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虎不能在一起嗎
01 存在感比較低的清代佛教史
佛教從東漢初年傳入中國，經過魏晉南北朝、隋唐這兩個時期的繁盛，到宋代後，由於張載、朱熹等儒學家提升了儒學的內在說服力，變成了官方哲學。相反，佛學在很長時期，尤其是在清朝絕大多數時間裡一直是處在邊緣的地位。
然而有趣的是，鴉片戰爭後，西方的堅船利炮讓傳統讀書人“開眼看世界”。各種各樣的西方思想也傳進了中國。到了19世紀末，一直處於式微地位的佛學，怎麼就突然有了一個短暫復興呢？
到19世紀中葉，佛學都是不慍不火，雖然清王朝也崇信喇嘛，對佛教表示過相當的尊重，但大機率是一種政治統治術。神道設教，緣飾大清統治門面罷了。所以學者在寫佛教史的時候，往往對於清朝部分就一筆帶過。
大家只要看看梁啟超寫的《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明》清朝以前寫的都很厚實，但到清朝這兒就非常粗略（要說梁啟超最熟悉不過清朝，寫清朝學術史提筆就是洋洋灑灑數萬字）。由此可見，佛學講真在清代沒什麼說的。
但就在19世紀快要結束的時候，突然在思想開放的讀書人中興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佛學研究熱，這裡面有我們比較熟悉的譚嗣同）、梁啟超和章太炎等維新讀書人。
問題來了，我佛怎麼給火起來了？
02 佛學是“西方學問”
這些有新思想的讀書人在用中國傳統經學解釋西學後，選擇了佛學作為認識的中介，有一層不大不小的地理原因。
佛教是一個從“西方”過來的舶來品，而現在的西洋知識同樣是“西方”傳來的。天竺的佛經比起儒學的知識似乎在地理上還是比較貼近的。
很多讀書人熟悉本土的“天圓地方”、“天朝觀念”，卻不明白西方的那一套宇宙觀，那麼倒不如藉著已經傳進來數百年，自己熟知的佛學知識來理解抽象的西洋新知。
比如：
佛經中的唯識學是不是很像西洋的心理學知識？
佛經裡面的“人身八萬蟲”（看事情不要只看表面）是不是像西洋的顯微鏡知識？
《華嚴經》當中的“或作江河形”豈不是像西洋的大氣學知識？
總之，不管這些佛學含義和真實的科學有沒有差距，差距多大。只要需要，在這些讀書人眼裡，佛經裡的很多文字都可以變成和西洋知識相當的科學知識。
在19世紀末，接受從西方傳來知識的讀書人，都面對一個知識難題，即我們怎麼理解和認識這些西洋的知識？
大家都浸淫在傳統價值體系數千年，很明顯這些關於“地球圍著太陽轉”、“宇宙浩瀚無垠”的知識，傳統思維沒辦法理解，於是就需要藉助其他的資源作為一箇中介。大家在請完“諸子百家”之後（也就是用“西學中源”論來為自己接受西方知識提供一種合理性），突然發現佛學的一些講理方式和西學有那麼點貼近，於是佛學就被給挖掘起來了。這有幾個有趣的例子。
1884年，康有為在閱讀佛典的時候突然聯想到顯微鏡和廣電速度。無獨有偶，1889年，宋恕在閱讀完《華嚴經》和《寶積經》後，覺著“風輪持地輪”、“人身八萬蟲”和西方科學發現的地球、細菌知識非常相同，為此自己還偷偷樂了好久，覺著自己終於把佛經的真理給發掘出來了。譚詞同更是明明確確地表示西洋的科學道理“佛書皆已言之。”
當這種新發現被越來越多的人傳播以後，佛學也開始被越來越多的讀書人另眼相待。這樣，佛學就在這種對知識的朦朧狀態下慢慢復興。
這就是葛兆光先生講的各位知識人“打算用佛學的一套說法來‘格’西洋科學之‘義’。”
03 “我借佛學解西學”的文化意義更大
把佛學當做認識西學的一種知識資源，反映了一部分讀書人趨新、求取新知的風氣。雖然很多時候瞭解的不那麼真切，更多地是呈現一種霧裡看花的求取知識樣態，但這是不同文化交流過程中可能需要的一環。從這裡到20世紀上半葉傳譯進來的各種各樣的主義，也都經歷過大大小小“格”的過程。
我們不要小看這個過程。現代的宇宙觀不正是在這種“格”的過程中深入到許許多多的中國人的心中嗎？
寫到這，突然覺得五月天五月天《溫柔》裡的一句歌詞特別適合形容這種不同文化剛接觸的情景：
“不知道，不明瞭，不想要
為什麼我的心
明明是想靠近
卻孤單到黎明”
參考文獻：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
成慶：《革命的先聲——晚清的佛學與政治》，《讀書》，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