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時代是什麼時候
本文轉自：光明日報
中國雖然早在秦朝就建立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這一歷史程序中，我們一般都會關注到兩條主線，即“王化”和“教化”。“王化”是以皇權為頂點構建的“有形之手”，而“教化”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構建的“無形之手”。這兩條主線隨著王朝國家力量的強弱和統治者觀念的改變而發生變化，並“牽引”著周邊地區納入王朝國家統治秩序。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周邊地區的地方精英在其中的“主動作為”。明清時期，身處西北邊疆的土司，面對強大的中央王朝，為了鞏固自身地位、獲取資源控制特權，利用家譜、信仰、貿易、文化變遷等主動建構對國家的認同，並使其管理的區域和民眾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
明清時期，西北土司雖與中央王朝相距千山萬水，但“襲替必奉朝命，雖在萬里外，皆赴闕受職”（《明史》卷310《土司傳》），且聽徵調，保邊塞，無論西北局勢如何變動，仍保持“捍衛之勞，無悖逆之事”。明永樂十年（1412年）涼州土酋老的罕叛亂，河州土司何銘出征甘肅，勇猛異常，追虜至沙金城（今青海大通縣境內），在作戰中陣亡。為表彰何銘之功勳，明成祖親遣行人程遠諭祭何銘之靈。明嘉靖年間，擔任都指揮使的莊浪土司魯經，因病請休，朝廷不準。甘肅巡撫許鳳翔上奏明世宗，“世將敢戰，知名異域，今邊患棘，不宜聽其去”（《明史》卷174《魯鑑傳》）。明末李自成起義席捲中原及西北，崇禎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派賀錦率部攻打西北各地。莊浪魯土司與西寧祁土司歃血為盟，誓死抵抗。土司魯映昌後被活捉，“勸之降，不應”，被起義軍處死。
西北土司對王朝國家強烈的政治認同，除了由於西北土司勢力較小以及中央政府對其較為嚴格的管控之外，還在於其自身透過纂修家譜、重構家族祖先記憶，在更深層次上強化國家認同。如西寧李土司家族的族譜中記載：“僕自始祖拓跋思恭以平黃巢功，賜姓李氏，世長西夏。至賞南哥，元封鄯善王，駐節湟中。傳至南哥公，歸附我太祖。”（李鴻儀：《西夏李氏世譜》卷一）莊浪魯土司家族的族譜中亦載，“始祖諱脫歡，元世祖之孫。仁宗皇慶二年，晉爵安定王，歷事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王繼光：《安多藏區土司家族譜輯錄研究》卷二）。
暫且不論族譜所載土司祖先事蹟的真實性，但他們卻“不約而同”地具有一共同特徵——皆為中央王朝的忠臣良將、達官顯貴。這一方面是西北土司向世代子孫宣揚祖先的榮耀，另一方面也在表明土司雖遠在邊陲，但其原本就是中央王朝的臣屬。各土司還將中央王朝的誥敕置於族譜的卷首，以示對朝廷的尊崇，僅莊浪魯土司家譜中就記載了自洪武七年到萬曆年間80件誥書敕令。
西北土司中還存在一種獨特現象，他們透過重塑新的祖先信仰，從而改變家族的起源歷史，以強化國家認同。例如河州何土司家族始祖本為鎖南普，元末擔任吐蕃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後歸降明朝。但根據筆者對何土司後裔的田野調查發現，其後世子孫卻將北宋將領楊四郎作為“祖師爺”供奉於家廟之中，直到今天仍然受到其後裔的祭祀。顯然，何土司為了表明自己身份的“正統性”，強化土司統治的“權威性”，重構了本家族的起源歷史，在一次次的祖先祭祀活動中，不斷強化著新的家族記憶。
二
西北土司所領屬民的生活習俗受地理環境影響，多以肉食和乳品為主，需要助消化的飲品，而“茶性通利，能盪滌之”。於是形成了嗜茶風俗，“不得茶則困以病”（《明史》卷80《食貨四》）。所以，西北土司需要透過貿易來換取中原的茶葉。同時，中原對於西北盛產的馬匹具有巨大需求，使得茶馬貿易隨之興起。據《明實錄》記載，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五月明朝在西北地區以茶易馬10340匹，後雖有所減少，但嘉靖時期每年易馬數仍以四千八百匹為額，可見當時茶馬貿易規模之大。在茶馬貿易的帶動下，西北與中原互通有無，遊牧與農耕互為補充，民間貿易也非常興盛，還因此產生了丹噶爾（今青海湟中）等著名的商業城鎮。所以說，茶馬貿易就如同一條紐帶，將西北土司與中央王朝緊緊聯絡在一起，正如弘治年間督理陝西馬政的明朝名臣楊一清在奏疏中所言：“以馬為科差，以茶為酬價，使知雖遠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明經世文編》卷115）。
西北土司歸附明朝後，大都不遠萬里，主動進京朝見天子，貢獻方物。後因次數過多，應接不暇，明廷遂規定：“西寧十三族、岷州十八族、洮州十八族之屬，大者數千人，少者數百，亦許歲一奉貢，優以宴賚”（《明史》卷330《西番諸衛》）。如遇到皇帝萬壽節、皇太子千秋節等朝廷慶賀大典或受到朝廷特殊恩賞，西北土司也要進京朝貢，其所貢方物一般為馬匹、寶石、皮貨等土特產。對於西北土司的賞賜，明朝按照“厚往薄來”的原則議定，“河州衛、必裡千戶所千戶，每員銀六十兩、彩幣六表裡、鈔百錠。曾授金符頭目親來朝貢者，銀五十兩、彩幣五表裡、鈔七十錠、紵絲衣一套”（《明太宗實錄》卷18）。為了追求高額利潤，西北土司往往趨之若鶩，“朝貢不輟”，有的使團人數多達數百人，有的使團“其意蓋假朝貢之名，潛帶金銀，候回日市買私茶等貨”（《明英宗實錄》卷177）。
三
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西北土司積極推動自身文化變遷，主動接受中原文化影響。從龔蔭所著《中國土司制度》中，我們看到甘肅和青海西寧地區的土司幾乎都改為漢姓，總數達48家。除了在本民族的名字前冠以漢姓之外，有的土司還取漢名。例如西寧李土司，除始祖名李南哥外，其後世子孫皆用漢名漢姓。亦有一些土司還有字有號，如莊浪魯土司三世祖魯鑑字明，四世祖魯麟字世詳，五世祖魯經號西昆等。
西北土司大力推崇並主動學習儒家文化。天順八年（1464年）十月，魯鑑捐銀百兩重修莊浪衛儒學。河州何土司衙門也設有私塾，聘請當地的儒士教授子弟。西北土司家族中有多人儒學造詣不下漢族士子，並金榜題名。而其中尤以西寧東、西李土司家族為最，他們頗慕儒學，人才輩出。李土司家族在明清兩朝共有2人高中進士，1人考中舉人，1人考中秀才，4人先後入國子監。東伯府十四世土司李世泰，自幼唯好中醫，“其賦性仁慈，尤慕醫學，年弱冠師事巨，口傳手授，如有所悟，雖書方時有訛字，然服其藥，功效立著”（楊應琚：《西寧府新志》卷7）。可見，李土司家族已成為一個以仁義治家、以詩書傳家的書香門第。