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斷句
《為政》第七則，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對這句話，錢穆在《論語新解》翻譯為，子游問：“怎樣是孝道？”先生說：“現在人只把能養父母便算孝了。就是犬馬，一樣能有人養著。沒有對父母一片敬心，又在何處作分別呀！”楊逢彬的《論語新注新譯》翻譯為，子游問孝道。孔子說：“現在的所謂孝，是說能夠養活父母，而且父母的狗和馬也能夠得到飼養。父母、狗和馬全能夠養著，若不對父母心存敬畏，用什麼去區別贍養父母和飼養狗、馬呢？”
錢穆和楊逢彬的理解差異，體現在對“至於犬馬”的理解，錢穆理解“至於”為轉折連詞，楊逢彬則認為到先秦漢語末期，具有輕微轉折作用的連詞“至於”，它所銜接的，必須是較長的一個語段，“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的“至於”，不具備這一條件。因此他認為這句話應該斷句為“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這裡孔子是承接前面兩則，繼續談“孝”。孔子認為“孝”的根本在於“敬”，如果不“敬”，則“養父母和養狗和馬”就沒有分別了。
“犬馬”者，為人所驅使也，地位自然比人低賤，當然這是《論語》那個時代的理解和認識，不能簡單用今天的觀念來比附。
在《論語》那個時代，天地人被認為是三傑，人被視為萬物之靈，地位在其它動物之上，所以對人要講“仁”。《鄉黨》第十二則，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足見在孔子那裡，人畜有別，人是高於動物的。
按楊逢彬的斷句法，體現出來的是先說人，再說犬馬，自然也體現出人比犬馬要高貴的序列，所以對人要“敬”，以別於犬馬。
在孔子那個年代，已經禮崩樂壞，所以出現仁義的危機。很多人對父母的“孝”只是滿足於“養”，而不去考慮父母的喜怒哀樂，這在孔子看來不是真“孝”，因為這種“孝”和養活犬馬沒有區別，甚至比養活犬馬還不如。
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 ，必請所與 ；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離婁》）
孟子關於“孝”的思想和孔子一脈相承，也就是認為“孝”的核心不在於“養口體”，而在於“養志”。養“口體”，只是滿足基本的口腹之慾，和養“犬馬”沒有區別。養“志”是滿足精神方面的需求，是“仁”的內在要求。
孔子的思想對今天依然有啟示意義。“養老”不僅是作為自然生命的延續，而是要讓老人“老有所樂，老有所為，老有所學”。孝敬父母，不僅要讓他們“衣食帛肉”，而且要讓他們“安”之，“安”就是安心，實際上還是要對他們養“志”。
孔子說“父在，觀其志”，從精神上孝敬父母，讓他們發自內心地愉悅，才是真孝。如果只是讓父母吃飯穿衣，那麼是算不上孝敬的。當然如果連父母吃飽穿暖都做不到，那就是把父母當成犬馬不如，自然就不要說“孝”，連做人的資格都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