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龜嘴張不開什麼原因
時間從虎年跨到了兔年，當人們讚賞、分析著黃永玉先生畫的兩枚兔年郵票時，先生度過了他99歲的生日，和家人喜迎春節。
親情是人生最寶貴的財富，本刊特邀作家楊曉暉與黃永玉先生的女兒黑妮，穿越時間的閘門，看看治癒了無數讀者的黃永玉先生的溫暖家事。
笑治百病
藍色的兔子，神秘的笑容，寫信的架勢……當人們為著黃永玉先生仍然不走尋常路子，並紛紛猜測此藍的意味之時，黃永玉先生的女兒黑妮卻道出了原委。原來她小時候鄰居家養的兔子就是藍色的。“獺兔，灰藍色，毛漸進，個頭大。”
黃永玉畫兔
在罐兒衚衕住著，非常歲月，“家裡不比從前熱鬧”，黑妮回憶：“桌子底下三狗一貓，另一邊還有兩隻隨時蹦到爺爺身上臥著，抱團取暖的。”黃永玉先生對於各式動物的喜愛、熟悉與親近，在畫家與作家之中都是少見的，這使得他一生遠離教條，汲取自然精髓，生氣勃勃，無論繪畫還是文字，都充滿了原創性。古人云：“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動物比人好，動物不打孩子，人常常打孩子。”黃老師的幽默。
北京融德畫廊的孫世平先生請黃永玉先生畫生肖掛曆已經有近20年的歷史了。在《十二個十二個月》一書裡，黃先生風趣地寫道：自畫猴子郵票36年後，又到畫猴子郵票之時，他九十二三歲了。“我說這是我最後一次畫猴子，朋友哄我說：‘不老不老，你起碼還有二十年好活，再畫一圈猴子還有找頭……’”
黃永玉繪兔子掛曆
上一輪的兔子掛曆，“我不吃窩邊草吃什麼？”“月亮上造假藥最保險。”“上了烏龜的當。”——那些兔子漫畫像黃先生其他的動物畫一樣令人忍俊不禁。比如老鼠：“我醜，但我媽喜歡。”袋鼠：“根據我的教訓，子女要有出息，不能養在口袋裡。”麻雀：“我喜歡拿別人的小是小非來鍛鍊口才。”今年的兔子掛曆，十二張兔子畫沒有一張與過去重複的，既萌態又審美，兔子恣肆張揚的生命力好像要從畫面中蹦突而出。
這次住醫院時，掛曆就掛在黃先生的病房牆上，黑妮用一個橙子做了兔子的頭部，擱在倒置的玻璃水杯上。三維的橙色兔子，與封面上父親畫的兩隻笑口大開的白兔子構成了一個既喜樂又安寧的世界。“只要有一點勁兒，就要畫畫。勸不住，只能分分鐘盯著。”但黑妮是矛盾的：畫畫也是父親最開心的事啊！
黃永玉繪兔子掛曆
張新穎《要是沈從文看到黃永玉的文章》一書中，記載他與黃永玉先生的見面，黃老師說起自己吃飯的口味，“像我的文化一樣，都不是正統的，有什麼吃什麼。醫院的飯我也能吃，我跟你說。我一個朋友，我去醫院跟他住了幾天。我朋友說，這個飯，你怎麼也吃得這麼歡。我開玩笑，我老說，一個人每天能對得起三頓飯就不容易了。”這場面令人想起人家送沈從文草帽，他躺在床上就笑盈盈戴上。創造力如此豐富，同時又惜情惜時。
黃永玉繪兔子掛曆
2021年11月，黃永玉先生給他的詩歌集《見笑集》中的每首詩都配了精緻的畫，兩週時間畫了160幅插圖。2022年3月，黃老師接受央視採訪，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辦“詩與插畫展”，影片上親自朗誦詩作，接待四方朋友，著作再版，兔年郵票首發……他一直跟我們在一起。——從來沒有像現在這個時刻，我們認識到：幽默精神、喜劇才華可以治療百病。
天佑吾家
“明早六點半陪我爸爸去醫院複查。我還有點咳嗽。”“複查可順利？要這麼早去醫院，辛苦！”“九點二十就回家啦！一切都好，謝謝惦記。”“肺是正常的了。”這是1月5號、6號我與黑妮的微信。
黃永玉繪兔子掛曆
這幾年，黑妮從義大利與北京兩邊跑的生活改變成全年住北京，在順義太陽城照顧父親的日常，陪伴父親出席文化活動，接待父親的訪客。哥哥黑蠻在香港更多地照顧母親。見過黑蠻的周克希先生說，黑蠻也是天生具有幽默感。父親的文稿總由黑妮電腦打字，出版方有看不明白之處，再由黑妮詢問父親後仔細回覆人家。父親畫到深夜，黑妮準備好宵夜。蘇打餅乾上抹乳酪，天熱的時候再加上一根冰棒。還有巧克力、香蕉、黑妮做的醉雞。從黃永玉先生的文字裡知道他滴酒不沾。
黃永玉
黃永玉先生67歲時在翡冷翠住過大半年，在黑妮家鄰近的“萊頗”，租了一套幽靜的房子。這段在海外既創作又享天倫之樂的時光，黃先生寫生、觀景、看名人故居、與鄰居交談，黑妮當翻譯。《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一書記載了那段美麗的日子。美妙的文字與美妙的插圖，至今印刷了近十次。並且被翻譯成義大利文出版。“女兒做了湖南湘西鴨子，乾燒豆瓣魚……客人戰戰兢兢地探索，吃上一口之後接著就是猛攻，看起來就是欣賞得很。”父女倆的“互動”經常十分精彩。“前幾天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問黑妮：‘義大利的小孩穿不穿開檔褲？’黑妮大笑說：‘不穿。’”黑妮和義大利科學家彼得·奧莫德奧的女兒瑪利亞是好朋友，多年一起在湘西、貴州、四川做扶貧工作。彼得·奧莫德奧在《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義大利版的序言中寫他的好朋友：“遺憾、憤怒和憂鬱都不適用於永玉。永玉對我們說過他在養豬場受到的‘再教育’，對他而言，不過是一次荒謬的經歷，對此他並不感到憤然，只是感到好奇；他很樂觀，甚至還感到生活豐富多彩。”
黃永玉繪兔子掛曆
在《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的後記裡，讀到黃永玉先生這樣的文字：“女兒小時候對我說：‘爸爸，你別老！你慢點老吧！’她都大了，爸爸怎能不老呢？女兒愛爸爸，天下皆然。”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她大約八九歲。熱火朝天的動盪，我每天乖乖地到學校去接受審訊和監督勞動。女兒也承擔著過分的恐懼和不安。一天早上我上班的時候，她站在陰暗的屋子中間輕輕對我說：“爸爸，你別自殺，我沒進過孤兒院啊！怎麼辦？爸爸！”我拍拍她的頭說：“不會的！孩子！”——為什麼如此白描的文字卻使人淚湧？
黃永玉繪兔子掛曆
2015年張新穎的《黃永玉先生聊天記》一文裡，談到木刻的板子，黃永玉先生說：“還有一些，很多沒有了。所以，我給兒子，最近寫個紙條給他，我說老爸是，半輩子是一刀一刀地鏟；‘文革’以後呢，一筆一筆地畫；現在這十年間呢，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寫。這一輩子就是這樣。”
信
文 / 黑妮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下旬，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孩子被送到祖國最南邊或最北邊的農場紮根，或是插隊落戶當農民。一家五口分別居於大江南北的四個地方一點都不奇怪。為了讓家人知道各自的情況，寫信成了每家生活的一部分，一封信要輾轉三個地方。信封、信紙、郵票變成特需物品，銷路應該一下子就上升了，不過當時沒人統計。
我們家只有父親去了部隊的農場，坐火車一個晚上，黎明前可以到，雖說不遠，不是說回來就能回來的。但我們每個星期都能收到他的信。一年多之後，有了一個去農場看望父親的機會，母親決定讓我前往。我們先寫信知會了父親，為了保險起見，出發的頭兩天還拍了個電報過去。電報在我到了村裡第二天才到達，可見信比電報靠譜得多。信到達的前後順序打亂了，也不一定是壞事，母親把黃新波伯伯去世的訊息寫給父親，之後得知是誤傳，趕緊寫信更正，好在兩信同時到達東陳村。父親還沒來得及哀傷就釋然了。
早年黃永玉手繪黑妮
母親善寫信，走筆飛快，被父親稱為寫信大王，她不光給父親寫，還寫給我的大姨，二姨、三姨，幾個小姨，兩個舅舅，在廣州的外婆，湘西的奶奶，叔叔，老朋友。我也就經常跑馬路對面的綜合商店購買信封，信紙。航空信封不太好買，要去文具店，航空籤兒也得在郵局取。平郵郵票八分，航空一毛。這些都需要事先備一些的。還有深綠色的圓形郵筒，有的挺高，那個塞信進去的口是個不寬的縫，一點都沒考慮到寄信的往往是小孩。母親來義大利住我家，家在村裡，下山五分鐘就到了市中心：郵局、商店、飯館無一不全。她每日忙著，一如既往寫信給五湖四海的親朋好友，又擔心“窮鄉僻壤”的村子通訊不暢，為此我特別請郵遞員當著媽媽的面，把安裝在我家對著大街牆上的紅郵箱開啟，將她剛扔進去的信取走，母親看著，終是不忿。
我們搬進四合院，很快跟郵遞員交上朋友，他名彭鬥，後來《北京晚報》報道過他，才知道其原名彭十升，跟他小時候的身世有關，糧食和命拴在一起的日子啊……彭鬥叔叔，我們這樣稱呼著， 他在門口吆喝一聲誰誰家有信，我們就樂了，趕緊往院門口飛奔。
罐兒衚衕後來改名京新巷，衚衕不長，二三十米，左邊兩個院門，往右拐彎還有一個門，右邊三個門，一個門裡住著不少戶。我們院門在左數第二個，斜對面院子是衚衕右邊的第三個門。都是郵局員工和家人。院子裡有幾個比我小點兒的孩子：奶精、小二、小蘭，能玩到一塊。小二小蘭他們家養了兔子：獺兔，灰藍色，毛漸進，個頭大。小二橫著抱，堅持不了一會兒就得放下，是真大。
冬天進入我們生活的第三個年頭了，親朋好友往來得謹慎，家裡不比從前熱鬧，但也都像母親以往經常掛在嘴邊的：各神歸各位。什麼都不快的時候，給了細細品味的機會，因為慢，才有了期盼，信寫完放進信封，封上了口，也是等回信的開始，就已經開始高興了。
寫信， 寄信，收到信的喜悅，還有多少人記得呢？剛寫完信的兔子，鋼筆攥在手裡，信封已經準備妥當，只等扔進郵箱，這個郵箱不等於現在手機上的郵箱，應該是深綠色的，有圓直筒形，有方形，大街小巷，拐彎的地方都能找到。不過這兔子還沒去，“他”想起遠方的收信人收到信有多高興，“他”就有多高興，所以就笑了。開心笑著的兔子是藍色的，讓我想起兒時撫摸過的大獺兔，回憶起以往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
（原標題：人物 | 黃永玉：99歲，親情如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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