掘,這幾塊墓誌才又重見天日。我們這才隱隱約約感受到了張柬之的思想變化,他已張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但似乎又在竭力掩蓋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