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聵顢頇如何讀
在任何一種治國方略中官吏都不可或缺，古代中國帝王依賴官吏治理國家，治理效能的基礎是官吏，因此昏聵顢頇的官僚集團既不能將統治者治國理想作為政治抱負，
也無法設身處地體量黎民百姓的利益需求
，這樣的官僚集團自然不符合趙宋王朝預期。
英明的君主懂得在官員上書中考慮他們言行是否相符、任職期間是否辦事效率高，能夠辨別真正賢能之人。
想要充分發揮官員集團的功能，提高官員素質是必要條件。而士人共治的實現依賴官僚來源的階層進化，北宋科舉制度在打破特權壟斷基礎上以程文為標準開科取士不僅將官員素質作為選拔人才首要條件，同時面對所有人開放的北宋科舉為士人共治提供製度保障。
當選拔官吏變成帝王特權，那些容易結黨營私、以權謀利的官員當然無法受到重用，
忠誠於北宋王朝計程車人階層不斷充實官僚集團，保證王朝統治有效執行。
科舉與士人共治奠基
我認為，科舉制與華夏中國的各種核心內容息息相關，顯而易見，一統王權、吏治、禮教、士大夫、儒學正統化等這些都是科舉制度的衍生詞，中華民族的歷史與科舉制度密切相連、相互嵌合，它甚至塑造了古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方面。
北宋時期科舉制度發展完備，
於是一個新興階層迅速崛起甚至在整個政治舞臺中越來越重要，那就是士大夫階層。
1。士大夫階層崛起
察舉制的核心是將取士的權力下移，導致取士權力掌握在氏族門閥、公卿貴族手中，雖然唐朝已經實行科舉制度，但是需要通榜公薦，最終導致朋黨之爭。
這些氏族大臣、公卿大臣拉幫結派，形成一種與王權相抗衡的強大力量，最終形成王公貴族把控取士途徑的政治形勢，
這也是唐王朝中後期王權統治搖搖欲墜的重要原因。
北宋科舉制度一改往日貴族大臣世代執掌政權的做法，直接明令禁止通榜公薦，同時下令公開考試，一般士人、有官人、工商業者有奇才異行者、宗室子弟都需要參加選拔，再加上後來的殿試製度化，
可見統治者本人對於科舉選拔人才的掌控力不斷加強。
當取士權力收歸中央，科舉制度選拔人才能夠更加自覺為大一統王權服務。如前所述，門閥士族、公卿大臣控制官僚集團的力量一直到唐代都沒有消失，北宋科舉制度打破這一傳統，改變了當時中國的社會結構。
唐玄宗統治時大約共有百分之三十進士出身的宰相，但是僅僅一世紀過去，唐憲宗時位列宰相中已經大約五分之一是進士出身，據統計與推算唐朝290年間共錄取進士六千多人，
明經科錄取大約一萬六千多人，總共兩萬多人。
宋朝320年間的貢舉登科人數正奏名進士約為4300人，正奏名諸科約為1700人，共約6萬人；特奏名進士、諸科約為5萬人。
進士、明經、諸科等正、特奏名總共約為11萬人，平均每年錄取進士約為360多人，而唐朝平均每年錄取人數約為80人，是唐朝的4。5倍；如果僅僅是計算正奏名錄取人數，
每年平均人數約為188人以上，也是唐朝錄取人數的2.4倍。
北宋科舉制度更加公平化、公開化、制度化，具有程式保證下的公平和完備的考試選拔標準，不受身份、出身、朋黨等因素的干擾，
這樣選拔出來新科進士還可以直接釋褐授官，他們被授予的官制在今天看來也是不低的。
北宋科舉制度在促進階層流動方面的作用也功不可沒，正如筆者前文所述，北宋的科舉考試幾乎可以說是面向所有男性開放，
工商業者和己經做官者都可參加。
這種完全開放程度前所未有，再者北宋已經不可能出現世襲官職和內幕操控這些現象，所以整個社會考取功名的熱情空前高漲，
源源不斷的新生士大伕力量輪番登上政治舞臺。
這種促進階層流動的結果是可以在政治統治中更好達到精英迴圈，精英迴圈是帕累託提出的觀點，
意在提醒統治者為達到髙效賢能政治應當將原官僚集團中無法盡責履職者淘汰
，從而吸納更多能為統治者服務的社會精英。
這樣可以有效穩固統治不易發生動亂和革命，這就是有效的精英迴圈。
北宋科舉制度下政治生活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些士大夫學富五車，都是千挑萬選出來的有識有志有能有才之輩，為趙宋王朝的繁榮昌盛不斷輸入新鮮血液，
使得北宋商品經濟發達、科技文化繁榮，也奠定了趙宋王朝三百多年的基業。
２．文官政治確立
多數人普遍認同科舉制度發展到宋代出現了很大的跨越，這是顯而易見的，這一時期科舉考試程式更加嚴格、公平，殿試製度化、禁止通榜公薦、鎖院彌封謄錄制度等等。
考試標準更加規範，例如擴大進士科的錄取數目並且最終取消了明經科，同時宋英宗確立三年一考的制度，
這些措施表面上是廣開科舉之路似乎只是為了促進科舉制度進一步發展
，實際上北宋科舉制度影響了當時整個官僚政治。
宋代許多流芳千古的有識之士如歐陽修、范仲淹等人都出身貧寒，他們更能理解民間疾苦和百姓所需，
這樣的人進士及第進入官僚集團有利於澄清吏治。
“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官政治實際上促進了一個脫離地域、家族利益、軍事力量限制的知識分子階層興起。
科舉取士規模增大，自然而然社會流動更為加強，
“科舉社會”逐步形成。錢穆先生曾說“科舉進士，唐代己有。
至此北宋當時的社會結構是明顯不同於之前。從北宋開始一直到明清，
士大夫在當時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幾乎完全佔據主流地位成為之後的政治中心。
北宋科舉取士改變了官僚集團的組成結構，使得官僚隊伍整體素質有所提高。尤其是在高階官員中科舉出身者所佔比例逐漸增加。
比如北宋時期科舉出身的宰相有65人，佔北宋時期宰相總人數71人的92%；副宰相共有153人，其中科舉出身者共139人佔91%。
和唐朝相比，唐朝前期出身科舉的宰相人數較少，唐朝後期科舉出身的宰相人數較多，根據吳宗國教授統計，唐後期從憲宗到懿宗七朝共有宰相133人，
但是其中進士出身者只有104人，佔總數的78%。
對比可知，北宋科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當時官僚隊伍的整體水平。
科舉與士人共治有效
眾所周知國家權力是把雙刃劍，有可能會因為“絕對的權力會帶來絕對的腐敗”，所以如何使得國家在擁有高度集中的權力下平穩執行，成功克服遇到的內外挑戰，同時這種高度集中的行政權力能在有效行使的過程中接受監督制約，不會走向異化，
這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巨大麻煩。
1。調諧統治階層內部關係
北宋以前，對於大一統王權能夠產生強有力挑戰的也就是士族公卿、貴族門閥階層，後者是建立在血親和門第基礎之上，經常是世襲制，這種力量很難被打破；
但是大一統王權傾向於或者說希望不被這種難以打破的力量所牽制。
恰好科舉制選拔出計程車大夫雖然能夠與統治者共治天下，但是很難對皇權構成威脅，宋室南渡也並不是因為官僚集團出現危機。
而是因為，北宋時期登科進士所有的權勢來源於皇帝，他們對於皇權有依附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他們的權力和榮華富貴直接來自皇權，
以至於他們對於趙宋王朝實際上是感恩戴德、忠心耿耿。
不僅僅是權力來源於皇權，北宋時期科舉制度的完備使得新生士大夫的力量源源不斷，正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這些士大夫深知自己當下的功名利祿並不意味著長久和世襲，
想要維持功名地位需要後代繼續在科舉考試中拔得頭籌，否則就會家道中落。
士大夫階層成為官僚集團的主導力量，使得北宋王朝大一統王權獲得更為穩定的治理基礎。
當然官僚體制是一種金字塔形狀的結構，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士大夫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隨著北宋科舉制度廣泛實施，士大夫填補了唐末以來世家大族衰敗的空白，“皇權不下縣”以往世家大族是代替皇權管理地方，
現在這一工作由士大夫代替。
士大夫階層沉澱到基層社會並不是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的本意，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和社會整體風氣對“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推崇，有任官經歷、道德素質較高、有才學和資金積累的退休官員和考取過功名計程車大夫逐漸成為基層社會政治治理的主體。
士大夫身份屬性是特殊的，一方面他們是依附於皇恩生存，需要為功名利祿兢兢業業努力生存的官員，他們即使卸任或者官階較低，也是享受國家特殊照顧的群體，是皇帝需要共治天下的成員。
另一方面他們又可能因為宗族、血親和社會風氣等因素影響，
在卸任之後成為當地受人尊敬的頭面人物。
具體到政治生活，士大夫一方面需要與官員、皇帝相互動以保證國家機器正常執行，另一方面士大夫之間也可以相互動，這種互動更多是脫離皇權之外的基於鄰里鄉親、道德禮制、地方風俗之間的互動。
實際上北宋時期這樣的官僚政治並不是運用單向行政權力來支配社會，
這種從上至下金字塔結構的官僚體制外也存在平面網路
，可以說類似費孝通先生提出的“雙軌政治”。
與垂直結構的行政網路相似，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的同時，
也可以與地方官員一起“共治”
，科舉制度不僅選拔出優秀的國家官員，而且選拔出了優秀士大夫到基層社會。
不管是國家還是社會，在取士之事幾乎被統治者全方面掌握的情形下，幾乎所有計程車大夫都是為實現“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理想抱負而考取功名。
於是這種雙軌政治在士大夫具有極高忠誠度的前提下有效執行，
實現了國家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和趙宋王朝長治久安。
2。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轉
趙宋王朝是一個典型的大一統王權政治，這種王權政治是以“力”為基礎的，這種“力”是能量巨大的、非理性的、衝動的，
因此如果這種權力走向失控，其所帶來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比如說秦朝，史書記載秦朝是個非常短命的王朝，儘管秦王贏政為創立大一統帝國曆經艱難，終於迎來大一統王朝新時代，但是為何它很快就被歷史的塵埃所淹沒，成為歷史嘲諷的物件。
秦國用它強大的軍事力量奪得天下，這種“力”就是強大而野蠻的，
但是這種“力”顯然無法解決大一統之後的治天下問題。
秦王朝擁有強大的國家權力，在這種權力之下的確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完成一些大規模的建築任務和軍事工程，長城、阿房宮就是很好的體現。
可是這種權力就像羅馬神話裡的雅努斯一樣有著兩幅面孔，為了完成統治者野心勃勃的征戰計劃秦王朝無所不用其極，
於是那副兇險醜陋的面孔便暴露出來，最終使得秦王朝遭遇了全面的治天下危機。
根據史料記載，當時秦朝服兵役的人數超過兩萬，佔據成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現了“徵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飽，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的荒誕局面，此外秦王朝為了鞏固自身統治還重酷吏任刑罰，
以“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這樣對“力”的過度崇拜自然導致改朝換代。
由此短命的秦王朝給之後帝王提供了慘痛教訓，後來漢武帝“任大而守重”唐太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都是具有這種強烈的憂患意識。
在一統王權這種治理結構之下，對於統治者的要求是非常高，同樣對於官僚集團的要求也如此。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對於“力”的掌控不可能統治者一家獨大，因此王權自然而然需要官僚集團來處理政務，
於是如何選拔合格官員就成為新的問題，科舉制度應運而生。
當然最開始選拔官員的制度並不是科舉制，更應該概括稱為察舉制。察舉制是以推薦為核心，科舉制則是以考試選拔為核心。
這種區別使得選拔官員的標準更加客觀化，不易被人為因素干擾。
科舉制的源頭可以追溯到隋朝，但是為何要將北宋時期的科舉制單獨單獨列出，主要原因是我認為科舉制度發展到北宋時期達到完備，
而且這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時中國官僚政治的發展。
唐朝也是一個人才輩出、繁榮昌盛的王朝，盛唐氣象可以從許多詩詞中窺見一斑，但是唐朝中後期政治表現確實談不上穩定，均田制瓦解和藩鎮割據局面讓我們看到唐中後期中央集權的削弱。
北宋初年，趙宋王朝統治者就意識到唐中後期的政治危機，
透過重文輕武內重外輕一系列政策加強了中央集權
，科舉制在加強中央集權過程中的地位舉重若輕。
趙宋王朝積極選拔忠誠於統治者計程車大夫，於是這些士大夫逐漸成為社會新興階層，最終形成“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而“行政力量的集中和擴張”，正是絕對主義國家甚至是現代民族國家的特點，
從這點來說，北宋因科舉又“超越”了傳統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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