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詰怎麼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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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今天回顧那個時代的《讀書》，當然有很多感想，可以說很多話；但是，昔日灰樓下那些密集的一排排腳踏車，是不是更有發言權？大概是因為我自己做過編輯，所以我常常有一種聯想，刊物的編輯部很像那些桅檣如林的港口，有的小船急忙靠岸，像是終於到了家，有的又急忙離岸，很快消失在洶湧的波濤裡——《讀書》編輯部，是不是其中一個最繁忙的港口？那麼多年，曾經有多少裝載著沉重思想的小船，在這裡維修、裝卸、整頓、休息之後又出航了呢？恐怕誰也算不清。
不過，這樣回顧《讀書》，是不是有點太詩意？
*文章選自《我與》（讀書編輯部 編 三聯書店2020-8）。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李陀，原名孟克勤，1939年10月生，內蒙古莫力達瓦旗人，評論家、作家，曾任《北京文學》副主編。曾在《讀書》發表《概念的貧困與貧困的批評》（1985年10期）、《“開心果女郎”》（1995年2期）等。
有過一個溫暖的編輯部
文 | 李陀
自世界上有編輯部以來，有沒有一個編輯部，讓人想起來，會用“溫暖”這樣的感覺去形容？大概很少很少。
在我心裡有過一個，那就是《讀書》編輯部。
說一個編輯部的時候，為什麼我斟酌再三，還是選了“溫暖”這麼一個詞？這並不易說清。遠了不說，近百年各國都有過很多了不起的編輯部，進出過這些編輯部的人，都寫過很多懷念文字，有人用過“溫暖”這個詞兒嗎？好像還沒有過。不過，回憶起《讀書》編輯部的時候，我總是想起這個字眼。為什麼？想一想，這大概和當年三聯書店的老總範用先生有點關係。
我第一次到《讀書》去是什麼時候？記不清了，那時候三聯書店落腳在北京朝內大街那個灰樓裡，樓前有個不大的院落，院子門口很多牌子：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三聯書店、外國文學出版社、《新華月報》、《新文學史料》，大小不一，好幾排，都赫赫在目，可是感覺上，彷彿《讀書》編輯部的那個牌子最小，是膽怯，還是謙虛？說不清——就是現在，有誰能說得清？不過，每次帶著一股在心裡不斷膨脹的興奮，屁顛屁顛走進這座大門的時候，我心裡可只有《讀書》。
幾十年前了，一個印象特別清晰——上了樓，進編輯部要走一個小過道，左手邊一個門，裡邊一個不大的屋子，有幾張堆滿了書籍稿件的小桌，那是吳彬、楊麗華、趙麗雅、賈寶蘭四位編輯“辦公”之處——你剛一進門，她們四個就都一臉笑容地站起來打招呼，那間光線偏暗的房間也立馬明亮起來——我的溫暖感覺是從這時候開始的嗎？不是。是在另一邊，過道右邊的屋子，範用先生的辦公室。我和範先生過去根本不認識，也從來沒見過，那時候，我剛從工廠調到作家協會，當了“作家”，不過自己覺得一點不像，我算什麼作家？這讓我和老先生們打交道的時候，有點怵，能躲就躲。可是大概我說話聲音太大，每次我進了編輯部的屋子，還沒說上幾句話，範用先生就緩步過來，微笑著說：“來，喝杯咖啡怎麼樣？”和範先生一起喝咖啡？當然願意。可是吳彬她們幾個好像比我更樂意，去去去，喝咖啡，幾個人馬上簇擁起我，尾隨範先生跨過那個窄窄的過道，都湧進對面的房間裡，或坐或立，說說笑笑，不一會兒，先生就為我們端上來一杯杯咖啡。屋子不大，不一會兒工夫，滿架滿櫃的書籍之間瀰漫的就全是咖啡的香味。
範用與作者談稿件
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範用先生會請我喝咖啡？而且，只要先生在，只要聽見了我的聲音，先生就會帶著微笑過來，聲音不高地說：來啊，喝杯咖啡？這樣的邀請後來簡直成了通例。吳彬對我說：你多來吧，你一來，我們就能和你一塊兒蹭範先生的咖啡喝。要知道，那時候我不過是一個剛剛出道的“作者”，在知識界裡是有如一張白紙一樣的白丁，一個愣頭愣腦的小夥子。不過，自打喝過先生的咖啡，再去編輯部，我的感覺有了很大的變化，那裡再也不是一個“編輯部”，而是一想到就感覺特別溫馨的一個地方——有點兒像回家，可實際上，在那兒，你一個家人都沒有。
想一想，八九十年代前後，去《讀書》編輯部有多少次？完全記不清了，其中有多少次是為了談稿子？太少了，有限的幾次。北方人形容那種沒經邀請，也沒什麼由頭，隨便就到親戚家裡去看看坐坐，有一個詞叫“串門兒”，它用在這裡特別合適。到《讀書》去，我完全是串門兒。這種串門兒的感覺，在編輯部遷到朝陽門外那些日子裡，就更足了。這次遷移，多少有點像逃難，因為幾位編輯蝸居之處，是朝陽工人俱樂部所屬的一個簡易樓，那種一腳就能把牆踢出個大窟窿的兩層板樓；一個刊物的辦公室本來就容易凌亂，現在這小屋子，就格外顯得雜沓凌亂，且所有門窗桌椅都帶著一種怪怪的簡而再易、易而再簡的極簡主義作風；唯一不變的，是幾張辦公桌上堆積的稿子和書，靠著它們，這一堆凌亂好歹增添了幾分嚴肅。不過，這一切倒是讓我更加高興，好像我的串門之“串”，更有了理由。何況，那時候我家也在朝外，距這處簡易樓不足裡半，而且當時我們經常買菜的集市，就在旁邊的神路街，經常藉口給家裡買菜，提著一袋子豆角黃瓜就又興沖沖來串門兒。
80年代末，《讀書》編輯部部分成員合影，右起：沈昌文、吳彬、楊麗華、趙麗雅、賈寶蘭、郝德華
逝者如斯，不捨晝夜。很多人和事，都在稀薄的記憶裡淡去了，當年在編輯部一坐就一兩個小時，都說過些什麼？記不清楚了。不過有一個印象特別深刻：上門一兩次之後我就發現，吳、楊、趙、賈四位，原來都是飽學之士，這個發現讓我很驚奇，可是立刻就轉化為一種由衷的愉悅：和她們幾個在一起，上窮碧落，下致黃泉，什麼話題不可以討論啊？什麼問題不可以深究啊？記得有一次，也是聊天，不知道怎麼就聊到了《詩經》。趙麗雅很隨便地說起，她寫了一篇關於《詩經》的研究文章，不知道哪裡能夠發表；過了兩天，我和她一起去見了劉夢溪，再過了兩天，文章就在劉夢溪主編的《中國文化》上發表了。這大概是她成為“揚之水”之前，發表的第一篇學術文章吧（文章題目我已經忘了）——當年清談閒扯究詰異議的時候，都吹過些什麼？這件事是個小小的說明吧。何況，那些年月裡去《讀書》串門兒的各路朋友，太多了，我去，乘的已經是末班車。有時候我會想，在編輯部裡聊過天的人裡，記憶力超常者很是不少，如果每個人都寫一篇文章，哪怕是短文，回憶昔日聊天的內容，哪怕是其中一件小事、一個話題、一段評說，然後集合成書，那該是多麼活潑、多麼豐富的歷史資料。我在《1985》這篇隨筆裡說過，八十年代文學的一個顯著特色，是文學界出現了憑藉讀書和思考形成的眾多小團體、小圈子，像無數的狂熱的風柱到處遊走，互相激盪，在當時固有的社會文化中形成無數縫隙、裂紋，而新的文學就在這些裂隙裡，像一根根野草一樣頑強地生長起來。其實，在那些年月，學術界和理論界何嘗不是如此？
《讀書》是這些狂熱的風柱之一嗎？也許是，不過有些不同。
範用設計的《讀書》封面
是有不同。說起大家到《讀書》串門兒，很多人都應該記得這樣的景象：一旦有什麼活動，特別是每月一次的“讀書服務日”，樓下的小院裡就放滿了一排又一排的腳踏車。很多車子都很破很舊，可是車主都年輕，個個風塵僕僕，一邊互相親熱地打著招呼，一邊急急奔向編輯部。不熟悉的人，看他們步伐輕鬆，很難想象其中很多人都是遠道而來，不少都是二三十里的路程，或者更遠。起初，我自己也沒太注意，直到有一次，正是嚴寒冬日，北風呼嘯，我在那座灰樓的大門口，剛好看到陳平原跳下腳踏車，上前一問，是從北大騎車過來的。我不由得一驚，海淀到朝陽門，那有多遠？至少三十多里地吧？看著他單薄瘦小的身體，不由得一陣慚愧。從這之後，再看到樓下那些腳踏車，我往往都會想到車的主人們，心裡總會升起一番特別的敬意。今天回顧那個時代的《讀書》，當然有很多感想，可以說很多話；但是，昔日灰樓下那些密集的一排排腳踏車，是不是更有發言權？大概是因為我自己做過編輯，所以我常常有一種聯想，刊物的編輯部很像那些桅檣如林的港口，有的小船急忙靠岸，像是終於到了家，有的又急忙離岸，很快消失在洶湧的波濤裡——《讀書》編輯部，是不是其中一個最繁忙的港口？那麼多年，曾經有多少裝載著沉重思想的小船，在這裡維修、裝卸、整頓、休息之後又出航了呢？恐怕誰也算不清。
不過，這樣回顧《讀書》，是不是有點太詩意？
八九十年代的《讀書》服務日
即使是最好的詩，繞到背面，也有很不詩意，甚至是很黑暗的一面。很多經歷了八十年代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個毛病，回顧往事總是願意看到我們熟悉的、喜歡的、能讓自己醉心的那一面。可是，今天我們轉過頭看看，已經很清楚，實際上那是個異端並起、雜念叢生的混亂年代，只不過混亂還沒有爆裂，舊的情感還能像一個網兜，勉強把新舊好壞都兜在一起而已。如果《讀書》編輯部是一個港灣，恐怕在那兒的停泊，很多都是暫時，出發才是最重要的，一一遠去的風帆，早已南北東西，各有異志。最初的一個暴露，就是二〇〇〇年前後鬧起來的“長江讀書獎”事件。說實話，在這陣怪風乍起的時候，我相當錯愕，後來的發展更讓我目瞪口呆，再後來，待了解了一些內情之後，才漸漸明白，過去以為同一戰壕裡的戰友，其實已有人做了割席分坐的準備。不過，正式的割席，竟然是為了一個獎，而其發動的根本原因，竟然又是為了汪暉做了《讀書》主編，這就不能不讓人震驚了——原來，《讀書》主編的位置這麼重要！今天再回敘這場風波的前前後後，時過境遷，已經沒有必要；但我還是期望，有一天能夠把這個讀書獎的評委們的內部討論，還有當時的投票記錄，都給予公佈，以還汪暉一個清白。只是不知道，這些檔案還在也不在？
這場風波也有個好處，就是揭開了中國思想界衝突的大幕。
90年代《讀書》雜誌編輯室。左起：葉彤、賈寶蘭、郝德華、吳彬、李學軍、汪暉、黃平
在《雪崩何處》這個集子裡，我於“關於九十年代的大分裂”那一節文字之前，說過這麼一段感想：
即使在九十年代初，設想在知識界裡產生一道懸崖式的裂縫，而且裂縫會迅速擴大，原來的朋友不知不覺就成了思想和理論的敵人，這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裂縫畢竟形成了，朋友們畢竟舉槍相向，彼此瞄準了。在這過程裡，我不自覺地成了這次大分裂的一個見證人，下面這篇《讓爭論浮出海面》，可以說是一個物證；至於一篇文字為什麼能成為這樣的物證，在《九十年代的分歧到底在哪裡》裡我做了一些說明。這篇《分歧在哪裡》是《南都週刊》在二〇〇七年八月十七日對我的一個採訪，而《讓爭論浮出海面》發表於一九九七年第十二期的《讀書》，兩文之間相隔了十年。回顧這十年，除了種種感慨，我總是有一種深深的惋惜：分裂也沒關係，可是為什麼不能認真在理論和學術層面上好好辯論呢？為什麼在論爭裡混進那麼多與思想無關的髒水潑來潑去呢？其實，歷史上大多數論爭都沒有過“雙贏”或者“雙輸”，重要的是爭論雙方有沒有各自獲益，有沒有發展知識。設想一下，如果當年不是那麼“亂打一鍋粥”，也許新世紀中國知識界的局面會是另一個樣子吧？
這段文字裡說及的《讓爭論浮出海面》這篇文章，還可以再說幾句。有一次，已經是汪暉和黃平做主編了，我到編輯部去，聊天時候又說起思想分歧的事。黃平建議說：既然都是朋友，為什麼要背後嘀咕？為什麼不進行公開爭論？左也好，右也好，《讀書》來帶頭，大家都寫文章來一場爭鳴不好嗎？當時在場的幾個人都贊成，如果能公開爭論那當然最好。說做就做，沒隔上幾天，黃平請來了四個人，徐友漁、雷頤、陳燕谷和我，看能不能幾個人湊一起，面對面，各自直接說說自己的想法。那時候《讀書》已經遷到美術館東街三聯書店的新樓裡，而所謂編輯部，不過是那種公司化的開放式現代辦公空間裡的幾個帶隔斷的桌子，幾臺電腦，幾個檯燈，還有幾把椅子。串門兒？太老派了，早就沒人想了。好在二樓有書店開設的一個咖啡廳，來客人，接待起來十分方便，如果是編輯部的老客，還可以折價。黃平把我們四個帶到那裡，買了咖啡，坐下來聊了差不多兩個多小時，說實在的，幾個人具體都說了些什麼，早就記不得了，印象裡，似乎是各說各話，沒有什麼交鋒，也沒有爭論，讓我相當失望，這和原來的期待很不一樣。大概正是這失望，促使我寫了那篇《讓爭論浮出海面》，同期還有雷頤的文章《今天非常“法蘭克福”》，徐友漁題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文章晚了一點，見於次年的第一期。爭論浮出海面了，不過，沒想到徐友漁的文章裡有這麼一段話：“西方馬克思主義最有價值的內涵是它的批判精神，它提出和發展的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論，對於我們反省現代化程序中的種種負面現象，抵制物慾的膨脹和拜金主義盛行，具有可貴的啟發和借鑑作用。但另一方面，它的浪漫主義和烏托邦氣質，它對現代化的拒斥態度，有可能在中國引起‘半是輓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迴音，半是未來的恫嚇’般的反響，造就出幾個西方‘新左派’的盲目追隨者和蹩腳模仿者，有礙於中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我看了之後，很意外，也很失望——為什麼我們要寫文章？因為只有文字才能清晰地表達思想，也只有透過文字，論敵雙方才能進入或者侵入敵方的思想，然後邏輯地、細膩地擺事實、講道理，互相辯駁、究詰是非，可是，怎麼用文字扣起帽子來了？後來，時隔十年之後，我在《南都週刊》的一篇題為《九十年代的分歧到底在哪裡》的採訪裡，還在埋怨徐友漁，說他的語言像“文革”裡的大字報。但是在今天，事情又過了二十年之後，想法有了變化。我當年的埋怨不但幼稚，而且對徐友漁也不夠公平。說到底，真正的思想分歧，其實都是立場上的根本分歧，是對立話語體系、對立意識形態的激烈的不可調和的衝突，一旦在思想戰場上拔刀相向，互相辯駁沒有問題，但究竟是非，如何可能？“亂打一鍋粥”是難免的，甚至是必然的。這麼一想，徐友漁那些尖銳的批評，其實很可貴，再擴大一點看，九十年代的很多亂打一氣、火藥味十足的文字，也都很可貴。至少，和當下一個最大的不同，是我們彼此都知道去找誰的額頭來磨自己的刀。
說三聯，說《讀書》，可說的還有很多。
前些天，二〇一九年伊始，單向街書店的一夥青年人，向董秀玉頒發了一個名為“年度致敬”的獎：“我們致敬董秀玉六十餘年在中國出版界的奮鬥和創造，也致敬她的生命狀態——溫和，堅韌，勤奮，可愛，充滿活力，無所畏懼。”這幾句話讓我感動，看到訊息之後立刻給她發了個微信：“這個獎太好了，是青年人對你一生奮鬥的肯定，這比什麼獎都重要。老一代人裡，能得到青年人這樣認可的，有幾個？”不過，得到青年人的認可固然不容易，讓青年人想起用“溫和，堅韌，勤奮，可愛”這樣的字眼去理解她，這就更不容易了。大概是一九九五年前後，三聯書店新樓的修建工程已經進入收尾階段，董秀玉帶著我和劉禾進入了大樓工地，一邊上樓下樓四處參觀，一邊向我們介紹未來書店的風景。而我們眼前的，其實是一排排灰色的水泥柱子和灰色的水泥牆，還有留作門窗的一個個闊大的空洞。可是，我們隨著她的指點，實實在在看到了一個書的世界，那種唯有以千千萬萬卷可以用手觸控的，可以用手翻閱的，可以隨時帶在身邊、隨時放在枕下的“紙質鉛印書”搭建起來的書的世界。後來，我曾經有機會參觀過一些建築工地，在那些地方，也都有人帶著參觀，也都有人極力讓我在想象裡展開一幅幅絢麗的風景，可是，有哪一個能和當年董秀玉給我們看到的更動人呢？
三聯韜奮圖書中心
往日不堪重記省。這些年再去三聯書店，我最不願意想起的，就是在二十多年前，董秀玉帶著我們在一片水泥世界裡想象一個新書店的情景。每一次，只要進了三聯書店的大門，我就儘可能快快地避開明亮的一樓空間，避開充斥著無數實用類和勵志類書籍的那個熙熙攘攘的空間，直奔地下一層，在陰暗裡讓自己漸漸麻木，然後平靜。
是曾經滄海難為水嗎？可是，滄海在哪裡？
能安慰我的，是記憶裡曾經有溫暖，比如有過一個溫暖的編輯部。
二〇一九年一月七日
我與《讀書》
《讀書》雜誌 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0-7
ISBN： 9787108065568 定價：7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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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圖片閱讀 三聯書訊 | 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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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李陀：有過一個溫暖的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